这样的相爱方式在那个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对于作家的创作无疑是最便利的一种相爱方式。《红楼梦》中的宝黛之爱，二人也一样有天缘，来自前世的“木石同盟”，宝黛爱情也是前世注定的。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像才子佳人小说男女青年一样，一见面就陷入爱河，几不自持。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仔细认一番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曹雪芹并没有采取才子佳人小说的速成相爱方式，他们的爱情是在朝夕相处中确立和深化的。黛玉初进贾府之后的几年中，都是和宝玉同吃同住在贾母处，“一床睡，一桌吃”，两人打小培养起来的感情与别的姐妹自是不同。再者搬进大观园后，宝玉的怡红院与黛玉的潇湘管离得很近，位置上的便利又为宝黛二人的深入交往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因此，宝黛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相爱，与才子佳人的速成恋爱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封建社会下的未婚女性深锁香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也不过闺房与庭院，基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未婚男子。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见钟情既不符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相比之下，宝黛的相爱方式，既别开生面，又不落俗套。

《红楼梦》宝黛爱情的推进方式： 大观园 VS 才子佳人小说的后花园

才子佳人的恋爱通常以两种方式推进，一种为男女主人公后花园私定终身，题诗传情，幽期密会，所有环节都在后花园完成。

佳人思春，才子风情万种，二人的约会都不少了一位小姐贴身丫鬟的协助和撮合，情节发展逻辑并不具有现实性。

另一种方式是，才子与佳人因相互爱慕竞而相互追寻，在追寻过程中总有小人从中作梗，男女主角总是匆匆一见，便杳无音讯，从此双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寻找的过程异常艰辛。

男女双方基本没有正面的情感交流，最后通过天下无双的才学比诗招亲，二人才得以相见。但不管哪种恋爱的推进方式，恋爱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才子中状元，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所区别的是，前一种方式的团圆结局旨在说明情有所归，后一种方式则主要源自文人补偿心理使然，男女恋爱过程重在展示才学，感情倒成了陪衬。

《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推进方式也有一个后花园--大观园，但此园非彼园。大观园里给了一群小儿女一个释放天性的空间，但并不容许他们恋爱。恋爱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私情，是下流痴病。第九十七回，黛玉听说宝玉和宝钗即将成婚后病入膏肓，贾母看完黛玉后说了一段话：

贾母心里只是纳闷，因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顽，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

贾母道：“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可见，在封建礼教下，未出阁的小姐思春是万万不能的，更不能像才子佳人小说里那样，私下幽会定终身。宝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断断不能明着谈恋爱的。他们的恋爱只能是暗流，不能明说，更不敢承认。那么他们二人的爱情要如何推进呢？曹雪芹首先把二人置于一个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大观园里，然后把他们的爱情基础建立在致力于共同的人生观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上。这样使得宝黛爱情既有现实基础，又不失理想空间。林黛玉爱慕贾宝玉，不能明着问”你爱我吗？“，于是有了她不断反复印证这个问句的行为，奚落宝钗，担心史湘云，种种行为只是为了确认贾宝玉心里只容得下她一人。而贾宝玉为了确认到底爱谁，频繁与林黛玉交往，共读一本《西厢记》，最终找到了思想上能与他共鸣的知音。两个人经过一番”你证我证，心证意证“之后，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贾宝玉终于给了林黛玉一个答案，说了三个字”你放心“，这就好比对林黛玉说了一句”我爱你“。两人最终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宝黛二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缓和期。

由此可见，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爱情推进方式是通过第三方，即外界的力量实现的，诸如小姐的丫鬟，小人的拨乱，父母的阻挠等。而《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推进方式则是通过内在精神上的共鸣实现的，贾宝玉寻找的是一位与他在精神上契合的灵魂伴侣。前者直白的表现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婚姻模式的反抗，但这种模式仅是作家们的“白日梦”。尽管它看上去不具有任何强力，但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们在想象中通过苦恋单相思某一特定的理想对象，从而稀释了现实世界的残酷，得到心灵的安慰。后者的方式既借助于理想空间，又超越了旧有的模式，把爱情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情趣共同人格追求的基础之上，两心相知，两情相悦，使爱情赋有了思想含量哲学意味，也不失爱情的韵味。

