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文字的载体，可分为硬载体与软载体两类，硬载体为不能直接进行手写使用的载体，包括：陶器、甲骨、青铜器、石。软载体为能直接进行手写使用的载体，包括：竹简、木简、木牍、丝织品、麻纸、宣纸等。不同时代的硬载体都有不同的性状，不同性状的硬载体决定其承载文字的面貌。譬如甲骨文时期，由于动物骨头比较小而且柔韧，契刻的难度比较大，还要在比较小的篇幅上刻较多的字迹，因此表现的字形较小、线条毛糙、露锋入、出锋收、结体随意的特点。但金文由于需要在铸造前制作模具再行铸造，很难表现尖细的笔锋，因而表现得遒劲敦厚。刻石由于石料相对于胛骨和青铜器比较好掌握，容易把点化造型表现得细腻，而且面积也可大可小等，因此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作品风格。

同样，不同时代的软载体也都有不同的性状，不同性状的软载体也同样决定其承载文字的面貌。因此，简书、帛书以及用麻纸、宣纸所写出的书法作品的面貌也各不一样。承载于软载体上的文字，由于是直接手书而就，所以在面貌上表现得流畅灵动、富有变化和神韵，这是硬载体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效果。

由于不断的研究和发展，加之又有书写工具的不断更新，尤其是作为书画专用宣纸的产生，使书法艺术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汉字载体经历过数次变化，其间一直影响着汉字的书写方式。当然，这里也包括书写工具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加上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追求，汇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出一门独特的艺术，即汉字书法。汉字是象形文字，其线条结构带有先天的艺术特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它是文字，同时又是一种合乎美的形式规律的创造。这正是中国文字发展成为一种艺术的根本原因。”宗白华认为：“中国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这一点就有艺术性。原来是象形的，后来中国文字渐渐地越来越抽象⋯⋯但是，骨子里头，还保留这种精神。”汉字最初“以刀代笔”，所用载体是龟甲、兽骨、金属、石料以及竹木等，刀具契刻的文字，因材料限制，其流畅性与章法都受到很大影响。笔墨出现后，这种限制得到了改变。由于使用软笔书写，不但速度加快，笔的运动轨迹也产生了许多变化，比如使转、提按、顿挫等，与刀刻相比，多了几分灵动、流畅及圆润的效果，章法之间也富有变化和神韵。笔墨带来的最显著影响是隶书的产生，使汉字形体发生了极大改变，这一过程史称“隶变”。汉字从此进一步褪去象形，彻底走向符号化，并在形制上定格为方块字结构，为以后行书、草书、楷书等字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自西汉起，纸张得到普及应用，汉字书写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纸张轻薄、柔韧，配以墨色调节，更适于书写者情感的表现和发挥，因而汉字书法艺术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充分发展，汉字的各种书体，如篆、隶、草、行、楷此时得到初步完善，并逐渐由于书写者主观因素的加入而形成不同风格，展现出不同个性。与此同时，关于书法审美，已经成为书写者自觉的一种追求，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可以说，中国书法从这时开始，成为了有创作者主观意识参与的艺术创作行为。载体的变革是促进文字发展的重要前提，科技的进步，使载体材料产生变化，文字的普及和广泛运用进一步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脚步。以下着重分而述之。

1.金石

早期的汉字载体，还有盛行于周代的青铜器。我国使用青铜器的历史较为久远，早在夏代便有记载，史书上有“禹铸九鼎”的说法，商周及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器上铸文刻图更为普遍。尤其春秋战国末年，器物装饰铭刻细浅、工丽，纹样繁复多变，附饰图案多见鸟兽等相对复杂的动物形象，线纹严整有致、舒畅自然，刀刻技法的应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铸刻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所谓的金文。金文与甲骨文都属于大篆，字体特点整齐、圆润，并且出现了“阴文”和“阳文”两种表现形式。

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东周的历史从此揭开，最负盛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侯争霸，社会动乱，经济文化在动乱中得到交流、得到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书法艺术也开始步人多样化的繁荣，石刻出现，毛笔和墨得到广泛使用，刻石、盟书、帛书、简牍等也共登书法舞台。比之青铜器易搬迁、易溶冶、易丢失的特点来说，石材易致、石面易刊，所以在先秦即被中国人用于勒石记铭，发挥慎终追远的纪念性功能。石鼓文可谓是中国书法艺术与石刻渊源的源头，它一被发现，即被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极力推崇，共称“古妙”。当时的诗人也有很多作诗赞赏者。因为其材质，其书法比甲骨文多了一份厚重，少了一些清瘦，更显大方；比之金文，结构较为齐整稳定，线条整饬、凝练。同时，石的刻写比金文的铸，过程简化单一，所以少了青铜铭文中间多有肥笔的装饰意味，其艺术美完全体现在用毛笔按照一定的笔法书写出来的自然流畅的效果中。清代康有为赞曰：“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我们见到的最早墨迹是殷商时代一陶片上的“祀”字，但简牍、帛书、盟书是先秦墨迹书法的代表，它们虽然使用的工具相同，但由于文字载体不同，书法风格亦有差别。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为争夺霸权，经常举行一种具有制约作用的盟誓活动。盟书，即当时在举行盟誓活动时用毛笔蘸朱砂和墨书写在石片或玉片上的盟誓誓言，是一种正式的文书。由于玉石片比简牍光滑，且不具有吸墨功能，所以其起、收笔速度必须加快，致使盟书线条较为流利、润滑清晰。而起、收笔大的粗细变化，又使其更显灵动，多了迥异于甲骨文、金文的意趣。

