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阶段是快速发展期。这个阶段主要以一些重要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出台为标志，2000年4月出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1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义务教育俄、日语课程标准》，2003年4月出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12年1月出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2004年1月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7年7月10日印发修订后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第四个阶段为深入发展期。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4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颁发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年1月颁发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二、70年外语教育变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70年外语教育变化的主要特点，还需从四个阶段中的教授语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1）教授语种的变化。第一阶段，教授语种主要是英语和俄语，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一些亚非欧国家的语言；第二阶段，外语通用语种增加迅速，尤其是英语专业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300多个，1998年时增加了790个；第三阶段，英语专业增速过于迅猛，近千所学校设有英语专业；第四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非通用语种的开设。2016年获得的数据表明，全国共开设66种非通用语专业，专业点391个，分布在167所高校，201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近百种外语课程。

（2）教学目标的变化。第一阶段教学目标主要是从语言知识到语言技能培养的转变，第二阶段是从语言技能到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变，第三阶段是从交际能力到综合素质培养的转变，第四阶段是从综合素质到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转变。前面两个阶段教学目标的变化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们主要来看看后面两个阶段的教学目标。第三个阶段所说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把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放在中心地位，同时也强调外语教育应改变学生的情感态度、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加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以及学习策略。这几个方面都要兼顾，所以也叫“全人教育”。第四阶段强调的核心素养主要是四大类，一是语言能力，这是基础要素，是核心；二是文化意识，注重价值取向内涵，学生要有坚定立场，同时要面向世界吸收多元文化的精华；三是思维品质，强调学生思维应具有逻辑性、深刻性、批判性；四是学习能力，这是发展前提，是动力。

（3）教学内容的变化。第一阶段教学内容以本土文化为主。“文化大革命”以前强调本土文化，我们当年学的课程中，就有“油条”“烧饼”这类生词，课文有《半夜鸡叫》等；第二阶段是以目标语文化为主，“油条”“烧饼”这类词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明治”“奶酪”；第三阶段以多元文化为主；第四阶段是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并重，特别强调要增强本土文化的内容，要求学生既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也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4）教学手段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而易见。第一阶段教师使用的都是老式台置磁带录音机，到了第二阶段则变成了手提录音机和语音实验室。第三阶段是多媒体学习中心，现在到了第四阶段，智慧课堂开始出现。课前，教师只需一键导入课程，就可轻松完成备课；同样，教师只需轻轻点击按键，即可让录播系统、光能黑板、交互大屏与物联设备等进入上课状态。上课期间，投屏共享可供教学演示，也将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实时同步。

（5）教学方法的变化。第一阶段以传统法为主，试行听说法；第二阶段主要推行交际法；第三阶段推行任务型教学法，同时也出现了自创教学法；第四阶段是我们开始推广自创的教学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自创的教学法中，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团队经过十多年打磨，构建了“产出导向法”理论与实践体系（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传统的方法强调听、读领先，在语言输入以后再让学生说、写、译，老师的任务主要在教学前一阶段完成。“产出导向法”做了一个调整，先从产出开始，然后再让学生来接受输入，最后再产出。始于输出、终于输出，输入要促成输出，而不是为输入而输入。除中国英语教学外，“产出导向法”还被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和非通用语种教学，如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韩语、僧伽罗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等。

（6）培养目标的变化。第一阶段强调培养技能型人才，第二阶段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主，第三、四阶段则强调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既培养复合型人才，也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如翻译人才、口译人才、笔译人才等。

（7）研究方法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是非实证研究；第二阶段以非实证研究为主，兼有少量量化研究；第三阶段实证研究数量增加迅速，以量化研究为主；第四阶段是有少量质化研究，但量化研究明显多于质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发展趋势现在是质化研究多于量化研究，我们还没有跟上这一趋势。

（8）研究视野的变化。第一、二阶段聚焦研究国民外语能力，第三阶段后期开始研究国家外语能力，第四阶段开始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外语研究不仅面向国内，也面向国外，研究范围比较广。以前的研究是从外向内，现在我们还要从内向外，这样我们的研究范围才会比较全面。

三、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我国外语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两点。

第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重塑语言教育。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给语言教育带来的变化主要是：以网络式、订单式教材为主；教学方式趋于个性化，互动性增强；反馈更加自动化，也更具有及时性。

外语教师是否会失业？我给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失业”。因为外语教育是培养人的，不是培养机器的，我们需要学生有合作精神、与人沟通的精神，只有面对面培养才能达到这个要求。人们是否不再需要学习外语？这肯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与人的沟通是心灵相通，不是机器人跟人沟通，也不是机器人跟机器人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外语。另外，我们通过学习外语能够扩大视野，拓宽我们的眼界。如果人类不教外语，只是让机器学，学了以后机器还是机器，而不是人。

第二，高端外语人才培养与教育公平的矛盾。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处于创新人才的顶端，对国家的自主、创新、可持续性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放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势在必行。这方面说了很多年，但至今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缺乏国家层面明确的立法、政策。当前，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英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放到教育公平的对立面，误导公众。拔尖人才教育不是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我国的联合国会费从7.92%将增加到12.01%。随着缴纳会费的提升，当然也会有一些权益上的变化，中国未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位数量也将相应增加。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的比例只有1%多一点，属于代表性不足的国家。随着我国对推送和选派工作的加强，预计在联合国的中国籍职员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对各种语言的熟练程度非常高，而且对联合国繁杂的规章制度、各种决议案也非常熟悉。此外，在国际组织中，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何实现和谐、高效的配合，考验的不仅仅是工作能力，更考验工作技巧和情商。

针对国家需求，北外设立了英法双语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实验班。该实验班具有以下特色：前置式预科培养；本硕贯通、学制六年；中外联合培养；多语种、跨学科融合式培养模式；培养对象国和国际组织实践创新能力；建设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国家战略人才储备亟需的高端人才培养平台。正如刘彭芝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工作，发现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政策的坚定支持；要营造有利于发现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舆论环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公平。

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内容来源：语言战略研究。作者：文秋芳。本文为作者在2019中青年语言学沙龙上的发言。

图片来源：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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