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红木用于家具制作，还是从明朝开始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发达，重量级的海船装了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运至国外，从那里装了染料、金银器等返回，但真正能返回的商品不多，中外贸易长期来处于顺差的情况。有时返回的货装不足，船老大就会装些红木压舱底，否则轻船航行在海上会摇晃得厉害。红木就是这样当作压舱货来到中国的。后来木工老师傅发现红木质地坚硬，就拿它做了家具。髹饰后木纹也很漂亮，于是红木家具继黄花梨、紫檀、乌木及鸡翅木家具之后，登上中国人的大雅之堂。

到了清朝，黄花梨和紫檀等硬木原材紧缺，红木家具就大行于道了。

上海开埠后，上海的木匠受西洋方文化影响，将西洋家具的一些装饰纹样用于中式家具的设计与打造，红木家具就成了海派家具的代表作品。从现存的民国时期红木家具看，它们确是中西文化的结晶。据老木匠回忆，当时大量的红木作集中在今天的虹口区一带，红木家具的木匠比白木家具的木匠档次要高一个层次。因为红木家具做起来难度挺大的，连工具都不一样。比方说，白木刨子只有一把刀，而红木刨子有十几把刀。红木只有木屑而没有刨花。可见这种硬木有多硬了。红木虽然硬，但可以雕各种花纹，透雕、浅浮雕都可以。白木家具中只有核桃木能与之相比，榉木、榆木、樟木等只能粗加工。工艺质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些名人故居中看到整堂的红木家具，并从它们成套的布置中了解旧时中国传统居室的格局。比如在城隍庙的豫园、青浦的课植园、南浔的张石铭故居等，可以肯定的是，红木家具为中国人的起居生活提升了文明程度。红木家具所表现出来的秩序感，一直是旧时上海人家精心维护的。

十年动乱之初，红木家具首当其冲地成了“四旧”。红卫兵们抄了大户人家，将红木家具与旧书籍、旧衣服等物品一起堆在空地上焚烧，为革命行动增添了色势。今天细究起来，红卫兵大都出生于贫民家庭，别说红木家具，就连白木家具也不齐全，所以很难说大破大立的行动中没有仇富心理作怪。

记得有一天，我们弄堂里有一家逃亡地主被抄了，整堂的红木家具——包括八仙桌、蛋凳、大衣柜、五斗橱、安乐椅等被抬到马路中央烧了，冲起的烈火使围观的人不能靠近。由于红木家具质地紧密，烧了一天一夜才将它们彻底消灭。后来我发现柏油路也烧出一个直径有两米的大洞。

后来我又发现，红卫兵们抄家获得的红木家具和大户人家为了度日流出来的老家具堆在淮国旧的库房里，像山一样高。商店后门的长乐路上，一排风也吹得倒的摊棚内，也堆满了老红木家具。

有个“淮国旧”里工作了三十年的老法师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店收进许多红木家具，凡是雕着龙凤仕女的一律一榔头砸得粉碎。门板上有龙凤花纹的，甚至桌子、床边柜的老虎脚也不能留，用凿子凿掉。有几件家具雕工真是精细啊，真算得上国宝级，我现在眼睛一闭就想得起来，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

这种打击是物质层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属于毁灭性的，以致在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人敢买明清家具，尽管便宜得难以置信。1968年夏天，我在淮国旧里看到，一堂海派风格的老红木家具，标价500元；一只蛋凳只要20元。

我有一个邻居，从“淮国旧”里买了两把太师椅配一只茶几，只用了40元。但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里弄里的阿姨借题批了一顿。他只得再拿到“淮国旧”，卖了35元，蚀了5元，心痛了好几天。还有一个老宁波，是奉帮裁缝，花了36元从“淮国旧”搬回一只通身雕满花纹的五斗橱，后来他儿子去黑龙江插队，想卖给邻居，没想到原价也没人要。

