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将系列：陈云5

作者：桅杆

长征期间，陈云被派往红5军团任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从长征队伍中神秘“失踪”，去执行两项重要使命。结果任务没有完成，却意外地做出了两项巨大贡献。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就说一说这事。

（一）从长征队伍中“神秘消失”，肩负两项使命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组织再次遭受重大破坏，尤其是常委卢福坦的被捕及叛变，致使上海总部再也无法立足。不少朋友可能有疑问：怎么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这些高层干部被捕后也会叛变？

这里顺便说一下，有资料统计，在那个年代，有的人被捕后，受不了敌人的酷刑，叛变的比例高达85%。这也是陈云领导特科期间，从组织结构上实行单线联系的重要原因。

1933年1月中旬，报经请莫斯科同意，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陈云和博古等人在月底进入苏区。在江西苏区，陈云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白区工作部部长。

长征途中，陈云以核心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转任组织部长。1934年5月31日，即在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安排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完成两项使命，其一是恢复遭受重大破坏的上海地下组织。

由于上海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对外联络在1934年已全部中断。江西苏区联系莫斯科的唯一大功率电台，也在11月底的湘江战役中被毁坏。这样，组织上与莫斯科从此失去了联系。所以，陈云肩负的第二项使命，是设法沟通与莫斯科的联系。

6月上旬，红军攻占天全县后，陈云从长征队伍中“神秘消失”。经成都、重庆，于7月初辗转抵达上海。可抵达20天，上海地下组织再次遭到重大破坏，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没有被捕的一时也无法联系。在上海的所有组织中，仅单线联系的特科保存了下来。

这样，恢复上海地下组织的使命已经无法完成。经过特科联系，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陈云等“留在上海的同志”前往苏联。

（二）使命无法完成，却无意间作出两大贡献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宋庆龄和国际友人马海德的帮助下，陈云于8月上旬秘密登上黄浦江上的1艘苏联货船，途经海参崴，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可以说，泸定桥会议赋予了陈云的两项使命，由于环境险恶，都没能完成。他去苏联，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意料之外的行动，也是出于无奈：上海地下组织破坏殆尽，工作无法开展；红军仍在长征途中，无法归队。可无意间，陈云在莫斯科却作出了两项重大贡献：一是向莫斯科报告了遵义会议情况，二是向世界宣传了红军。

陈云是著名的“笔杆子”。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陈云开始起草《随军西行见闻录》，以被俘敌军军医的口气，描写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在文中，以第三方的角度，对红军军纪严明、密切联系民众以及坚持抗日方针等大为赞赏。

《见闻录》在莫斯科完稿后，于1936年3月以“廉臣”的笔名，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公开发表，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很快传回国内，先后多次刊载或发行单行本。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公开正面宣传红军及干部。

当时，由于敌人的歪曲，外界对红军的概念模糊，甚至是负面印象。《见闻录》这样描述道：“等到亲见亲闻之后，才觉恍然大悟。那些名闻全国的红军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似乎一介书生，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一望而知为武人，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见闻录》中的这些话，让民众了解到了朱毛红军的形象，是真实、鲜活以及彬彬有礼的绅士。

当时，《八一宣言》发表不久，正积极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急需对红军进行正面宣传，扩大红军影响。《见闻录》恰逢其时，让世界对红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巧妙报告遵义会议，让莫斯科认可红军新的领导层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召开的执委会上，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特别是说明了遵义会议情况尤为重要：因为遵义会议改组产生的新的机构，不是由莫斯科“钦定”的，而是内部自主决定的。在莫斯科眼里，这个新机构和领导人的“正统性”是存在问题的。

当时，我们的组织是莫斯科下设的一个支部，说明遵义会议情况并得到莫斯科对新的领导层的认可，是非常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陈云在报告中，将他所经历的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出发到决定西进贵州，第二阶段是进入贵州之后。

在第一阶段的报告中，陈云认为红军犯了3个错误：一是没有对红军和群众进行足够的解释；二是所带物资太多，“搬家式”西征；三是军事上“靠铅笔指挥”作战和行军。因为这3个错误，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在第二阶段的报告中，陈云认为红军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4个胜利：一是纠正了第一阶段的3个错误，二是部队得到了休整和扩充，三是准备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是召开了遵义会议。

陈云只经历了半程长征，却特地将其分成两个阶段报告，是极富智慧的：第一阶段是错误路线，遭受重大损失；第二阶段是正确路线，取得重大胜利。这样一来，就为遵义会议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埋下了伏笔。

在报告遵义会议时，陈云明确指出：“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第一阶段中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班子来取代过去的决策层”，并进一步说明：“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担任领导。”

陈云的报告内容详实，分析客观，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赞赏。也使莫斯科认可了遵义会议，认可了从实践中产生的新的领导层。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也是陈云的一大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