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味苦难食还算其次，吃野菜也是有风险的，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莱玲讲述长征路上卫生营的战士饿得饥不择食，见到野菜就采，食物中毒时有发生。为此，营党委提出党员先品尝，明确一个党小组品尝一种野菜，试吃后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某连队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后倒下，竟再没爬起来。

朱德总司令在听说了有不少同志吃了野菜中毒牺牲的事情后，立即亲自带领10多名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回到驻地后又请医生化验。接着，部队还举办了“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朱德亲自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

此外，为了更好地组织挖野菜，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菜识别委员会”，朱老总亲自领导，有二十几个人组成，包括有经验的老农和医生。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他们还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各连队，教战士们学习如何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但是，这样无毒可食的野菜也很有限，往往过草地时走在前面的部队就把能吃的野菜都挖光，后面的部队再想找到可食的野菜就非常困难。所以在后面两次过草地的时候，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而死。

红军将士吃野菜充饥救命的种种记录和回忆令我们今人感慨不已。难得的是，80多年前的这种“救命的野草”在今天并未完全绝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便保存有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野菜标本。这两株野菜长约4.5厘米，已经干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干事刘毅过草地时在葛曲河畔采集并保存下来的。

这是一种开着黄花的小草，战士们当年给它取名叫“黄花草”。这种“黄花草”本来是有毒的，但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食用后会出现胃胀，拉绿水，手脚发肿，浑身无力的现象，但没有生命危险。所以红军过草地时，可以用它充饥。

1936年7月1日，刘毅随部队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一些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保存，带出草地。西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中学做宣传工作时，用这盒黄花草向师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并让大家品尝，亲身感受红军长征中的艰苦生活。之后他把最后留下的两株夹在日记本中做成标本，精心保存，并给它取名叫“长征草”。

1975年10月，刘毅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展览”后百感交集。为了更好地激励后人，缅怀红军的长征精神，刘毅将他保存了40年的“长征草”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任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长征时吃剩的牛皮带

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还保存有几件红军将士吃剩的牛皮“食物”。其中这“半截皮带”，是当时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和他的警卫员李少清吃剩下的。1978年9月25日，李少清在向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捐赠这件文物时介绍，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部队断粮，当时甚至连可食的野草、树皮都找不到，任弼时身为高级领导，也没有东西可吃，实在饥饿之下，任弼时提议吃皮带。他和战友们把皮带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煮了后分着吃。尽管味苦难啃，大家也舍不得多吃，要省着吃，每次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吃一小段。至今，皮带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长征结束后，1938年，任弼时准备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任弼时将这段皮带交给李少清保存，还特意嘱咐：“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可见艰苦的岁月，饥饿的磨难，始终烙印在长征将士们的记忆里。

校对 徐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