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谭家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汤口会师，使敌人惊慌起来，称“方志敏首创之武力，乃由分而复合，其势颇猖獗”。12月11日，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除在浙西、赣东和皖南加强堵截外，另编组“追剿队”，委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总指挥，统辖第七师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一纵队蒋志英部，约11个团兵力，专事“追剿”，企图以南北夹击，将红军围歼于黄山地区。

    俞济时受命后，急设指挥部于皖南歙县，调遣驻太平县城仙源(今黄山区仙源镇)第七师二十一旅“即向谭家桥扼要堵截”，补充第一旅集结歙县岩寺，第四十九师由婺源北上休宁，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轰炸。

    12月13日，红军先遣队一部翻越黄山，到达谭家桥，分驻谭家桥街上、文雅、西潭、留杯荡等地。同日，红十军团指挥部随同主力部队，从汤口沿大岩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入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地处太(平)旌(德)歙(县)3县交界，自古扼守徽(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正在修筑的大岩公路自北而南穿境而过。村庄较大，约有千户人家。环村东西两面皆高山，东为鹊岭(与旌德分界)，西为黄山，中间是平坦的山谷和由南而北的麻川河，南有乌泥关山隘口和石门岗、蛇形山制高点，乌泥关以北一路小山坡，森林茂密，地势险要。

    先遣队进驻谭家桥时，敌军正分3路尾追而来，中路之敌补充第一旅由俞济时率领，已孤军突进至汤口。该敌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共3个团，外加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1个营，装备精良。先遣队2个师，兵力与敌相当，但枪械弹药不足，予敌迎头痛击把握不大，若伏击，则有一定胜算。红十军团首长判断敌军将沿公路尾追，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根据军团首长的决定，粟裕提出了以下作战部署：从乌泥关起，先遣队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师、二十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战斗力较强，配置在上峰，除以1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师阵地衔接。二十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军团教导团在公路两侧布设“挨丝炮”(土地雷)。军团指挥所设于钟鼓山麓一幢民房里(今属谭家桥镇中墩村前门组)，后勤机关设于西谭至留杯荡一线，在麻川河东侧一线高地部署警戒和掩护部队。待敌通过乌泥关，全部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援敌。二十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迅即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在公路上。

    12月14日凌晨1时，先遣队各部进入阵地。6时，敌俞济时部从汤口出动，向谭家桥方向进逼。

    上午9时许，敌前卫部队进抵距谭家桥约3公里处。因红军一新战士不慎走火，受惊的敌军立即停止前进，迅速以1个营占领乌泥关东南一带高地，其余在公路两侧展开，并将情况飞报旅部。此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陷入混乱，团长、团副均被打伤。但由于开火过早，红军对敌未形成完全包围态势，加之战斗中未按计划将十九师主力配置在石门岗以北，而摆到石门岗以南的乌泥关一带，地处悬崖峭壁，兵力展不开，未能迅速分割敌军，战场形势逐渐转为不利。

    俞济时得悉前卫遭伏击，急令补充第一旅第三团抢占蛇形山西南端高地，同时以第一团占领乌泥关地域策应。敌第三团以1个营固守蛇形山高地，紧靠第二团战斗；另派1个营从黄狮坦附近爬上石门岗中间的山脊，包抄过来，夺去红十九师仅有1个连把守的石门岗制高点。同时，布守公路两侧的敌前卫部队，在其第一团、第三团掩护下，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火力，向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发起猛攻。红二十师将士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但因新战士多，不善于正规作战，十九师又不及增援，阵地最终被敌冲垮。

    先遣队处境险恶，但全军将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生死无畏。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军接连向敌人发起4次冲锋。枪械弹药不足，红军便吹起冲锋号，端起长枪刺刀，抡着大刀，强渡麻川河，冲向石门岗，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烈肉搏，当场击毙敌军100多人，缴获枪支40余件。但终因敌众我寡，阵地未能夺回。

    拉锯战、消耗战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连续血战8个多小时，使先遣队付出了惨重代价，战士伤亡近1000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较多，当场牺牲的有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等，负伤的有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等。乐少华、刘英、粟裕是在战况紧急，指挥部队反击时先后负伤的，乐少华胸部重伤，刘英、粟裕各伤一只手；寻淮洲在带队夺取石门岗制高点时腹部也受了重伤，后在转移泾县茂林途中牺牲，年仅22岁。这一仗，敌军伤亡亦达220人。双方精疲力竭，无力再攻，形成对峙。

    入夜后，战场上枪声逐渐稀疏。先遣队侦悉敌军第二十一旅正由仙源火速向谭家桥集结，为保存实力，军团首长决定立即北撤。敌人虽预料红军掩护撤退，但因“苦战既久，亟须整顿”，又怕夜间再遭伏击，未敢追击。至15日拂晓前，先遣队全部撤出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战斗结束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谭家桥山水，红军在此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

血战后的反思

    谭家桥战斗后，敌军近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妄图一举消灭先遣队。

    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1月上旬，先遣队转战于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青阳、石埭(今石台县)、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大小战斗10余次，多为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1月下旬，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除刘英、粟裕等率800多人突围，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李步新(先遣队干部团成员)、熊刚(侦察营营长)等近1000名指战员被先期留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方志敏、刘畴西等也相继被俘。同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并肩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应该说，先遣队最终失败，与谭家桥战斗的失利有直接关系。谭家桥战斗，是先遣队重新组建后全部转向外线的第一战。正如方志敏指出的：“这一仗关系重大，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

    谭家桥战斗为什么会失利？方志敏认为，“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可以说，战术上的明显缺点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直接原因。

    若干年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则认为，轻敌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首要原因。红十九师与敌补充第一旅是老对手：1934年9月中下旬，在浙江江山贺村和大陈、常山县城、遂安送驾岭等地，红十九师与之遭遇，先后打退该旅4次进攻，敌伤亡260余人；同年11月29日和30日，红十九师又在浙江分水城边和富家，连续2次挫败该旅2个团进攻，致敌伤亡约130人。因此，先遣队将士普遍存在轻敌心理，认为补充第一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作为会师的纪念。其实，补充第一旅名为补充，却拥有3个整编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素质高，军官多为军校毕业，士兵多为北方人，战斗力并不弱。因此，思想轻敌也的确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40多年后，粟裕在回顾先遣队这段历史时，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谭家桥战斗失利乃至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谭家桥战斗，军团首长的决心和作战部署是正确的，战斗失利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先遣队不过数千人，而围追堵截的敌军却有数万人；主观上是战场指挥失误，主要是地形选择和兵力配置不当，如将组建不久、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部署在战场正面，经受不住敌人强攻；而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被摆在悬崖峭壁一带，兵力难以迅速展开。

    他认为先遣队失败的祸根是“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和干部政策。可以说，这也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根源之一。“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赋予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中央要求先遣队以其北上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变更”，不仅要求过高，而且“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时，蒋介石绝不会因中共提出北上抗日号召，出动一支规模并不大的部队，就抽走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8万主力红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兵力不过数千的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闽浙赣皖腹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二是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先遣队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亟须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正规军转向游击队。而中央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要求集中一起打运动战。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整编时也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三是高度集中指挥使先遣队行动陷入被动。当时，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自然剥夺了先遣队军事首长对战役指挥的机动权和自主权，也严重限制了战场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左”倾的干部政策也“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组建红十军团时，受“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的打击，也是无视红七军团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让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等红军将士付出了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