《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结局 VS 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

《红楼梦》宝黛爱情的结局以宝玉与宝钗成婚之际，黛玉焚稿含恨而亡收尾，这样的悲剧结局迥异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小说始终没有打破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侠客为主角的大团圆的故事模式。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传奇性、白描、传神和意境几个方面，这与中国白话小说兴起和市民阶层接受对象的需求有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唐人传奇相似，虽”非必出于效仿“唐人传奇，但实际上具有一种受唐人传奇影响又不同于唐人传奇的创作模式。传奇表现的是不完全脱离实际生活，但与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理想世界。这种理想性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爱情的至上性、自由性、神圣性和永久性是才子佳人小说追求的理想境界。古代作家将自己在仕途或婚姻上所受到的挫折，在小说中借爱情来表现理想或抱负，以此来弥补在现实世界无法达成的愿望，通过这种形而上的恋爱模式得以慰藉。因此，从传奇的角度来理解才子佳人小说喜剧式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体现了形式上的和谐与优美，而且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具有人性的和谐的理想世界。

这种和谐的理想世界在《红楼梦》中也通过大观园体现了出来，但《红楼梦》宝黛爱情结局摈弃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以悲剧收尾。

这样的悲剧结局一方面与全书的内容结构相关，《红楼梦》不是单纯的”言情“杰作，它不是单纯的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其中的反封建主题更加突出。

它的主题表现并不在于单纯的肯定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要求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在于表现主人公跟封建制度从生活道路到整个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尖锐对立，揭露的是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没落，预示的是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在这一大主题的前提下，可以理解曹雪芹写《红楼梦》不是在为封建社会唱赞歌，而是在唱衰歌。在这样的环境中，宝黛爱情不可能以喜剧的结局呈现。

另一方面，曹雪芹的个人经历对《红楼梦》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他曾经生活在钟鸣鼎食之家，随着康熙皇帝的寿终正寝、雍正皇帝的上台，由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失去了皇恩浩荡的盛世，失去了秦淮风月的繁华。他对”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有着深刻的体会，亲身经历并体验了封建贵族家庭败落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斗争，并深刻的意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走向衰亡。

回到小说中，贾宝玉生活的贾府，虽然表面上呈现的是一种繁华，但内里却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缓解这种矛盾，贾府急于寻找接班人，急于把贾宝玉按照封建贵族阶级的需要和封建道德的标准，将他打造成一个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忠臣孝子，成为新一代封建贵族家庭的顶梁柱。但偏偏贾宝玉是个”不肖子“，他的叛逆思想，恰恰是在封建制度走向瓦解过程中，在错宗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孕育出来的。虽然曹雪芹的阶级意识并不明确，但他显然感受到了贾府内外的种种矛盾跟家庭的衰败是分不开的。

贾宝玉处于种种矛盾的中心地位，他的活动既受制于这些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又牵动着矛盾的发展。而林黛玉作为贾宝玉的思想同盟者，她的存在更加增强了贾宝玉与周围环境的冲突。由此可见，宝黛的存在并不单纯的是为了谈情说爱，他们身上有着更重要的反封建使命。因此，宝黛之爱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们的爱情只有以悲剧结束才能体现曹雪芹的创作意义。

综上所述，才子佳人小说的恋爱模式一般为：一见钟情--传递诗简--小人拨乱--奉旨成婚，这种模式被曹雪芹称为”千部共出一套“，《红楼梦》的恋爱模式为：相识--相知--相爱--相离。前一种模式反应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后一种模式则是将现实与理想进行了结合，更能体现深刻的时代意义。《红楼梦》在才子佳人小说的基础上有继承亦有否定，有借鉴亦有扬弃，它突破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恋爱模式，将恋爱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把揭露现实与描写理想有机的统一起来，把青年男女的恋爱和封建家庭内部的矛盾结合起来，作品的艺术性远远超出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境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