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字之气息，随时而异。——黄丕烈

清代刻书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前代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中国版刻史上的又一座巅峰。清代版刻字体在明代版刻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终于新境大开，自成一脉，大致分为宋字与软字，也可称为硬体字与软体字（馆阁体、仿宋体、欧体等）。相比前代版刻字体，清版独具魅力，既有媲美宋版的“康版”，又有极具馆阁书风的“清三代”精写刻，工稳方正的“宋体字”，以及清中叶以来兴起的“仿宋体”，面貌多样。

清康熙扬州诗局《全唐诗》，征召苏州、扬州善书者专习欧字，能手刊刻，有“康版书”之美称。

清初雕印的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主，同治光绪之际逐渐衰落，刻书之风移于湘、鄂等地。从刻书系统上看，官刻（内府刻）、坊刻、私家，三家各有所长，各尽其美。

清代刻书雕版最为精善者，以内府刻书为最，据统计大约七百余种，不仅沿用各地进贡纸墨，又翰林院学士校勘，善书者手写上版，名工雕版，集清代一朝国力所成，诸体兼刻，精美无匹，堪称清代版刻的巅峰。

清康熙内府刻本《佩文斋书画谱》，软体字，精写刻。

私家刻书亦蔚然成风，精刻迭出，如林佶写刻，许槤刻，通志堂刻，陆氏云渔书屋刻，顾氏碧筠草堂刻，鲍氏知不足斋刻，金冬心著作系列，《板桥集》等刻书，多为文人名家抄写，雕版精工，宛若手书，摄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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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内府刻本《佩文韵府》，硬体字，字形方正。

关于版刻字体在清朝的使用情况，李志清先生《古书版本研究》对清代刻书字体进行了总结：

“顺治时期继承明末之硬体字遗风，变化不大；自康熙迄乾隆初期，除硬体字外，又流行一种字画织细，极为美丽的写刻体（软体字）；乾隆中期以后，除精刻本仍使用软体字外，又恢复自明中叶以来，以硬体字为主流的印刷体系；从咸丰以后，软体字难得一见，刻板几乎尽用硬体字，盖其时能雕软体字之刻工已甚少矣。”

清代刻书字体一般分为软体与硬体，也可以称作写刻与宋体字两大类。

康熙十二年，武英殿在修补明永乐经厂《文献通考》旧版重印，康熙在此书《序》中提到“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

宋体

清乾隆鲍氏知不足斋《翰苑群书》，硬体字。“横”的收笔比起笔重，收笔处形成一个三角形；“竖”保留起笔的顿笔效果并转变为在右部的小三角形，收笔处左半部长出部分以维持整体平衡；“捺”笔画仿颜体而将收笔处轮廓线由向外延扩变为向内收缩。

所谓硬体（宋字）指的是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一种横轻竖重、方整规范的字体，横画末端有三小形的凸起，一般称为“宋字”，也有“肤廓字体”、“匠体”、“硬体字”、“方体字”等别称。形态大同小异，各个时代呈现的形态不一，如清初承续明末遗续，有“长仿宋体”、“扁仿宋体”等形态，后期发展成一种字形方方正正，略显板滞的“宋体”字，咸同以后，大多通行此字体。

追溯硬体字的缘由，与明正德到隆庆以来形成的“宋体”字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永年《古籍版本学》：

“当时文坛上“前后七子”在倡导复古运动，李梦阳、何景明等是“弘治”年间的进士，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之结合则在嘉靖时，这种从弘治历正德、嘉靖到隆庆的复古运动，正和此明刻事业的中期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在时间上相吻合。”

明万历刻《史记抄》，仿宋体字，有欧体风格，为浙刻，若字体风格似颜柳，则为闽刻。嘉靖万历间刻书风格字体大体类似。

前后七子在复古运动中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复古风气逐渐弥漫到刻书事业，则表现在对宋版书的竭力搜求以及全面覆刻。嘉靖万历间刻工，为节省时间和成本，对宋体进一步加工，但却只存其形，不存其神，这一时期一般多用白棉纸，素有“白棉纸嘉靖本”之称。

明崇祯刻《诸子汇函》，长仿宋体，字形修长，笔画方整。

明代万历至后期，这种字体在面貌上又作了进一步改变，有细长方，长方、正方、扁方等形态，但都“大同小异”。比较著名的是明末毛子晋刻书使用的扁方字体。

清康熙刻本《花镜》，硬体字，比较有特色的撇画故意拉长，清早期硬体字一般都具有此特色，

顺治时期的宋体字前期瘦长，至康熙时趋向正方，乾隆时又呈扁方。宋字横细竖粗，撇长且尖，捺拙而肥，与明末通行的“长仿宋体”还是有较大区别。

可以说，硬体字主要由宋体字演化而来，到后来硬体字逐渐成为十分普遍的字体，当代出版书籍都是使用这一字体。

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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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内府刻本《御制全史诗》，软体字，字体圆转秀丽，馆阁书风。

