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猴场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遵义会议会址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会址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里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