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秦腔评论家牟豪戎专访

编者按，这是我在多次采访牟老师视频基础上记录而来。文中有些观点，牟老师在此前文章中有发表，有些观点则系首次披露。

我（张志峰）和牟老师学术观点相近，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完成后，多次聆听其教诲，并作补充修改。因牟先生有严重的听力之疾，交流全靠纸笔，这严重影响了其生活和学术。

牟先生为人正直，品德高尚。作为晚辈，我们亦乐意代劳。故这篇文章，可完全视为牟先生所作。我们所作的工作，仅仅则是将其讲述片段，作归类整理。

本文系牟豪戎口述，张志峰、孙红瑀记录整理，首次刊发。转发请注明出处，否则文责自负。

01

结缘秦腔

秦腔是我几十年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我再没有其他任何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秦腔戏。刘易平一谈秦腔戏情绪激昂，不谈秦腔戏低头纳闷，我也有个这样的特点。我从1943年开始，跟上大人看戏，由不懂到朦朦胧胧地懂。过去演戏要先出戏报，一看有好演员，想法设法就跑到戏园子去观看。

我上小学的时候，对秦腔已经十分着迷了，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到戏园子去看戏，甚至不惜逃课去看戏。当时戏报写在红纸上，到处张贴，我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比较关注戏报，发现有好演员，就叫上几个同学逃学看戏。但是回来的路上特别担心家长发现，我们就又开始伪装。当时的小孩写作业手上要粘墨、脸上有时也粘上。我偷着看完戏后，回家的路上就在手上、脸上涂点墨，假装放学回家。

我家住在北塔山第一人民医院的后面，只要有空，我就跑去挤在观众缝隙中间看戏，我先后看过的班社有文化社、精诚剧团、铁血剧团（1947年来兰州，李发民时为铁血剧团头牌演员，《斩韩信》在兰州一炮走红）、锦华剧团（1948年来兰州，何振中任社长）、工人福利社。1948年周正俗成立福利社，礼拜天我就一个人从北塔山跑到小稍门碱滩专门去看福利社的戏，我看戏那天是4月4日（儿童节）当时我才十岁，第一折戏是张新华、朱美玲、王定秦三人演出的《棒打无情郎》，接下来演出《出棠邑》全本，王化礼的《拆书》，李发民的《杀府》，周正俗的《逃国》。王化礼没有嗓子，功架造型特别干散，属于地道的甘肃派。演出中间，观众给演员搭红，王化礼和李发民一人一条。周正俗两条，额外还有一面锦旗，因为当时我才上小学二三年级，锦旗中间的几个大字是隶书书写，我不认识，我只认识“正俗社长留念”几个字。

1961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漫谈耿派艺术》，较早地将耿忠义提高到了流派的高度，我之前的文章都称“某家”“某家”，没有流派的概念，流派概念是我在文艺理论基础上的延伸。现在耿派艺术、郗派艺术已经得到公认。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很简单，但是当时《甘肃日报》社的编辑吴月因为这篇文章，认为我对秦腔比较懂，年龄肯定很大，专门到我们家里来找我。

我当时在永登工作，他给我留了个纸条，“来访不唔，有空来兰，到报社一谈。”我国庆节回来看到纸条，就去《甘肃日报》拜访他。他见我对秦腔比较熟悉，在《甘肃日报》进行“神鬼戏大讨论”时，约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鬼戏不能一概而论》的文章，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表，但是文革后因为这篇文章我被贴了大字报。吴月又约我写过一篇《漫谈刘金荣的》，《甘肃日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发表，但是吴月将文章推荐到了甘肃广播电台，“文艺杂谈”在晚上播送了，给我邮寄了五块钱的稿费。

甘肃振兴秦腔学会主要是由我发起的，领导秦腔学会，花去了我特别多的时间，回不了家，工作也很受影响，以至师大校长对我说“一天不务正业，不好好搞教学，怎么光搞秦腔？”当时甘肃电视台、《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的许多人也参加了振兴秦腔学会，舆论工具比较发达。

关于举办甘肃省振兴秦腔学会的初衷，是我们几个人到白云观茶园去喝茶，因为当时秦腔传统剧目解禁，大家有感于秦腔的衰落，想集合甘肃健在名演员进行一次展演。而当时报纸上天天出现的是陕西振兴秦腔、四川振兴川剧的信息，我们就组织了甘肃省振兴秦腔学会。

