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长一些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60年代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史诗，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东方红》凝聚了周恩来的无数心血，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1964年7月13日晚上，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文化广场欣赏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场演出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非常精彩。

周恩来看完这场演出以后，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在心中酝酿了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即将到来的国庆15周年之际，搞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这个作品的规模一定要大，最好来它个3000人！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的负责人开会，把他的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都很振奋，但是仔细一想，都觉得难度很大，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排练时间，而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两个多月了，时间非常紧张。

周恩来却鼓励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大家的积极性终于被调动了起来，7月30日，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决定这个节目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

到哪去找这3000名演员呢？周恩来首先想到了人民军队，他认为人民军队有着无比严谨的组织性和无比强大的战斗力，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发动全国文艺界的骨干组建创作班子。在周恩来的亲自协调下，一大批军队和地方上的艺术家如沈亚威、郭兰英、邓玉华等人都加入了创作班子。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因为“东方红”3个字，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共产党就像个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方红”也含有这个意思。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个题目既精炼又切题。

在排练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就算每天再忙，也会抽出时间去指导演员排练，他曾对演职人员说：“《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

在创作方面，周恩来也很讲民主，他多次说过：“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一位参加演出的年轻演员后来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在排练“红军长征”这一幕戏时，周恩来专门在排练结束后召集有关创作人员，问他们说：“遵义会议原来不是设为重头戏吗？这回怎么搞得这样简单啊？”

一位负责的同志解释说：“大家觉得这场戏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表现，所以就在朗诵词中写了几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一笔带过。”

周恩来却说：“难度是有的，但是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的意义非同一般，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想不出好办法，就把遵义会议的会场搬到舞台上来，用解说词向观众解说的方式，把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伟大意义说清楚。”

最后创作人员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在遵义会议的场景前面加了一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表现了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出来领导的迫切心情。

周恩来看了以后，觉得这种表现方法很好，但他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去要求这场戏的。

在如何表现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的长征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

最后在周恩来的坚持下，3个方面军都各用一场戏单独进行表现：一方面军用的是“飞渡泸定桥”，二方面军用的是“过彝族地区”，四方面军用的是“过草地”。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最终《东方红》形成了35首革命历史歌曲、6场戏格局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可以说是一部富有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特点的作品。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整部作品里都没有提到南昌起义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其实南昌起义本来是完整的一场戏，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删掉了，因为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他并不想过多地去宣传自己。后来有人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您不能因为您自己领导了南昌起义，就不要这场所戏啊！”

周恩来是这么说的：“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已有历史记载了，可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们起义后还是想找海口，争取外援，由于敌人强大，难以实现，起义失败了。而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后，建立了根据地，我们更应该表现秋收起义。”

虽然少了南昌起义的《东方红》确实有些不完美，但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和脱俗人格确实令人非常敬佩。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终于如期上演了，这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观看了演出，大幕落下的那刻，掌声雷动。《东方红》首演成功后，又在人民大会堂连演了10余场，盛况空前。

10月15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很多关于演出细节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为他们进行了解答。清水听后十分吃惊：“总理，您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

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清水和松山听后激动不已，对这位演员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东方红》的演出取得成功后，周恩来又有了把它拍成电影的想法，因为演出观看的人数毕竟有限，但如果电影拍摄成功了，就会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12月的一天，周恩来专门请一些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的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讨论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会议。

不料江青在会上说：“对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贯穿的东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

针对江青的否定态度，周恩来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电影《东方红》终于开拍了。1965年9月18日，电影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完了全部样片。就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映，并得到了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

90年代初，著名作曲家时乐蒙在回忆当年参与创作《东方红》的情景时，感慨万千地说：“在这个世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像周总理这样，对文艺事业关心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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