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护照”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上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粮票不仅品种繁多，而且所有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凭粮证或粮票购买。粮站供应的面粉、大米等细粮和玉米、高梁米、各种豆子等杂粮要凭粮证、粮票供应，商店和各级各类供销社里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点心等粮食制成品，大大小小的饭店和小吃店里的米饭、面条、馒头、包子、馄饨等熟食品，都必须凭粮票或糕点票才能购买。

粮票最初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从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粮票的票面设计均采取线条装饰图案，粮食发行机关印章均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规格一样，粮票的上边一般有齿孔。在所有粮票里，面额最大的当属1967年发行的一万斤一张的粮票，而最小的仅有半两。若单从票幅上来看，最大的是1957年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军用定额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为150毫米×67毫米，竟与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则是浙江省发行的10市斤粮票，为8毫米×9毫米，只有指甲盖大小。

粮票获取的主要途经是由城镇居民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证等到指定国有粮店兑换。按年龄和工作性质确定每月的粮食定量，当时定量最高的为劳动强度最大的重体力工人，每月粮食的供应为45斤，不满1岁的婴儿为5.5斤，1周岁开始定为8.5斤，以后每长一岁加2斤，10周岁以上的普通市民在26斤至34斤之间。这个定量是非常紧张的，吃不饱饭是普遍情况。一般人家里常常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本、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小心翼翼地珍藏家中。

粮票是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而发行的一种无价证券，其设计者的初衷是把它作为粮食计划供应和计划管理的手段，以“方便”居民外出旅行、公干时饮食之用，它的背面都印有“本票只限在××范围内购买粮食或粮食制品，严禁买卖、伪造，涂改无效，遗失不补”的字样。然而，在原有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由政府计划供粮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粮票成为一种身份和权利的象征。能够按时按量领到粮票，就意味着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能够享受国家给予居民的一系列待遇。这是农民羡慕已久、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粮票堪称重要。居民迁徙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移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只有钱，也等同于没有钱，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而且，只有全国粮票才全国通用。当时出差外省市的人出差前都要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

当时，国内的各个城市往往上演着这样一幕相似的情景。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月的固定某几天，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店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而粮店职工的繁忙和辛苦丝毫不亚于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被打成纸浆才能离去。那时粮票享有的待遇简直和钞票一样。

泱泱“票证大国”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日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各类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有的票还规定了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放；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清楚地印着“几等烟几包”。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革”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那时候，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般人家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一到春节，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对于买到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那时候，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以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即温饱生存性的需求，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这样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物资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也逐渐失去当年的魅力。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把粮油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补充，于是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时尚的新名词——“议价粮”。所谓议价粮，就是在百姓定量内执行平价，超出部分允许不用粮票以高于平价的价格购得。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同的是，议价粮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粮两种价”。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再次有了松动，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1985年北京的粮食工作人员就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在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此外，国营粮店也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

随着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渐渐发生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的粮票基本都有所盈余。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在地下市场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一度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投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变化最初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那时，粮票的弊端已日益突出：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且日趋严重。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这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1983年，在日益依赖外来人口和人才的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需用粮票购买的平价粮占60%，剩下的40%为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深圳市领导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下令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深圳经验影响了全国。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就北京而言，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等等。在全国来看，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就此谢幕。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但在1993至1997年间，粮食购销政策仍实行“双轨制”。

自1998年起，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购销市场化改革，直到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粮食流通才真正实现购销市场化。同年，国家财政开始把原来补在流通环节的资金直接补到农民手里，也就是把原来的暗补直接变成明补。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财政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农资综合补贴，这大大提高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并且补贴额度每年都在大幅度提高。

新时代，新角色

方寸粮票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它蕴藏了许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深厚内涵，容纳了绘画、地理、民俗、历史、度量衡等各门类知识。粮票具有史料和文物价值，它翔实真切地记录了我国的那段历史，也是一种实物档案资料。此外，粮票的文化、艺术价值也非常高，60年代后，各地十分重视图案设计，精心选用本地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工农业建设工程、风土人情为票面图案，且采用多色印刷，从而使粮票有了独特的收藏价值。在这些粮票票面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毛主席语录、农业机械、人物花鸟、火车轮船等图案，还可以欣赏到那些展现新中国丰收的田野、沸腾的矿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的感人场面。

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民族疲于温饱、战争重创以及政治运动，有关的资料、实物粮票许多已经烟消云散，一般的图书馆根本找不到粮票的有关资料，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也存留着许多空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粮票实物和相关资料的收集难度越来越大，现在收藏粮票也是为国家收藏将来的“文物”，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票市场。辽宁省1955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年市价超过1500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由于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不乏珍品，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

因此，中国的粮票历史绝非一般的文化娱乐史，而是一部凝重浑厚的中华民族创业史，是一部华夏子孙与贫穷、饥饿的抗争史，是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发展史。是历经沧桑达半个世纪的完整板块，是中国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和证明。这些充分体现了其历史文物的本质属性，是绝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收藏文物。□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