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的寒冬，一个夜晚，笛卡尔躺在行军的营帐里，温暖的闲暇，他做了三个梦。

据哲学家自己说，包括后来弗洛伊德的印证，笛卡尔的思想开始从基督教的母体中分娩，变成了一次人类思想的逆转。

我是《笛卡儿说理性与心灵》一书的作者。

关于『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显然来自欧洲的哲学传统，也是对存在（Being）的追问。

在中世纪神学中，上帝（神）就是存在本身，而『存在』与『是』具有相同的内涵。

『我思故我在』并不是说，因为我思维，所以我（是）存在。

这里的『故』并不是推理，而是一种必然性：我思考必然存在。

在这个命题里，我思的思构成『是』的本质。

笛卡尔要通过这个命题解决一个问题：哲学思考的绝对起点是什么？

以前，这个绝对起点是上帝——所以有了中世纪。

现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的思考成为绝对的起点。

事实上，哲学命题并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好的哲学命题都是悖论，它既是答案也是问题。

为了深刻理解这个命题，本答案尝试介绍理解该命题的准备，

并且从『我思故我是』、『我思故我在』和我思的悖论三个方面做出介绍。

因为内容很多，首先上思维导图。

理解的准备

理解哲学命题的两个要件，其一是语义辨析，其二是文献综述。

语义辨析为了厘清文本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思故我在”是一个西方哲学至为关键的命题，开启了近代哲学，而笛卡尔又是用拉丁文、法语写作，回归语境，理解原意非常重要。

文献综述是列出主要参考书目，梳理主要的参考文献，呈现笛卡尔研究的大概轮廓。

[1]笛卡尔著，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笛卡儿著，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笛卡儿著，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荷兰]斯宾诺莎著，笛卡儿哲学原理，[M]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德]凯莫林著，“我”之观念：笛卡儿哲学研究，[M]蒋运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8] [以]艾克塞尔著，笛卡儿的秘密手记,[M]萧秀姗,黎敏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法]笛卡儿著，笛卡儿的人类哲学，[M]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6

[10]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姚鹏，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

[12][英]亚•沃尔夫著，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从哲学史来看，笛卡儿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把“思”的概念引入哲学。“思”开辟了认识论，同时对后来的认知科学造成巨大影响。而他的名言“Cogito , ergo sum”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这句拉丁文的英译是“I think , therefore I am”，法语：Mol,que je pense, je suis（je pense donc je suis）而汉译一般是“我思故我在”。对于英文翻译来说，这是一句公认的正确翻译，但是对于汉译，则有不少争议。如果按照直译，原文应该翻译为“我思故我是”，但是，现在通行的翻译是“我思故我在”。那么，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翻译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两种不同的解读路径。一条进路是解读“是”的涵义，另一条进路则是解读“存在”的涵义。

“是”的内涵是理解笛卡尔哲学核心命题的关键。在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2章，作者主要探讨了“我是什么”的问题。有两段话值得关注。第一段话如下：

可是我怎么知道除了我刚才断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而外, 还有不能丝毫怀疑的什么别的东西呢……难道我不是什么东西吗？可是我已经否认了我有感官和身体……难道我就是那么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可是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不是这样；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可靠的。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的、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思考我是某种东西，他就绝不会使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在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即我是（Ego sum），我存在（egoexisto），这个我常常说出或在心里想到的命题必然是真的。

纵观这段引文中的三个重点句，可以看出“是”在整个论证中如同主轴一般。首先有“我不是什么东西吗”的发问，然后有“一定会使我是某种东西”，最后得出“我是”的结论，三者都包含了一个“是”。笛卡儿又说：“毫无疑问，我想过我是一个人。可是一个人是什么？我是说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吗？ 当然不……”笛卡儿发现“是”会引出很多非常麻烦的问题，而这些麻烦的问题并不是笛卡儿探索的重点——“思”才是他的重点——于是他在回应“我是某种东西”的时候，直接把这一问题抽象为“我是”。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影响了笛卡儿，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对于“是”有专门的讨论。在著名的《形而上学》第5卷中，亚里士多德说，“是”本身是通过两种方式表达的。在第一种内，“是”被分为10 种范畴。在第二种表达里，“是”表示命题的真。亚里士多德认为，本质是在“是”的第一种意义上理解的。中世纪因为神权强大，上帝具有不可置疑的地位，所以来自《圣经》的“我是我之所是”被阐释为上帝的本质，也就是上帝的存在与本质是同一的。当笛卡儿提出“我是，我存在”的命题，在这里，“存在”是对“是”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在《沉思集》的第三章和第五章，他专门论及上帝的存在。在那个神权依然强大的时代，“上帝是什么”对于笛卡儿并不是什么好问题，而“上帝存在”显然更为重要。