有一次我还在淮国旧看到来了一辆卡车，将好几件厚重老红木家具装了上去运走，我问老法师是谁买的，老法师叹了一口气后说：“这是秤分量卖给民族乐器厂做乐器配件的，比如胡琴的柄啊，弦轴啊。前几天也装了一车卖给工具厂，做木工用的刨子和秤杆。再不成，送到文具厂做成算盘珠。真是大材小用啊，罪过！”

这个老法师曾收进过一套老红木厅堂家具，八椅四几，总共才40元。进店后领导认为没人会要，就转手卖给乐器厂，厂里的人当场拆开，把好端端的大理石几面也砸得粉碎，不值钱嘛。“淮国旧”有个采购员从一户人家那里以1500元收进一副紫檀架子床，领导上认为太贵了，属于业务事故，后来以1100元卖给乐器厂，亏损的400元由采购员逐月退赔。

红木家具的价值回归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静悄悄的，不事声张的，因为当时还处于运动后期。它的背景是，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对外贸易开始活跃，有些外宾也来上海参观访问，顺便带点工艺品回国。在一年一度的广交会上，历代书画和古玩是吸引外宾的一项大宗商品。有个在文物商店工作的老法师回忆说，当时一件清早期的五彩大盘标价8美元，一块明末的玉佩标价4美元，齐白石的山水中堂才5美元啊。领导上还说值，为国家创了汇。

因为价格实在太便宜了，一些外宾就来“淮国旧”选购红木家具，然后运出境。向来嗅觉灵敏的上海人也开始瞄上红木家具了，红木家具情结悄悄地起作用了。

我们弄堂里有一个大学讲师，从“淮国旧”里花了60元买来一张分体式红木雕花书桌，后来有人发现它是同一条弄堂18号里老四家的。老四是一个小流氓，经常打群架，调戏妇女，算得上是老吃官司了，他父亲在建国前是开铁店的，家在文革中被抄，一堂红木家具被当作战利品运走了，其中就有这张书桌。谁想到它会在“淮国旧”里出现，并被一个臭老九买回来，老四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就吆五喝六地找上大学讲师的门。但知识分子虽然地位不高，但能言善辩，老四讲不过他，怀恨在心，时不时下暗手作弄他家，比如踢翻马桶、弄脏他们晾晒的衣服。直到十年动乱结束，老四在柳林路摆摊头贩卖伪劣头羊毛衫发了，再次到讲师家中，希望他出让这件原本属于他家的红木书桌，而且此时老四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将原本属于他家的红木家具都收齐了，独缺这张书桌。

照理说，这个要求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但此时知识分子待遇还没有提高，手术刀还不如黄鳝刀，穷讲师心里有气，又自鸣清高，任凭老四加价至原价的五倍，也不肯出让。但第二年，这个大学讲师要评职称，得出一本题为《论〈小尔雅广注〉的文字学价值》的专著，这种书注定没人要看，只得自费出版。没钱，怎么办。此时老四又来了，价钱出得更高，穷讲师扛不住了，一拍桌子：卖。最后皆大欢喜，老四找齐了传家的红木家具，大学讲师成了副教授。这年头自尊心值几钱啊？

据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多年里红木家具涨了至少五十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红木家具的行情滑入低谷，但三五年后出现回升。现在行情又出现一波下滑，但总体而言还是跑赢整个物价指数多多，比如说一张品相好的清末拐子龙曲腿内翻马蹄足红木八仙桌，1999年的价格是1万元以内，今天没5万元别想拿走。

有些老法师铁板钉钉地说，“还要往上蹿，趁现在有点余钱，赶快买。再过三五年肯定翻个倍。

沈嘉禄,《新民周刊》主笔、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曾获1990年《萌芽》文学奖，1994年《广州文艺》奖，1996年《山花》奖，1991年、1996年《上海文学》文学奖。2004年出版《时尚老家具》和《寻找老家具》，展现经典老家具的不朽魅力，引领读者在古典与时尚之间穿梭往返，开启了西洋老家具的文化鉴赏之窗，成为那个时代喜欢西洋老家具人们的必读之书。他也爱好收藏，玩陶瓷与家具，但他更愿意被人当做一位美食家，以一名上海老饕自居。

沈嘉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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