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的内涵及其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一种支配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人类共同享有的组织体。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写道:“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取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1](P347)1986年8月,该党通过的新纲领草案(依尔塞草案)说得更清楚:“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也能够成为按更加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的那种势力的重要工具。”[2](P37)奥地利社会党纲领指出,本党的目的是使国家人性化,而不是使人国家化。该党领袖及理论家布鲁诺·克赖斯基在谈到国家问题时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不仅要控制权力,而且首先确定它在道义上的意义。”[2](P37)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有义务保障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在独立的自我负责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先决条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来参与奠定国家的基础。”[1](P346)上述论断表明,社会民主党完全明白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限度。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国家应当为经济公民设定一个可靠的框架,保证他们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在国家作出经济上重要的基本决定———特别是关于税收的———时有参与的可能,而在其他方面则让经济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听凭客观力量的活动去支配。”[3](P1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抽掉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实质,而把国家人性化,国家就成为超阶级的“全民国家”了。可见,超阶级性和人性化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两个显著特征。

2.国家与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对国家性质的分析,是以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为基础的。首先,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稳定的,因此,不需急于改造。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确定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是经济民主。法国社会党1969年原则声明强调,“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点”[4](P186)。西欧各国社会党普遍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并在这一框架内由国家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主张工会和工薪劳动者参与经济决策和企业的生产管理(即所谓的经济民主),同时维护社会福利国家。这种认识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第二国际起,社会党的各派基本上一致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主要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起初仍旧主张这一观点,一些执政的社会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后来他们逐渐改变看法,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1997年英国工党决定修改党章第四条,取消其中关于公有制的主张,突出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其次,他们认为,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白领阶层”即中间阶级,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化。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正在趋向缓和,革命已成无益的冒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不断调节,能够减少失业,避免经济危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已丧失“历史动力的那种主导作用”[5](P141)。实现社会主义已不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上的阶级不再以对立的姿态出现,而是彼此进行合作。因此,只有通过阶级合作,才能达到“和平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而阶级合作的最好方式是改良。他们声称自己是作为改良主义的继承者出现在西欧、中欧的工业发达国家的。

3.国家与市场 过去社会民主党都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调节功能。现今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强调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掌舵者”而非“划船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和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不应包揽一切;同时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对市场不能放任而要有一定的控制。

关于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法国社会党力图突出它和英国工党的区别。英国工党认为,市场总是比政府更加聪明,反对过度的国家干预,也不赞成否定国家干预,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国家要有更大的透明度和防治腐败的新措施,必须提高行政效率以获得合法性。而法国社会党并不这样认为。法国社会党承认市场经济的突出优点,但是也强调它的局限性,认为“市场不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最佳状态,也不会导致社会的最优状态。相反,它有可能导致自然界的退化和社会的分崩离折”[6](P276)。若斯潘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6](P277)这一观点不但在法国社会党的文献中反复出现,而且已被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接受。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就是不允许整个社会商品化,不通过自由市场来分配全部社会财富,不把利润法则当做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法国社会党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要对它实行调控。可见,法国社会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以承认它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为前提的,这是目前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态度。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要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与维护制度的改良主义区别开来,现在却已经满足于充当资本主义的医生了。吉登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7](P75)不过,与英、德两党的主流理论相比,法国社会党更加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控制。

4.民主和专政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表现在民主和专政问题上,就是把民主超阶级化,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政治范畴,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合理形式。

社会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民主四方面内容。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8](P249)宣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对前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抨击。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7](P75)。1978年奥地利社会党党纲指出,“民主和专政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党人是“法西斯专政和共产主义专政的坚定不移的和毫不妥协的反对者”。[2](P317)1986年社会党国际《利马委托书》“表示反对一切形式和一切阶级的专政”[8](P254)。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明确地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9](P5)他们认为,无论是什么阶级的专政,都意味着独裁,意味着对民主的践踏。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有直接关系。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等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普遍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滥用专政手段、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等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曾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社会党人看来,国家已不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存在,而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集团为扩大影响、争取权力和创造机会而斗争,并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彼此争论、相互理解和结成联盟的政治制度,是能够朝着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和经济的这样一种进步的社会势力的重要工具。这一认识成为社会党人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将民主超阶级化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