我们向甘肃省宣传部打了报告，时任部长聂大江、副部长刘英特别关注此事，很快得以批准。批准之后，我们就着手开始组织演员，一个一个寻找演员。秦腔学会每次演出剧目，都是我确定的。没有演员，孔新晟和付荣启是我连夜从定西接来的，我又从西安接来杨金凤。

演员找到后，没有地方进行排练，这又成了摆在学会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我和李发民关系比较好，他经常有好酒就找我过去喝。李发民个子很小，嗓子满宫满调，苍劲有力，第一次在兰州演出时，以《斩韩信》一剧一炮走红，他的唱词交代韩信一生经历比较全面，但不足是掺杂了一些迷信说法，因而他的剧本比较原始，比较珍贵。

李发民老婆做生意，开着糖酒店，生意比较景气。当时我跟他们说，没有排练场，学会工作难以开展时，李发民老婆说这没问题，“我给你们包个饭店，你们排练去。”最后我们找了一个饭店的餐厅，晚上在胜利饭店餐厅里进行排练，排练了七场戏，在兰垣进行演出。

我对兰州观众的审美口味比较了解，所以在安排剧目上就有侧重。如重建隍庙，甘肃振兴秦腔学会组织演出时，《闯宫抱斗》为打炮戏，连演三天，演员的安排为：《议事》由张世军、展学昌、黄晓凌三人合演，《闯宫》孔新晟连演三晚，《抱柱子》由王超民、袁新民、祝慕民三人合演。付荣启饰演姜后、杨金民饰演纣王，外带岳长中《武成王赶驾》。公演之后，观众爆满。

省市领导晚上观看完振兴秦腔的演出后，纷纷表示祝贺，送了许多花篮，声势比较浩大。第二天省委打来电话，让我们到省委去汇报一次，聂大江主持，我从当时甘肃秦腔现状、面临的危机、振兴秦腔的计划和目前的情况进行了汇报，聂大江很肯定，说“你们干了一件大好事，这是文化部门应该干的事，文化部门没有干，你们干了。”聂大江接见完，李子奇就进来了。李子奇跟大家合影留念，当场批款两万元，说“给上两万元了跳腾去。”这样我们就以此为活动经费，举办了多次演出。1990年之后，我就退出了该组织，王正强接任了会长一职。

甘肃省振兴秦腔学会宣传了秦腔，为秦腔制造了舆论，一段时间促进了甘肃秦腔演出的繁荣，为当时健在的大多数甘肃秦腔老艺人录制了演出录像，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在秦腔不景气是各种原因交织的结果，我们小时候（1949年以前），兰州这么个地方，经常有两三个戏班子演出。看戏是市民唯一的娱乐活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看电视就不想出门，娱乐活动多元化。

中国四大名旦、四小名旦评选后，在《鑫报》和兰州秦腔观众见面，当时他们邀请了我，我建议《鑫报》开辟一个“秦腔专栏”，借助四大名旦来兰州，再宣传一下秦腔。《鑫报》于是开辟了“陇上秦谭”的专栏，因为写秦腔文章的人太少，为了保持这个专栏，我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文章，所以那个阶段我写的秦腔文章特别多。

02

朝花夕拾

我小的时候，看戏的茶园和现在不太一样，似乎一个人家的院子里，搭个帐篷，摆些长条桌子就可以演出，演出人员大部分为秦腔好家。当时茶园演出以清唱为主，不化妆，化妆系粉碎死人帮后发展的。正规班社的演出条件也十分简陋，精诚剧团在今城关区人民医院演出，是一个院子，但是里面比较大。北面有一个舞台，东西两面还住的市民。文化社在小稍门演出，也是一个居民院子，但是中间有一个舞台，他们搭的白布帐篷，里面摆些长条桌子就进行演出。一般班社依附庙会进行演出，闲暇之时在居民院落，修建一个舞台，就可以演出。剧场比较随意，一边演出，一边卖小吃，有卖凉皮的，有卖凉面的等等，环境比较松懈自由。照明工具起初是清油灯，后来换成了汽灯。

文化社起初不卖票，虽然门口有个把门的人，但是只要观众随便给点钱就可以进去观看演出，当然不能太少，没有固定的票价，我是一个小学生，随便拿一点点零花钱，就可以进去看戏。进去以后，如果想喝茶，可以花钱买个盖碗茶喝；如果不想喝，直接站着看就行了。经营茶座的是另外的人，不是剧院的人。1949年以后，文化社才有了固定的票价，有了正规的剧院。

文化社1949年以前不演晚场，只演白天。文化社烟火戏多，虽然是白天，但是火彩效果也很好。文化社的前场张裱匠，系之前云育社的领班，放火特别有名。1958年，黄致中在兰州城隍庙演出《抱柱子》，请的张裱匠放火，但是老汉当时年龄大了，放火失败了。新兴剧社不演白天，只演晚上。所以麻子红白天在文化社演出，晚上在新兴社演出。

