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其开创的儒家曾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赫的学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曾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孔子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孔子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孔子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从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的视角作些探讨，以供讨论。

一、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

孔子一生的主要思想贡献，主要被其弟子们记录在《论语》一书之中，而其中对中国社会最大贡献和最有影响的则是其伦理思想。孔子伦理思想无疑十分丰富，但是其中却贯穿着其最重要的伦理精神。这些最重要的伦理精神就是：仁爱主义、中和主义、尚义主义、等级主义。

要了解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我们不能离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中国古代社会至少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独特的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生存空间，造就了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其二是特殊的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即带着氏族制的跻带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从而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稳固的宗法制度。而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经济为本，以宗法制度为骨架，就必然使家庭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最重要的场所，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性的小农经济，其生存和发展，必然依托于家庭的兴旺；而家庭的兴旺，又直接取决于家庭内部人伦关系和睦相处的状况。因而，家庭人伦关系的调谐也就成为了家庭兴旺发达的根本条件，也成为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样一来，家庭伦理也就成为了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和前提。而家庭伦理是建立在家庭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的，顺理成章的是家庭伦理的根本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精神。孔子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以仁爱主义精神为其整个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仁爱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爱护人、尊重人的“人本主义”精神。“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内容就是爱人，人和人之间要有同情心，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尊重。特别宝贵的是，在当时奴隶社会，孔子不仅把奴隶主视为人，而且也把奴隶和平民视为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仁”的概念虽然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和普遍使用，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才发展到最高峰。孔子视“仁”为万德之本，诸德之和。仁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并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包括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包括忠。孔子赞扬殷三忠臣微子、箕子和比干道：“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仁包括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仁包括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包括信等。孔子认为，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论语、阳货》）而要实现仁，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孔子认为，实现仁的基本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论语、里仁》）忠恕之道，从消极方面来说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从积极方面来说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总之，就是将心比心，推已及人的方法。而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要克已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孔子的仁爱主义精神，由于其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也发展为整个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精神。从战国时代的孟子，到汉代的董仲舒；从宋朝的朱熹，到清代的康有为，都极力推崇仁爱主义精神。孟子也把“爱人”作为“仁”的基本内涵，他说：“仁者爱人”[2]（《孟子、离娄下》）。孟子不仅把“仁”推为首德，而且把“仁”与人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人性本善，其第一位的善端就是“恻隐之心”，由此发扬光大就为“仁”德。因而，仁爱主义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精神。此后，历代中国伦理思想家都基本沿着孔孟创立的仁爱思想发展下去，使仁爱主义精神在中国源远流长，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在家庭作为生产基本单位的自然经济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客观上要求家庭内部以协作劳动的方式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保持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成为家庭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也是贯彻仁爱主义精神的重要保证。而宗法制度和孔子的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也使孔子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因此，孔子从仁爱主义精神出发，进一步认为，仁虽为万德之本，诸德之和，但仁并非就是道德的目的，道德的根本目的在于“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而达到和的最佳方法，就是“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由此形成了孔子的中和主义精神。

孔子的中和主义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并把和作为一种最高的价值，为了保持和的境界，必须坚持中庸之道。那么，什么是中庸之道昵？孔子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其基本思想却是明确的。“子贡问：‘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看来，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类似的认识还有不少，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论语、尧曰》）凡事都不能走极端，而取持中的办法；即凡事去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也是实现和的根本方法。

中国以家庭和家族为主体的群体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小农经济所制约形成的两极性思维方式，突现了中和主义精神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作为达至“和”的根本途径的中庸之道，不仅成为孔子和孔子之后的众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而且还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极至。孔子处在春秋战国之乱世，常常感叹中庸之德之缺乏：“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已经开始把中庸视为至德了，而孔子之后者，则进一步把中庸之道视为天地之规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一）“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4]（《四书集注、论语、雍也》注）

从仁爱主义和中和主义出发，孔子自然地形成其尚义主义精神。既然仁为万德之本，诸德之和；既然和为家庭和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而实现仁爱与和的方法和途径都有赖于忠恕之道与中庸之道；既然中庸之道为天下之大本，关乎天地万物之命运，那么，道德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尚义主义精神也就呼之即出。

孔子尚义主义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注重“义”即道德的价值和精神的追求，相对地则把“利”即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的追求放在第二位。人在社会中生活，固然离不开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但是，道德的价值和精神的追求则更重要。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他说：“见利思义，今之成人。” （《论语、宪问》），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的过程中，要经常想想这种追求合不合义，有没有利于义。如果不合义不利于义的物质利益是决不能获取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作为一个君子，应当以追求义为根本，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当义利发生根本冲突时，君子应保全义，即使是牺牲生命，也要成全仁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虽然墨家和法家都曾有过功利思想，但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家道义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深入民间乡村；同时，道义思想在客观上不仅符合家族制度的需要，也符合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小农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贫乏，倡利则起纷争，倡义则保平和），因而，尚义主义从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则进一步演化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正如前述，中国古代社会至少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独特的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生存空间，造就了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其二是特殊的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即带着氏族制的跻带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从而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稳固的宗法制度。而这种宗法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但是，这种等级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它又不像古印度和欧洲中世纪的等级制度那样冷酷无情，而是充满人伦温情。这种宗法等级制度以人伦关系为核心，主要以父子、君臣、夫妇关系为核心组建起来。这些人伦关系以血缘辈分等级秩序为根本，强调父权、君权和夫权的绝对权威，强调上下之间的尊卑关系。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因此，也必然充满着等级主义精神。