所谓软体，实际上是一种正楷的书写体，比较美观，与硬体字相对，有“元字”、“软体字”、“楷体”、“写体”等称谓。广义上将，就书体而言，包含草行篆隶楷；就楷书形态而言，包含欧颜柳赵、馆阁体等具有书写意味的字体，或方劲、痩硬、圆美、丰腴，风格多样。

清初精写刻的风尚形成与帝王的喜好有着直接的关系。顺治皇帝喜好欧阳询书法，康熙帝与雍正帝皆喜好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皇帝喜好赵孟頫书法。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文人仕子为了获得更多进试的机会，争相模仿，使得康熙一朝的行书都趋向董其昌书风，以沈荃、姜宸英、陈奕禧、张照等馆阁书家为代表。与之相对应的是，清初版刻以欧体字和以赵董书风为主的馆阁体风行天下。

康雍乾三朝也出现了许多家刻名版，被称为“清三代精写刻”。虽然当时文士大都从唐碑入手，但最终的形势特点和风格面目基本都以赵孟頫为归宿。这种现象在乾隆一朝尤为明显。无论是“颜底赵面”或“欧底赵面”，都是馆阁书风的影响，这是时代造成的结果。

清康熙刻本《午亭文编》，精写刻，林佶四写之一。国家图书藏本。

私人精刻如林佶四写（《渔洋山人精华录》、《午亭文编》、《尧峰文钞》、《古夫于亭稿》），徐乾学《通志堂集》，宋荦《绵津山人文集》，《吴风》，习启寓《唐诗百名家集》，曹寅《广韵》、《集韵》、《楝亭五种》和《楝亭藏书十二种》，等都是清三代精写刻的代表。林佶四写趋向于“赵体”，《通志堂集》、宋荦《绵津山人文集》则完全仿照“欧体”。

左为清雍正陆锺辉水云渔屋刻本《重刊校正笠澤丛书》，右为雍正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小残卷斋古籍碑帖精品展》，学苑出版社。

雍正时期，王歧手写顾氏碧筠草堂刊刻《重刊校正笠澤丛书》，诗鼎斋刻《淳化秘阁法帖考证》，金农在扬州刻自撰《冬心先生集》，《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等精刻。《笠澤丛书》是以赵孟頫书风为主，《冬心先生集》则更以宋体字为主。

清乾隆《渔阳诗话》，软体字，馆阁体风格。

到了乾隆一朝，弘历皇帝喜好赵孟頫书风，使得当时书风又为之一变，版刻中的软体字更趋向于“馆阁体”，笔画饱满圆润，匀称流畅，转折处多圆转，所以乾隆时期的大多数私家刻书都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留下的私刻文集大多数都是此面貌。

清乾隆嘉庆间，随着考据的兴盛，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校勘学家，不仅校勘图籍，也参与到刻书的事业当中，刊刻了许多丛书。刻书的特点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不惜工本的仿宋本，版式行款一律依宋书版式，刻书字体则是极为精美的“仿宋体”。

清嘉庆二十三年秦氏石研斋《扬子法言》，覆宋本，“仿宋体”。国家图书馆藏本。

黄丕烈影刊了许多宋版，后入《士礼居》丛书，被书林中人视如具有宋元价值的，下真迹一等的善本。有胡克家宋本《文选》、元本《通鉴》，秦恩复刻《扬子法言》、《骆宾王集》等，其字体依宋元旧刻。卢文绍《抱经堂丛书》、阮元《十三经注疏》，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等则是宋体字刊刻。

道咸之际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嘉道之间以还江南雕版中心遭到破坏，刻书相对乾嘉时期较少许多。实际到了嘉庆时期，国力衰弱，雕版事业已经走向凋敝，精刻很少了。到了同光时期，各地出现由地方设立的官书局进行刻书，所用字体几乎全是宋体字了。

民国澄衷学堂石印本《板桥先生真墨》，石印本使用油墨渗透原理，一般刷印书籍会有油墨，容易辨认。

清末，随着西方印刷术的进入，各种石印、珂罗版、影印等因成本低廉逐渐取代以木板为主的印刷方式，雕版逐渐衰落。到了民国，尚有董康、陶湘、张均衡、刘承干、徐乃昌等人刊刻的大型丛书，版刻精飒，但这已是中国版刻的最后辉煌。 

肇自北宋版刻兴起，迄止民国衰亡，版刻字体经历了近乎一千多年的盛衰演变，亘古绵延，从未中断。及至今日，版刻优美的书法字体已被印刷字体取代，不复昔日辉煌。但古籍善本精雅的字体，生动的雕版，如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清晰生动的展现在面前，触手若新，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