5.国家和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在一个受权力和不平等支配的社会里,国家应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社会公正,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通过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塑造以完成自己的职责。

西欧社会党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执政方式由“统治”转向治理,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和忠诚,努力使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这一变化,西欧社会党改革传统政党和政府的活动方式,将治国理念由“统治”变成治理,以便更多地发挥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的作用。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使政府成为治理型政府。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只起组织协调作用,不包办代理。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力,国家则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

“第三条道路”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介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当代资本主义结构调整和策略调整的产物,其宗旨在于寻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国家有时候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国家有可能会吞没公民社会,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想象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国家还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公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7](P89)。但是,国家的民主化以及利用民主的和合法的政治权力来限制社会经济权力并且实行社会改良的思想,仍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设想。

同时,社会民主党认为,市民社会的成熟是社会民主主义未来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他们认为,“要把政治决策的主权从民族国家机构转移到社会职能体系和生活世界,就要求社会政策的新形式,以使(社会)重新获得民主决定的权力”;“社会民主党必须使自己的党组织向这种新的非等级制参与形式开放并且在社会上促进这种形式”;“不要企图通过党和工会在左翼光谱中垄断对政治的参与,而是应当产生与公民倡议运动、市民社会论坛和社区方案合作的新的意愿”。[3](P162)可见,政治体系的机构向更加广泛的、特别是向非常规的政治参与形式开放,是可以与加强市民社会民主同时并行的。

6.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及其主权受到很大的冲击,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侵蚀,国家是否可以为其他的政治组织形式所取代,这些都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的确对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形式以及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在双向的非集中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结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自下而上,这个进程正在制造超国家的解决方案,寻求更大的能力来应对在日益缩小的民族(国家)空间中出现的新挑战;而自上而下,它正在产生对内分配民族领土权力的新途径,以实现更大的灵活性,更接近人民,并在一些情况下,更好地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特性。随着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社会党国际特别强调国际机构的调节作用,尤其是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对民族国家作出悲观主义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将要走向终结,还是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斯图尔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超地域关系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地域国家构成威胁,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合情合理,但因此而得出民族国家已经终结的论断,未免太草率了。“全球空间的扩展决不意味着地域空间的终结。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国家等地域性治理机构能够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很好地生存下去。”[10](P158)实际上,所有这一切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应该改变自己的权力运作方式和运作理念。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必须重新界定国家政府的新作用,在当今这个复杂、分散化而又动态的社会中,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新的分配,以保持有效的民主、治理和公正。

和悲观主义不同,社会党人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正在改变,全球化给我们熟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带来了冲击。民主国家一个多世纪以前还是所有世界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现在正在失去力量和重要性。但是,社会党人不同意政府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终结的论断,认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国家规定的框架条件迄今为止几乎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然而,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资本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市场的国际化使民族国家的利息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活动空间日益狭隘,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在民族国家的职权损失没有得到国际规定弥补的时候,强者的权利就会得逞。”[11](P130)

在当代社会,任何政治的主体都是民族国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存在,政治将失去意义。所以,民主社会主义高度重视民族国家的政治作用。社会党国际认为:“由于全球化进程限制了国家的作用,所以,必须加强国际机构间更有效的合作,并使之合法化。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共担责任的国际体系来保护市场经济和环境。同时,我们需要推动人们自己的代表机构和组织积极参与行动,在当地、地区以及国家层次上为全球文明社会作出贡献。”[12](P160)

西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故乡,中国与西欧具有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国家观,不仅与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原则不同,也与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存在分歧。尽管如此,当中国通过改革选择了市场体制并开始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国家权力体现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执政的社会党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些有效运作机制和成功经验,仍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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