三意社属于陕西的老班子，他也演出一些烟火戏。易俗社出现的时候，慢慢就改造了这一传统。甘肃经济落后，思想落后，所以传统秦腔延续时间长，受外来影响少。当时我只是个小娃娃，感兴趣的就是老班子的那一套，是甘肃秦腔的保守派，你让我看易俗社那些剧目，我就觉得扭扭捏捏，唱半天没意思，老班子的戏人一看比较带劲。我过去特别爱看甘肃传统秦腔，一看之后心情激动，李化仁一出场我就兴奋不已。

因而当时凡是有眼光的陕西演员，来甘肃之后，都会吸收甘肃传统秦腔之长，牛利民就是如此。杨金民、王定秦也是如此。杨金民，范克峻文章称生于1914年，误。据杨的姑娘亲口告诉我，杨生于1918年，卒于1992年。杨金民初到兰州后，和杨金凤一起在精诚剧团演出，但是很快就转到了文化社演出，在该社学习了一些耿派剧目。王定秦是王文鹏的侄孙子，嗓子特别亮，也加入了文化社。后来王定秦、王晓玲调入了甘肃省秦剧团。兰州出现的社班特别多，但是老班子文化社存在的时间最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甘肃秦腔并不是另一种秦腔，它和陕西秦腔同源同宗，只不过受到历史传统、自然地理条件、风俗生活习惯和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表演风格特色，这个风格牛士颖的《陇上优伶志》一书已经注意到了。老班子是甘肃的本地班，外地来的秦腔班社叫客户班，起初界线分明，互不掺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融合，30年代末40年代初，陕甘演员才融合在一起了。

但是甘肃秦腔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其中封神戏最能体现甘肃老班子的风格，这类剧目是甘肃的特产，讲究功架造型。比如耿忠义演出的《黄花山》，穿着气势就不一样，俨然天神，但是对甘肃传统秦腔要坚持辩证的看法。一方面，他是甘肃秦腔前辈精心创造的秦腔宝贵遗产，符合中国传统戏曲审美范式，这些特技陕西秦腔没有，京剧也没有。周信芳演出的《抱火柱》也受了甘肃秦腔的影响，也要口条上架，抹丽子，拿上笏板进行大幅度地表演；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他逐渐落后了，封神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因为秦腔毕竟要面向现实，反映家庭生活和社会状况，传统甘肃秦腔的表现程式和题材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节了。

兰州秦腔辉煌的高峰时期就是陇上三杰生存的那个时期，1942年麻子红谢世，1947年耿忠义谢世，兰州派秦腔就开始衰落。化俗社初来的时候，尽管开始融合陕甘秦腔，但是冲击力不是太大，并没有动摇甘肃的烟火戏。后来的班社陆续带来了许多易俗社的剧目，精诚剧团1946年来兰州演出时，基本是易俗社剧目，主要演出《人月圆》、《花亭相会》、《双诗帕》、《夺锦楼》等剧目，所以至上世纪40年代陕甘秦腔才基本融合在一起了。

03

回忆名伶

（牟豪戎先生正在讲述相关史料）

十二红这个人物很重要，从甘肃秦腔流派来说，他是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人物，既继承前面的福庆子、唐待诏，又开启了耿忠义、麻子红、岳中华，耿忠义也唯十二红马首是瞻。十二红究竟好不好，一看岳中华就知道了，岳中华就是十二红教出来的。麻子红起初到甘肃站不住脚，因为十二红特别好，他当然站不住脚，麻子红的表演是陕西派的，兰州观众当然不欣赏了。麻子红失败后，才埋头钻研甘肃传统秦腔，陕甘融合，注重功架造型和环境的营造，所以他才获得了成功。

按照歌红的说法，十二红水平在麻子红、文汉臣之上。特别是武戏，其他人都不敢和十二红媲美。十二红是个天才的演员，生净两门抱。生净两门抱是甘肃传统秦腔的一个特点，陕西演员很少如此演出。十二红虽然原籍是陕西人，但是从小在兰州长大，学戏是在兰州。张慎微关于十二红学艺的说法是正确的，岳德胜（岳麻子）十分喜欢十二红，经常抱着他，后来给其教戏。十二红在十二岁时以《斩韩信》一炮走红，我小的时候老汉们都这么说。