在孔子看来，人们在社会上生活，都有自己特定的名分和规定，不能僭越，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当孔子得知当时执掌鲁国大权的贵族季孙氏越规使用天子之礼时，非常愤慨地指摘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由于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以家庭道德为根基的，因此，这种等级主义精神在家庭里最主要的体现是亲子关系中的孝道，其次是夫妇关系中的顺道，然后是兄弟关系中的悌道，男女关系中的从道。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孔子较多。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才，鲜矣。” （《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论语、学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孟懿子等人问孝，子曰“无违。”“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之？”“色难”。（《论语、为政》）古代社会扩家为国，家国同构，因而，在家讲孝道，在国讲忠道。“孝慈则忠。” （《论语、为政》）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在这些论述中，充分地反映了孔子突出的等级主义精神。

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中国社会伦理生活的一般要求，含有“伦理真理”的要素，成为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它由于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其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孔子的仁爱主义精神，是其具有最多合理成分的思想。其中的尊重人的价值，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关心的人道主义，为人以仁爱为怀的意识，推已及人的道德行为模式等等，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代社会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推行人道主义都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出发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仁政思想、仁爱情怀、博爱意识、人文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等等也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反，孔子的等级主义精神，是其具有最多糟粕成分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纲常，强化了人间等级秩序的合理性、正当性，滋长出官本位观念和特权思想以及人有差等的观念，为巩固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服务。等级主义精神扼杀了人们的个性发展，压抑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扭曲了国民的人格，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必须彻底清除。当然，等级主义精神中的一些具体认识如上对下关怀、下对上的尊重；长对幼的爱护、幼对长的敬重；亲对子的关爱，子对亲的敬爱等等，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孔子的中和主义精神，是其具有较多合理成分的思想，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坚持中庸之道。在以后的发展中，主要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大同”观念、和平主义和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中和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精髓，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多方面而深刻的。它使中华民族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人行事谨慎持重，不走极端，善于求大同存小异，着力维护集体利益。因而，对于民族的凝聚和统一局面的维护，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和主义精神，往往在实际生活中流于和稀泥的“折中主义”，否认斗争和矛盾，排斥竞争，造成了人的保守性，使个人创造性发生萎缩，抑制了竞争精神的生长，并往往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这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会引发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坚决克服其糟粕的成份。孔子的尚义主义精神，是其精华和糟粕参半的思想，它重视道德的作用，重视精神生活的追求，重视个人德行的修养，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导利等等都有合理的因素，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重道德、重气节、讲操行的特性，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善良、最有礼貌的民族之一，使华夏一向以“礼仪之邦”播誉四海。当然，由于尚义主义过分强调了道德生活的至上价值，贬损物质生活的追求，否认人们对正当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物质消费的淡漠，致使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特别是其重义轻利，否认个人利益的思想，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予以消除。

二、孔子思想伦理精的现代价值

尽管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有其鲜明的两重性，然时至今日，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还有其重要的价值。概括来说，其重要价值表现如下：

第一，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精神遗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离开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无根之树。因此，对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传承，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重要一环。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还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要与中国传统优秀道德相承接。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伦理道德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只有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上，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要求，对包括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批判继承，汲取、改造其精华，使其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要素，才使当代中国道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才能更好地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作用。

第二，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是实行以德治国方略得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要顺利完成这项工程，我们必须要借鉴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发展。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其主体内容都是政府行政。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依法行政，以德治国的主体内容是以德行政。而孔子的仁爱主义精神和尚义主义精神之中，就有着许多“德治”的思想精华。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北极星与众星的关系来比喻施行德政的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强调德治的重大价值。又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虽然孔子在这里颠倒了德治的重点对象，但他已经看到了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初步有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萌芽思想。再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强调为政者以身作则，做好表率。要正人先正已，行政者必先有政德。关于政德，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仁义、坦荡、忠诚、正直、勤奋、爱众、好学、诚信、多闻、明礼、勇敢、宽容、等等。这些都应当是我们实行以德治国方略得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

第三，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历史资源。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告别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且是维护一个民族稳定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且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个民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资源。孔子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伦理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而且广泛地影响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百姓大众，其精华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无疑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历史资源。

总之，由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在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发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影响虽然有其鲜明的两重性，但是其精华部分依然在当代还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2]鲁国尧、马智强译注：《孟子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一。

[4]《四书集注、论语、雍也》注。

（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