2.竹木

从东周至魏晋，汉字书写大都以简牍为载体。简是用竹片制成，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制一尺，制简之前，先要进行打磨，竹简要用火烤干，谓之“杀青”，一方面易于书写，另一方面还能起到防腐作用。竹简一般要用丝绳编联成册，称为“简册”。牍是木质，尺寸相对要比简宽，但长度相仿，因而简牍古来又常被称作“尺牍”。在纸张发明以前，官方的文书档案、私人信件等，都是以简册和版牍的形式面世的。简册、版牍的形制规范，对后世的印刷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有关图书的制版、印刷等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着简牍的传统。与简牍同时代使用的还有缣帛，也叫帛书，从战国时期已开始作为书写材料，而以秦汉时使用最多。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有许多优点，比如可以随意裁剪，质地坚韧轻柔，便于携带和保管，不过由于十分昂贵，无法普及使用，只有朝廷的一些重要文书才能使用。印刷技术起源于另一个华夏民族古老的文化符号，即印章。印章的雏形是简牍时代的封泥。纸张出现后，封泥的作用才逐渐褪去。中国的印刷术经过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雕版印刷产生于对碑刻文字制作拓片的灵感。实际上，碑拓完全是雕版印刷的反向运用，受此启发，人们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然后转印在纸上，我们看雕刻文字的木板，相当于一方刻着更多文字的印章。雕版印刷有许多不足，比如刻版费时费工，一旦有错别字，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印版储存占用空间较大，易发生变形、虫蛀、腐蚀等。

3.帛

帛是丝织品，是纸产生以前中国人用来书写的另一种材料，帛书也称缯书(缯是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是古人写在棉布或丝卷织物上的文字，它与简牍同时存在，并差不多同时消失。帛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用的绢，所以对笔墨的表现能力较强，行笔之迹清晰可见，线条更为流畅，毛笔的提、按、顿、挫所表现的效果都能体现出来。再加上面积较大，不像简牍那样受窄长的影响，结体更为活泼多变，毫无一点呆滞之气。

4.纸

在上古时代，祖先主要依靠结绳纪事，以后渐渐发明了文字，开始用甲骨作为书写材料。后来又发现和利用竹片和木片以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缣帛太昂贵，竹片太笨重，于是便导致了纸的发明。我国西汉时已开始了纸的制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广泛流传，普遍为人们所使用，造纸术进一步提高。造纸原料也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如竹帘纸、藤纸、鱼卵纸等。蔡伦造纸的原料广泛，以烂渔网造的纸叫网纸，破布造的纸叫布纸。隋唐时期，著名的宣纸诞生。纸的发明结束了古代简牍繁复的历史，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时，由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大大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造纸区域进一步扩大，名纸迭出，如益州的黄白麻纸，杭州的藤纸，均州的大模纸，蒲州的薄白纸，宣州的宣纸、硬黄纸，韶州的竹笺，临州的滑薄纸。

三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书法艺术开始划分出帖学派和碑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汉字产生和使用的同时，纯粹的书法艺术也随之产生。但同时又受到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制约或促进。由于形成文字的历史不同、载体不同，它们各具面貌，风格逥异，都说明不同的契刻文字载体的形式不同，所赋予契刻文字的面貌也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契刻前，文字的书写只是文字落座于载体之前的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最终目的。此时书写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忠实再现文字符号为目的。因此在书写时必须力求规范，不能融入书者的思想感情或随意性的、个性化的东西，所以容易显得呆板僵化、缺少灵动。因此这些形式制约了汉字和书法艺术的的发展。自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丝织品和竹简、木简等文字的新载体，西汉以来又有了纸张的产生，使得文字的存在形式能直接以手写形式出现，从而使得汉字书写性质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以后直接以手写体的形式对所书写的文字内容进行展示和传播。这样把对文字的书写工作从文物形式的制作工艺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书法行为。因此就可以在书写时追求简便快捷和带有随意性，并可融入书者的思想感情或个性化的东西及艺术审美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的书法从此开始才成为有主观意识上的艺术创作行为。载体的变革促进了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如从金文到简帛书到隶书的发展、从隶书到楷书、从章草到今草的发展，都与载体的变化不无关系。载体的变迁，促使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和出现了不同的体貌特征，通时也完善了正书、行书、草书完整的、系统的书法逻辑关系与书法的不同流派。

转编自《书法导报》

郑博文

号澍臣草堂，现为西安碑林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楷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新闻出版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中华文化书画院院长，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西安市碑林区文联副主席，十三、十四届碑林区政协委员，黄淮学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书法客座教授，2013年进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书法高研班学习，师从著名书法家胡立民先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