关于十二红之死，我持怀疑的态度。我小的时候，许多爱好秦腔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在饭后茶余都是谈秦腔，我从小就特别爱听他们谈秦腔。这些老人里就有亲眼看过十二红和唐待诏演出的，耿忠义就更不用说了。花脸除了唐待诏之外，老人们说李德贵也唱的十分好。这些老人对老辈秦腔名伶相当熟悉，我从来没有听过十二红被洪帮处死的说法。

据老年人讲述，十二红是病逝，英年早逝，他们都以惋惜的口吻说“死的太早了”。十二红死的时候，可能四十多岁，现在包括歌红将十二红的生卒年月都算错了，推算下来比麻子红还年轻。十二红无论如何，他的年龄要比麻子红要大，至少要大十来岁，要不然麻子红不会拜十二红为师。另外十二红还给李化仁教了一些戏，十二红死的早的话，根本没法给李化仁教戏。李化仁年纪可能与周正俗差不多，周正俗出生于1918年，两人都是化俗社的学生。

十二红的缺点就是嗓子不如麻子红，麻子红的特点是嗓子也好，做派也好，是一个唱做俱全的演员。薛寿山写过，像麻子红一样，条件占全的演员很少。范克峻看过好多麻子红的戏，他说麻子红嗓子特别好，嗓子不好他就演不成《大辕门》、《葫芦峪》等唱功戏，所以民间说，麻子红演什么戏都是拿手戏，装谁像谁，每出戏，只要麻子红演出，就能唱红。麻子红清新俊逸，舒展美观，嗓子特别好，做工更就不用说了，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十二红去世后，麻子红、文汉臣才开始红了起来。按照孔新晟的说法，文汉臣的戏特别好，《伍员逃国》是另一种风格，他尤其擅长白口戏，如《李白醉写》、《十道本》等，武戏也能唱，文汉臣的嗓子清细嘹亮，比较文雅。文汉臣的戏我在1943年看过一场，那时我特别小，不懂秦腔。文汉臣身穿红靠，手持长枪，甩发，满台火彩，额头扎的竹签做的箭，满脸血肉，全场人鼓掌，十分轰动。我起初不知道这个戏的名字，1985年振兴秦腔演出时，我问孔新晟，孔新晟说是《周遇吉上关》，本戏名《宁武关》。那个箭特别有特色，满脸都是，我问过范克峻，但是他也不清楚。这个戏也是刘易平的拿手戏，禁演后刘易平公开发文章，不再演出该戏。须生说嗓子好，唱的最好的就是刘易平了。

麻子红资料较少，现存唯一的一张生活照实周正俗给我的，周正俗说麻子红过五十岁生日，他给买了一顶礼帽，麻子红很高兴，就照了一张相。麻子红是陕甘合璧的典范，他的演出，我没有看过。当时民间有“甘肃有个麻子红，腰里扁的王文鹏，脚底下踏的耿善民。”的说法。

耿善民在甘肃演出失败后就返回西安，但是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他在兰州的打炮戏是《汾河湾》，没有引起轰动，后来又演出过几次，依然没有红起来。这种情况后来肖顺和、穆九苓等人都遇到过，他们都是榛苓社两大著名须生，但是到兰州之后由于胡子生太多，且麻子红坐镇，所以并没有大红起来，经常演出一些二路角色。对于耿善民在兰州演出的失败，范克峻《艺林细雨》对此有专门记载，按照范的观点，耿是好演员，是秦腔的革新家。

《九莲灯》是麻子红的代表作，其中的戏主要集中在《六部大审》、《福禄求灯》两个折戏上。福禄是闵雀的家人，双手握两个香把，历尽千辛万苦去求灯，最后舞台上出现一排神灯，区分了忠奸。据老辈人说，演的最好的是麻子红的闵雀，文汉臣的福禄。我1946年左右观看过周正俗、孔新晟、楼英杰的演出，其中周正俗饰演闵雀，孔新晟饰演福禄，楼英杰饰演石娘娘，戏园子观众爆满。1985年，孔新晟和杨金民合作，又一次演出《六部大审》，孔新晟饰演闵雀，他的路子宗郗派，但缺点是个子太小，穿上蟒袍之后气魄不够，总体感觉不如周正俗有气质，但他的福禄演的特别好。

我看戏的时候麻子红刚去世，但是饭后茶余，人们闲谈，老说麻子红，对其念念不忘，所以我对麻子红的影响就特别深刻。郗派艺术延续的时间最长，有弟子、有再传弟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中断过。他的徒弟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继承了他的风范，每个徒弟只要学一点，在甘肃就红半辈子。周正俗学了《潞安州》，像；李益华学了《拜台》，像；黄致中学的比较多，《大辕门》、《葫芦峪》、《苏武牧羊》都十分不错。麻子红传人，以黄致中唱的最好。黄致中可惜的是没有留下录音，就只有一个靖远电台录音的钢丝磁带。