对于现在通行的翻译“我思故我在”，显然并不是一种错误的翻译。在西方哲学中，“我在”就是指“人的本质存在”。英文翻译中的“I think , therefore I am”中的“am”作为系动词就是指是本体论意义上“是”或“本质”，而“I am”则是指人的“是”或人的“本质”；若翻译成“我在”则指人的“本真存在”或“本质存在”。

在解决了“我思故我是”的疑问之后，让我们探索“我思故我在”——这个笛卡儿哲学的核心命题。同时，这也是笛卡儿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

整体而论，“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哲学的第一原则，是他全部哲学的出发点。笛卡儿不仅仅在他自己的众多著作中谈及这个命题，而且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比较知名的著作包括《第一哲学沉思集》，《论世界》，《哲学原理》等，都有他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

在笛卡儿看来，“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思”，第二个层次是“我在”。如果更详细的划分，那么“我思”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思”。这些层次里的每个部分都需要解释。

“我思”与“我在”是紧密相连的。这里首先解释“我”。

在常人的思维或者口语中，我就是一个代词，指的是自己。但笛卡儿认为，“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我是一个物质的实体，有血有肉，或者说，作为身体的我属于物质层面。另一方面，我是精神的实体，可以被理解为灵魂、思想、思维、意识等等，这个是心灵层面。关于实体，我们已经有所讨论，那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观念。当“我”作为一个精神实体的时候，具有思维的特性，这让“我”得以存在。而物质的实体，或者身体，与心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对于“我思”中的“思”，其内涵非常丰富。通过对笛卡儿众多哲学著作的考察，“思”有思考、思想、思维的多重意思。通俗的说，“思”是一种思维和意识活动。笛卡儿讲到的“纯粹的思维”，就是一种思。思是理性的，也是那个时代进步的力量。正是“思”的推动，让笛卡儿在“普遍怀疑”之后，通过证明“上帝存在”，继而论证了“我思故我在”。

以上是第一层次的简单解释。对于第一和第二层次之间的“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推理。有的人把“故”理解为一个连词，让“我思”和“我在”两个独立的部分之间具有了某种因果关系。如果更深入的来讲，“故”是推理和推论，是得出“我在”的重要条件。在笛卡儿的著作《指导心智的规则》中，他讲到“故”也可以理解为“直觉”和“推理”。

如果我们把“我思”理解为人的“思维规定性”，把“我在”理解为“人的本质”，那么作为连接“我思”和“我在”的“therefore”或者“故”，它的含义就非常清楚了。笛卡儿用“故”要表达的是一种确定的、必然的逻辑顺序。也就是说，“我思”决定“我在”，不能相反。笛卡儿用“故”的真正目的在于突显“我思”的绝对主体地位。

“我思”具有第一性的原则，是认识一切存在的逻辑前提。“我思”是人的本质。基于笛卡儿对于理性的重视，“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人的理性思维具有崇高的价值，对于那个时代的大众走出神权的蒙昧具有非凡的意义。

对于第二个层次中的“我在”， 正如我们在“我思故我是”中探索过的，那个“在”是存在。笛卡儿的“我在”是一个心灵的观念。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心灵的自我，是一个脱离了肉体的“纯粹思想”、“一个观念”，所以“我在”在笛卡儿的命题中指的是精神主体的思想、怀疑、智能、感觉、意识等精神实体的存在。

以上就是对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命题的通俗概说。这个命题非常知名，其意义也相当重大。可以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完成了一个重要转折，这个命题让西方哲学的演进回到它坚实的基础上，从而开启了近代历程。这个伟大的命题正是从怀疑而来。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命题因为怀疑而清晰的呈现出来，一个是“思”，一个是“在”。

恶魔假设：普遍怀疑撼动了对于上帝的绝对观念

虽然我们已经讨论过怀疑，但是仍有一个精彩的跨越需要我们去欣赏——笛卡儿是怎样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和经验，通过怀疑，进入一个超验的世界？宗教因素在这里是不是一种帮助呢？

关于笛卡儿的彻底怀疑，如果我们回到他的沉思录，可以找到那个著名的“恶魔假设”。在这个假设里，笛卡儿对感觉和观念都进行了怀疑，他认为这些背后可能是一个恶魔或者精灵在操弄。如果我们的感觉和观念的运作方式都是别的某物设定的，如果这个某物是恶意的，那么我们就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

