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自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可能是为了学术的严密性，在红学界，什么是“自传”就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了。我们且看一看专家学者的困惑： 在《红楼梦辨》出版两年后，余平伯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首先修正的是“《红楼梦》的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他说：“《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平生，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现在所应当仔细考虑的，是自叙平生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换言之，《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例若何？”

1952年，俞平伯把《红楼梦辨》改定成《红楼梦研究》，声称他进行修订的原因之一，即是“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 胡适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胡适说：“我的研究，是要指出《红楼梦》描写的故事和人物，不完全是假的，许多是有事实作根据的，《红楼梦》是一本写实的小说，虽然也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实人实事总是最基本的主题。当然，我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自传性质的小说，不单单说是自传，也许就不会引起许多误会了。不过，我说的自传，那时从主要部分来说的。”

1949年，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妍斋评》：“《石头记》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实写，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术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譬如大荒山下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等等，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历史看。但除了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帐式的日记年表，确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 这里涉及的概念有“自叙传”、“自叙生平/平生”、“叙实”、“自传性质的小说”、“自传”、“百分之百写实”、“生活实录”等。请注意，这些概念，定义的都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指“艺术的真实”。那么，这里的纠缠在何处呢？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郁达夫说“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这是作家在什么意义上这么表述的？难道听不懂，说不明白吗？如果再说到钱钟书先生以“佯谬”写作技巧定义的“自传就是别传”，就更加让某些人不知所云了。 而我们的红学家，费了多少口舌，浪费了多少时间，讨论的不过是一个文学常识的问题。说其“胶柱鼓瑟，死在句下”不为过吧。 当然，这些红学家如此强作解人是情有可原的——他们都不是小说家且不懂文学批评。你看看胡适考证曹雪芹的生年，非得让其过上一段繁华的日子，而周汝昌又坚持曹家必须“复苏”，否则《红楼梦》无从写起，就知道他们对于小说创作是多么外行了。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过：“然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见作家；所以红学家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从美感、幻想、经验……等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艰苦的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范这种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明显的例子。”

七 “繁琐考证，违背常识”，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和“铁岭说”的考证上。（94年95年此论甚沸）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曹雪芹的祖籍当然可以考证。但曹雪芹的祖籍本来确定无疑，由“祖籍”概念的限定、历史传记的记载、文物与文献的互证，其祖籍就是古“襄平”，今“辽阳”。但某些红学家依旧闹得沸沸扬扬，盖棺难定。专家学者详实有据的批驳不必重复了。我们仅从常识判断：弟弟的后代能否以伯父的居住地为自己的祖籍？端明、端广兄弟俩“永乐年间”从江西出来，一个到了丰润，为“丰润曹”的始祖；一个到了铁岭，为“铁岭曹”的始祖。怎么“铁岭曹”的祖籍就是“丰润”了呢？“丰润谱”不载“辽东曹”，“辽东谱”也载“丰润曹”，曹雪芹祖上历史记载是“著籍襄平”，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怎么就能够考证认定“丰润曹”与“辽东曹”是“同族同宗”，怎么就可以否认曹雪芹祖上的自报家门呢？有意思的是，主张“丰润说”的也感觉到论点根基虚设，理屈词穷，于是就千方百计的凭空演绎端广在丰润的端明处住了一段或很长时间，从而将端广在丰润的住籍归于丰润，这是应当与合理的历史考证吗？更有意思的是，“新丰润说”的“过籍说”与“铁岭说”的“搬家说”，什么《红楼梦》的作者是丰润的曹渊，后来过继给曹寅，改名为曹颜，以后又回到了丰润。什么“三韩”是铁岭，“襄平”是铁岭，“千山”、“长白”、“沈阳地方”等等七处都是铁岭。他们怎么也不想一想，说一两个地方是铁岭可能性还有一些，说这些地方都是铁岭，从常识上判断，这可能性还有吗？（有兴趣者可参看有关此说资料及95年的《红楼梦学刊》）

这些考证，客观说来，都逸出了文学批评对作者与作品的关注范围，都谈不到什么学术研究，也用不着学术讨论，思维正常的人用基本常识就可以并且应该判断是非了。专家学者，如此作学问，不是匪夷所思吗？

八 最后说一说“倒行逆施，恶紫夺朱”，这正是我基于文学批评的立场，对“索隐派”红学的看法。

我也看“索隐派”的文章和著作，有时还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是看热闹、看疑惑。我看这些研究者又从《红楼梦》中“索隐”出什么新鲜玩意？我看同样是研究《红楼梦》，这些研究者的思维怎么就这么奇怪？但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特别是对唐德刚关于作家介入到红学的祈望感到遗憾。关于历史与文学，素材与作品的关系，就文学批评的作用与目的来讲，关注的理由是为了通过学术研究来加深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欣赏并进而对作品的艺术性下判断。所以，研究的兴趣只能立足作品，对照已经掌握并确切可靠的历史与素材，或者作者的手稿，研究作者的艺术创作经过和成就。孙绍振教授曾提出还原法：素材+艺术创作=作品。如符?日丹诺夫通过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手稿，撰写了《的创作过程》。蔡义江先生、沈治钧先生通过《石头记》的手抄本及相关资料研究分别撰写了《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红楼梦的成书研究》。但不能倒行逆施，作减法：作品-艺术性=素材/历史，然后考证作品的“本事”。因为这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历史研究。如果说是历史研究，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历史研究。试问，一个虚实相间的文学作品，把艺术性滤掉，寻找其中真实的历史或素材，好比从齐白石画的大白菜中去找出老先生写生的那年秋天那条垄沟中的大白菜，这样的历史或者生活素材能令人相信吗？开什么玩笑！所以“索隐派”的学问不必恭维，他们的谬误也不值得批驳，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对与错，有与无，是与非，真与假；他们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联想、幻想、想象力是“相当的”不错。我是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真相信、肯定相信他们考证或者索隐的结论。他们在“玩儿”呢，玩“平民”，玩“草根”，玩“自树旗帜”的作秀，玩“另开门户”的意气，玩“老鼠捉猫”的游戏，当仁不让的红学家还一一驳难辨证，您干嘛那么认真啊，查典册，熬灯油，费口舌，还以为真理在我的手上，您犯得上吗？

所有的“索隐”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都是与文学批评、学术研究、艺术欣赏不搭边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对《红楼梦》的研究而言，是瓦釜雷鸣，是恶紫夺朱。

九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里说：“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论者进而列举了五方面“关于卡夫卡”的“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其一，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其二，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了圣徒传记；其三，卡夫卡学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其四，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其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卡夫卡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它。试把引文中的“卡夫卡”换成“曹雪芹”，相信我们的红学家会会心一笑的。俞平伯先生一辈子研究红学，且受尽政治迫害，晚年痛定思痛，大彻大悟。他在《红楼新解》中激然说到：“人人皆知红学出自《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越昌，红楼愈隐。”又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得越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为‘烂断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他走进一家专卖诠释《圣经》的图书馆，馆员对琳琅满目的关于《圣经》研究的书说：“这些作者，并未在《圣经》中寻求应当相信的，却寻求了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丝毫没有把《圣经》当作教义的经典，从而接受这种教义，却把他看作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因此，他们歪曲了书中的一切意义，折磨尽了书中所有的篇段章节。这是一块土地，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闯进去，如同打劫一样。这是一片战场，敌对的国家可以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打仗，有人冲击，有人做前哨战，方式很多。”试观当今“红学”，不用说索隐了，即使是考证，是否也有人将《红楼梦》看作“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用红学化的曹雪芹代替曹雪芹了”了呢？来源：红楼梦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