我1943年开始看戏的时候，听老汉们讲，黄致中学麻子红最好。黄致中曾到过西安，他的《八件衣·哄堂》享有盛誉，但是黄致中一直不在兰州，所以我一直没有看上。我第一次看黄致中是1952年，精诚剧团快倒闭时，某天突然门口挂出了大幅戏报，“特约黄致中演出《大辕门》”，晚上我就跑去看了，那是我第一次看黄致中的戏，对我留的影响特别深刻，把我都惊讶了，嗓子特别好，唱腔带兰州韵味。

同年，我在东稍门上中学，路过一个菜市场，里面唱秦腔，我走进去观看，舞台上黄致中正在演出《李白醉写》。黄致中一出场白“醉了，醉了”后一个“醉了”带有明显的兰州风味，摇摇晃晃，在高力士的搀扶中出场。这时我对黄致中的影响是做派干散，扮相英俊。

我再次看黄致中是他下放至靖远剧团后，1958年他随团至兰州城隍庙演出《闯宫抱斗》的《抱柱子》一折，路子是典型的兰州派，额头扎的红绸子，额角扎一个红彩球，飘带调至胸前，脸上抹的油丽子，穿的黑道袍罪衣，黄致中演出十分精彩，观众掌声不绝。这出戏演完不久，黄致中就调到甘肃省秦了。

我第三次看黄致中演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黄调至甘肃省秦之后，我看过他演出的《苏武牧羊》、《回荆州》的刘备等戏，但是此时黄致中嗓子出现了中塌，没有以前清亮，不如我看《大辕门》时精彩。总的来说黄致中对麻子红唱腔的继承上，其他弟子赶不上。

黄致中演出《苏武牧羊》，别具兰州风味，深为兰州观众喜欢。如“一家人好不快乐哉”，陕西演员唱腔比较简单，黄致中演出时，“一家人”的“人”字有兰州拖腔“嗯嗯嗯”，“快乐”“快”字挑起，至“乐”字突然降下，观众就来满堂好。“小李陵讲此话全无道理”，陕西演员唱腔平直，黄致中演出时，“全无”二字，“全”字高声挑起，“无”字绕一个圈子，“道理”低唱。“望南朝叫一声臣的万岁”，黄的唱法为“望南朝——哦哦哦——叫一声（恩）——臣的万岁（哎）”最后当满天雪飞，苏武唱“正讲话猛然间狂风四起”，黄致中“猛然间”的“间”字带有兰州韵味，绕完一个圈子后，归韵到“嗯”上，特别好听。

陕西唱腔比较文雅，兰州唱腔旋律丰富，讲究波澜起伏。兰州唱法都要中间加“恩”，结尾加“哎”，这是兰州演员的特点，李化仁、黄致中、周正俗等人都是如此，他们将兰州音韵融入唱腔，使唱腔高低起伏，增强了旋律性，所以兰州观众听到这些熟悉的声调时，听得如痴如醉。

周正俗，兰州人，也是麻子红的徒弟，所以麻子红的代表作，周正俗基本都能演。我看过他演出的郗派剧目特别多，有《闯宫抱斗》、《蜜蜂计》、《八件衣》、《苏武牧羊》、《烙碗计》、《二启箭》、《潞安州》、《杀驿》、《盘门》。演出最好的是《潞安州》，他的一个特点是鼻音过重，造成的缺点就是吐字不清晰，不像黄致中那么吐字特别清晰。周正俗演出的《潞安州》唱至“待定嗯”时，后面的“嗯”字特别重。另如他在演出《八件衣》“堂鼓不住地响连声，何人动鼓把爷惊？”“不住地”的“地”字归韵到“嗯”上。

周正俗的优点是腿功很好，功架干净利索，服装装扮漂亮美观。过去兰州人晚上走着，经常就模仿周的唱腔。另外周正俗演出讲究“三白”，即护领白、袖扎白、靴底白。其中袖扎白是指里面的衣服穿上后，用以白条包裹袖口，然后再穿戏衣，如果穿蟒袍，举手投足之间偶然露出，十分美观。说袖口有些笼统，这是周正俗亲自告诉我的，并非甩袖，甩袖因为戏袍上已经有了，白不白演员没有办法，只有护领、袖扎、靴底三个地方是演员可以自己装扮的。