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通过怀疑，笛卡儿动摇了什么？关于恶魔的怀疑并不可笑，如果在日常语言的范围内提出一个“恶魔”的假设，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童话故事般的感觉；相反，如果是在哲学论证中提出，这个“恶魔”出现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通过怀疑“无所不能”的恶魔而引出对世界的整体怀疑？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挑战教会权威的人会面临危险。比如布鲁诺就被教会烧死了。而笛卡儿真正担心的，正是上帝的绝对观念。他需要借助“恶魔”这个形象，为自己的怀疑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通过“普遍怀疑”，笛卡儿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思考之中。世界的性质不再是日常生活感觉的，日常口语表述的那个东西，而是靠纯粹思维把握的观念。作为“普遍怀疑”的后果，一个超验的，思维的世界被抽象出来，呈现出来。不管笛卡儿“怀疑”的动机是什么，那些关于这个动机的描述都不在日常的经验之列，而是一种超验的动机。真正的“思”由此降临，是怀疑帮助了它的分娩。基于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彻底怀疑，这正是笛卡儿的精神遗产。真正的“思”从怀疑中诞生，接着，笛卡儿关于“在”的思考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后人不断阐释的焦点。

关于笛卡儿的“存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稍有提到，更多是从“怀疑”的角度切入。在这里，我们重点是探索其内涵和意义。“在”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笛卡儿的“在”不是经验生活中的“在场”，“存在”，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在”。通过“普遍怀疑”，从一开始笛卡儿就引入了“纯粹思维”，将“在”纳入哲学的视域进行思考。

我思证明了自我的存在，注释了柏拉图的思想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柏拉图把“存在”归结为“理念”，而亚里士多德则视为事物的“形式”。笛卡儿的思考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巴门尼德依靠抽象形象，从感性世界概括出最一般的范畴“存在”。他认为存在是永恒的，可以被思想；而感性世界是假相，不能被思想。当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把“思”引入近代哲学，开启了“唯理论”的先河。

在笛卡儿那里，“我思故我在”具有这样的内涵，人的本质或者本性就是其头脑中先天地存在着的某些思维规定。作为一个唯理性主义者，笛卡儿认为感性是不牢靠的。在感性的世界之上，需要一个超验的本体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他把“纯粹思维”视为探索真理的方法，而“我思”则是人的本质。

“我思”证明了自我的存在。同时，“我思”也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这让“人”与“物”根本区别开来。“我思”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不同于物的存在。笛卡儿将这种存在称为“心灵实体”，它的本质在于思维性。“思维的规定性”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与物的存在并不相同。对于物来说，如果去除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形状就会改变，这是广延性决定的。但是对于思维，因为其不具有广延性，所以不能再分。自我就是这样一个物，一个可确信的，纯粹心灵状态的实体。笛卡儿说：“即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一个分明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维，所以肯定的是：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

这种“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的观点，是笛卡儿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当他把“思”引入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就出现了新的转向。笛卡儿论述了作为“心灵实体”的“我”，这个“我”可以凭借“思”，决定“广延实体”（比如身体），从而为人的主体性提升打开了大门。

笛卡儿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我思”，那么“我思”的来源是什么？在笛卡儿看来，那就是上帝。

唯理性开辟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借助“普遍怀疑”，笛卡儿从日常的经验世界跨越进入一个超验的世界。在这个跨越里，宗教因素帮助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虽然笛卡儿的论证被康德等哲学家批评，但他为近代哲学奠定了理性主义、反思性、主体性原则等等基本特征。黑格尔赞誉笛卡儿说：“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诚如此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非常重要，也被视为近代哲学的开端。

关于近代，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思想的启蒙。当人们从神权的囚禁中苏醒，最需要审视的就是那些凭借“感觉”得到的经验。在今天，人们已经可以便利的使用各种科技成果。很难想象，在笛卡儿的那个时代，科学还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如果从科学——这个当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来看，笛卡儿的哲学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一个从哲学角度切入的追问是，科学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一种说法是“实证”，就是把那些前人提出的假设证明出来，从而通过工程组织资源，把实证出来的结果变成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技术。但是这真的是最重要，或者第一位的吗？那个提出假设或者命题的人，难道不是更值得肯定的探索者吗？

同样的，今天的我们正在享受启蒙的成果。我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人可以凭借思想，实证出不同的世界规律来。这种观念如此普及，乃至于让我们忽视了，真正树立人的主体地位，把人从神权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是谁。笛卡儿正是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具有这样的观念，让我们相信“人是有能力认识客观，改造客观”的。笛卡儿就是一个提出命题的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科学发展的各种可能。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源自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家早就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们才是唯物主义的开创者。事实上，并不是提出一个新观点就可以成为开创者，而是基于某个思想传统，提出新的命题或者追问，并且得到不断的回应与阐释，才能成为开创者。开创者的成就不在于其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其追问了什么。