李化仁的唱腔也是地道的兰州派，他的唱词我忘了，音韵是“大大的哎——啊啊啊——啊路啊啊啊——难来”。《太湖城》说白“广华天尊理不端，站在云头把路拦”，他的后一句的念白完全是兰州语音，“拦”字后加语气词“那”。李化仁嗓音清亮，音域较窄，唱腔较细。关于李化仁的生平，《兰州戏剧志》介绍比较准确。十二红传给岳中华，岳中华传给了李化仁。范克峻文章说，岳中华的身上折射岳中华的影子，李化仁身上折射岳中华影子。我看李化仁戏的时候，他的背影就和岳中华很像。有句谚语叫“养儿像舅舅”，李化仁的扮相确实像岳中华。

据牛利民给我说，李化仁在1957年“反右”前夕，是他从武威请至兰州演出的，他叫李化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老班子的演出传统，在兰州演出了三场戏，演出地点在兰州张掖路文化馆剧场，第一场《太湖城》，第二场《火焰驹》，第三场《五岳图》，我逃学看了第一场，第三场恰值周末，我接着看了一场，他演出的角色是武成王。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我说的三场戏是白天演出的，晚上演出我没有看过。李化仁的戏特别不错，当时正值夏天，我买的站票，挤得浑身直流汗，但是看得津津有味。

孔新晟也是郗派弟子，郗派传人的顺序前几位依次为：黄致中、周正俗、李益华、孔新晟。因为孔新晟本为兰州人，又兼其在兰州舞台演出时间长，所以他在兰州受欢迎程度不下于黄致中和周正俗。因为其个子小，所以兰州人称其为“尕孔”，他的优点是演出很卖力，富有激情。因为人们对孔新晟的师承人们存在分歧，我就亲自问孔新晟他是不是麻子红徒弟，他告诉我，他小的时候给麻子红家里打过杂，提水扫地倒夜壶，在麻子红家干杂务，麻子红只给他说过《拜台》的几句唱词，并没有真正给他教过戏。但是他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麻子红晚上在新兴社演出时，他可以脖子架着麻子红的孩子，免费观看，所以他学习麻子红主要来自于观摩。过去的师傅很少给学生教戏，大概指点一下都是不错的，学生跟师傅真正学不了多少戏，聪明的演员大部分都是自己观摩后，反复揣摩人物心理，结合自己的条件，勤学苦练。

麻子红在岷县中兴社演出时，孔也跟去打杂。由于水土不服，孔新晟头上长了一些黄水疮，麻子红侄子郗化民天天打他，他受不了，就跑到了西宁，他在西宁时参加赵连璧领的新兴社，师从李世英学习了一些秦腔剧目。由于孔新晟十分聪明，所以学戏较多，戏路较宽，和黄致中一样有些革新味，陕西的戏他也能演出，但基本遵循的是郗派的路子，因此好多郗派戏他演的也不错，如《盘门》、《闯宫》、《八件衣》等都不错。

耿忠义我亲眼见过，生净两门抱，耿忠义的品味和神韵一般人学不上。李海亭和耿忠义共同演出过很长时期，李是石娃子陈德胜的徒弟，外号“六指子”，我开始看文化社的时候，李海亭还活着，他是典型的甘肃派，也讲究功架造型，我看过的他的演出有《五岳图》的张奎、《万仙阵》的角色（名字忘记了），当时他已六七十岁了，偶然出台一演。但是成就不如耿忠义，耿忠义的特点是善于利用脸谱、动作、功架造型，塑造人物形象，这一点李海亭达不到。耿忠义是甘肃花脸的一座高峰，他演的曹操、贾似道等人物，虽然都是白脸且戴相帽，但是性格截然不同。

我看过耿忠义演出的花脸戏有《白逼宫》、《黄花山》、《游西湖》，须生戏有《盘门》。缺点是嗓子不亮，《白逼宫》“曹操进宫来了”，带有兰州韵味，念白如生活中的语言。全靠功架造型吸引观众，他的演出，列一个造型，摆一个架子，俨然一尊天神，观众一看就鼓掌，耿忠义一出场观众就轰动。按照范克峻的观点，真正代表甘肃派秦腔的人物就是耿忠义。耿忠义的演出讲究功架造型，注重神态仪容，重视环境氛围的渲染。耿派弟子，从追随时间和继承全面性两个方面来说，以赵福海和杨金民两个人最为突出。再传弟子刘新荣很早就走了渭源了，我只看过他演出的《白逼宫》，影响不深。

（中国秦腔博物馆藏苗家班秦腔脸谱）

谈及甘肃花脸，不可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袁天霖。袁天霖（？——1952），永登人，《兰州戏剧志》有介绍，比较准确。我看袁天霖是上世纪40年代，袁天霖在兰州已经享有盛誉，戏谚有“袁天霖唱包公声音洪大，耿家的三鞭子压倒天下。”将袁天霖和耿忠义想起并论。袁天霖的戏我看的特别多，是兰州第一流的花脸演员，嗓子特别好，洪亮高亢。当时田德年也在兰州，但是在影响声望上逊于袁天霖。田德年虽然嗓子好，但是做派、气势较差。

袁与耿忠义、岳中华同台演出，在靖远、河西等地也流动演出过，将包公戏演绝了，号称“活包公”，以系列包公戏称誉秦坛。他的包公戏的特点是比陕西演员讲究功架，神情气氛好，有时候动作表演幅度较大，情绪激昂的时候，踢袍、相帽歪斜。

我看的时候他将包公戏排成连台本戏，从《包公出世》开始，天天往下演，我能记起的有《铡丁勇》、《铡美案》、《铡四国舅》、《狸猫换太子》。所以当时民众传说，袁天霖将包公唱活了，还断过冤狱，小的时候老人们说得绘声绘色，我听得津津有味。据说袁天霖在靖远演出包公戏，当时条件简陋，没有汽灯，点的油灯。包公将要出场时，油灯突然暗掉了，袁天霖出不了台，结果他揭开门帘一看，一个冤鬼跪在台口，直呼冤屈。袁天霖说“你有冤等我把戏演完，你把我带上，看你在哪里受的冤屈？”灯突然就亮了。演出结束后，冤鬼又来了，袁天霖跟其至一墓地，掘开棺木，旋风不住地绕着棺木。取出棺木后，才发现棺材下面还埋着一个人，那个人被别人无辜打死。袁天霖报官后，此案得明，所以当时民众将袁天霖说得活灵活现。

他的代表剧目除了包公戏外，还有《五典坡》的魏虎（有“活魏虎”之称），《苟家滩》的王彦章，关公戏他也唱，我看过其演出的《斩颜良》。他和耿忠义的差别在于，他不演耿忠义摆架子的那些剧目，他擅长演出大净。耿忠义以二花取胜，擅长架子，但是对阵打仗简练，以少胜多，但是打完一个回合就摆一个造型，全靠架子吸引观众。

我看过的二花，戏耿忠义最好，其次就算岳中华。岳中华跟随姐夫十二红学戏，掌握了岳派的精髓。耿忠义以声势压台，岳中华以情采取胜。岳中华虽然也讲究功架造型，但是表现出麻利干散，硬扎拓展，注重神采，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岳派，我原先想写一篇《亲族相传的秦腔流派》的文章，但是并不叫岳派，叫李派，李派是李夺山创造的，因外李夺山保守不外传，只传了岳中华和儿子李化仁。岳派的特点是麻利干散，身手矫健，神采飞扬，塑造人物形象鲜明，得自十二红的“小红戏”《卖华山》、《高平关》、《王奎盘城》是他独有的绝戏，李化仁也有这几个戏。耿派的特点是肃穆恢弘，大气磅礴。

岳中华的武生戏相当不错，代表剧目有《武松杀嫂》的武松、《黄鹤楼》《截江救主》的赵云。岳中华的文生戏也不多，代表剧目有《白玉楼》的张彦、《木楠寺》的吕蒙正。岳中华武功精绝，他的武生戏没人能赶上，有“活武松”之誉。我看岳中华的时候，岳中华已经中年了，主要演出须生和花脸剧目，但是我也看过其小生剧目。岳中华是文武全才，他的戏没有差的，能戏很多，人们对岳中华的评价是“啥戏都会”。牛利民的《辕门射戟》、《花云带箭》就是岳中华教授的。

牛利民，出科于易俗社，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平凉平乐社演出。1946年，和高希中将平乐社的部分演员带至兰州，成立了精诚剧团，该团当时的名演员有高希中、杨金凤，后来刘易平也参加了该团。根据牛利民对我谈，牛在精诚剧团呆的时间不长，因为他在易俗社学的戏如《三回头》、《柜中缘》、《花亭相会》在兰州打不开市场，所以不久他就加入了甘肃秦腔老班子文化社。在文化社岳中华为其教授了《辕门射戟》、《花云带箭》，另外他通过间接的路子，将麻子红的《哭祖庙》学到了手，这三个戏成了他在文化社的代表作，使其进入了名演员之列。

不久，由于他演出出色，成了文化社的负责人。1957年，文化社和新光剧社在合并，命名为文光剧社（新光剧社系平乐社部分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兰州所建），靖正恭任团长，牛利民任副团长。文化社和新光社本来是不同风格的两个班社，后来合并时，牛利民是强烈反对的，这也是牛利民招致祸根的一个原因。这两个剧团合并后，产生了矛盾。1957年反右斗争时，利用极左思潮，将牛利民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至永登县剧团，将周正俗等人支援到了安西，文化社老班子的传统基本不存在了。牛利民至永登后，逆境反而成就了他，他成了永登剧团唯一挑大梁的演员，所以他也就放开了，之前他主工小生，很少演出须生戏，在永登他演出的须生戏有《大辕门》、《葫芦峪》、《八件衣》。此后，他又被调至武威秦剧团。

我和牛利民多次接触，此人有些文化，爱谈秦腔，一度对样板戏评头论足，文革开始不久，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劳改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大概劳改时间有9年。出狱后，至兰州演出，兰州市秦剧团为其保底，他和新一代兰州观众见面了，演出了《葫芦峪》、《祭灵》等许多戏，之后就很少演出。

牛利民家在陕西长安县，不久因为思乡心切，就回老家长安了，听说前几年去世了。范克峻《艺林细雨》有刘易平夜访牛利民的文章，就写的牛利民回长安后的情况。牛利民的优点是扮相很漂亮，嗓子好，演员的基本条件他都具备。《周仁回府》也不错，我亲眼看过他演出全本。在戏剧界来讲，牛利民是受周折最严重的一个人，但是他心态好，出狱后至兰州演出时，戴的墨镜，穿的西装，精神状态特别好。

任易俗也是岳中华的弟子，在我看戏的时候，已经主要演出文生戏，武生戏我没有看过。我看过的有《游西湖》、《铁兽图》，出科于化俗社，是岳中华的学生。岳长中真正演岳派戏是《五岳图》、《闯宫抱斗》的《武成王赶驾》，他演出的武成王穿绿靠，身后扎一个红绣球，是典型的兰州派演出。其他演员不会演，王超民、袁新民、祝慕民等人我让他们演出《赶驾》，他们都说不会演。过去的演员，内行一看就可以记住套路。岳长中因为看过岳中华演出，所以会演。王镇江演的耿派剧目我看演的好的是《五岳图》的张奎，一出场耍的三杆子比较精彩。

甘肃也出过一些好旦角。吴德育，《兰州戏剧志》有介绍，兰州人，是耿忠义的弟子（耿以旦角戏启蒙），属于旦角里的兰州派。旦角里的甘肃派演员，十二红时还有一名旦叫杨银娃。吴德育饰演《游西湖》的慧娘最为出色，另外可以演出封神戏，《五岳图》的高兰英，《太湖城》的殷夫人，先后为耿忠义、岳中华、李化仁配过戏，杨金凤曾向他学过许多戏。我看戏的时候在文化社演出，后来和周正俗一起被下放至安西，后不知所终。

何韵琴，又名何彩凤，临洮人，上世纪30年代曾赴三意社演出，因当时秦腔女角不多，兼之其唱腔优美，扮相俊秀，十分走红。后来苏育民的老婆因为吃醋，将何韵琴推到戏园门口的台阶上，摔坏了腰椎。何见西安难以演出，于是返回兰州，最后他的命运比较悲惨，再渭源时又被渭源恶霸霸占，饱受摧残，新中国成立初期去世，歌红《甘肃秦腔述略》对此有描述。

何振中在兰州来过好几次，名气相当大。1948年他在兰州办了个锦华剧团，在张掖路教育馆剧场演出，我在那里看过何振中演出的《三休樊梨花》、《玉堂春》、《八件衣》。《玉堂春》当时很少有人唱本戏，但是他演出的是本戏。《三堂会审》在兰州唱绝了，观众特别欢迎。《八件衣》的窦秀英，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八件衣》抹脖子，王正端演出的杨知县，嗓子虽然苍哑，但是非常动听，袁天霖的包公。当时和何振中一起演出的著名小生有张新华，两人经常演出“对子戏”。

后来精诚剧团在双城门演出带有电打布景的戏，背景上可以出现亭台楼阁，有山有水，何振中演出《白蛇传》的四本连台本戏，何振中演到第三本的时候何振中就离开兰州了。何振中离开后，这个剧团挑大梁的演员就变为王毓华，王出科于平乐社。但是时间不长，营业额逐渐下降，在兰州快解放的时候，锦华剧团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