笛卡儿正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

首先，“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位于一个巨大的思想传统之中。如果追溯整个西方哲学史，有两条紧密交织的主线，那就是“两希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或者说是古希腊哲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当笛卡儿追问“客观世界的可靠性从哪里来”，这个时候，他所处的时代还是相当蒙昧的。当人们没有被科学的光芒照亮，就会依靠感觉经验去认知世界，从而因为感官的错误产生各种怀疑，甚至觉得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无法真正认知世界，改造世界。宗教常常利用人们的这种怀疑而施之蒙昧。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最终找到了“我思”。“我思”源自哪里？“我思”是一种被赋予的能力，赋予人思考能力的正是“上帝”。他通过证明上帝的存在性，从而最终证明“我在”。事实上，科学的诞生与基督教或者经院哲学有着巨大的关系。笛卡儿之所以被众多哲学家视为近代哲学的开端，就是因为他从一个巨大的传统而来，基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成果而构建了近代哲学的基础。

笛卡儿的思想影响深远。更多关于笛卡尔哲学影响的论述，请参考《笛卡儿说理性与心灵》第188-199页可以购买纸张书籍，也可以私信作者，索要电子缩略版京东商城-笛卡儿说理性与心灵

“我思故我在”的神奇之处在于，只要深信“我思故我在”，我就不是我了，我分裂了。哈哈哈，这就是现代人的分裂。

悖论就是表面上同一命题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我思故我在是这样一个悖论，思考的我和有血有肉的我既是同一个我，又不是同一个我。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个“缝隙”。既然“我思”包括了我与思，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缝隙，一个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缝隙。

众所周知，“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关于主体的命题。在笛卡儿那里，“我思”可以推出“我在”，只要有“我”，那么“我思”就内在地包含了“我在”。因此，笛卡儿的主体观被划分为两个层次，即“我思”和“我在”。“我思”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或者作为一个思维实体的我；而“我在”，就是一个现象的我，经验的我。“我思”和“我在”似乎不能分开。事实上，“我思”如此有力，借助“普遍怀疑”的力量，笛卡儿将混沌的世界撕开一个缝隙，隐约地将思维和正在思维的物分离了。但“我在”又弥合了这个缝隙，让两者统一。于是，一个透明的主体出现了，笛卡儿的主体是一个思维着的透明的自我。

康德——“我思”的自我是思的逻辑主体，到了“思考的我”那里就变成了一个作为实体的人。康德哲学对笛卡儿的“我思”进行考察，他认为并不能从“我思”得出“我在”的断言，因为笛卡儿的错误在于用意识歪曲了事实。“我思”的“思”是经验性的“我”的自我经验，而“我思”的“我”则是先验统觉的“我”，经验和先验是异质的。

在康德看来，笛卡儿的“我思”和“思考的我”是不一样的。在“我思”之中，自我是思的逻辑主体；而到了“思考的我”那里，“我”则变成了一个作为实体的人。“我在”是这样一个作为实体的人是存在的。这里的问题是，“我思”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康德看来，那是一个“先验”的自我。在笛卡儿“我思”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先验统觉”的概念，用“先验统觉之我”替代笛卡儿的“我思”。这样就把笛卡儿“我思”之中的那个经验的自我驱逐了。思维与自我存在康德那里被彻底区分，缝隙变成了分裂。

笛卡儿的“我在”弥合了自己论证中呈现的“缝隙”。虽然康德认为，先验统觉的“我”不能被直观的经验现实来填充，变成一个经验的我，但是笛卡儿却是这么做的。就好像在生活中，1、2、3 这样的数字纯粹是一种思维抽象，是逻辑建构的存在，但是笛卡儿却把经验填充其中，用“我在”弥合了缝隙。

先验统觉是一个纯粹的思想，是从经验中去除了丰富的经验性，只留下的那个空洞的框架。先验统觉的我就是这样的框架。而经验的我则是现实生活中具有丰富特质的实证性的存在物。在康德看来，纯粹的“我思”和纯粹先验统觉的“我”都是思想的产物，是逻辑建构出来的，和经验的“我”不同。一方面，先验统觉是必要的，如果主体需要思维，就一定会预设它，这是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先验统觉又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活着，现实生活中的我借助直观经验，不可能填充这个先验统觉——它只是逻辑上存在。

康德并没有在这里停下，他将“我在”之我规定为本体之我。“先验统觉之我”与笛卡儿的“我思”绝不相同。康德写道: “在统觉的综合的原初统一中，我意识到了我自身，但不是对我自身显现的我，也不是自在的我，而仅仅是我在。”在这里，康德认为，我的意识即我思，我所意识到的是我在，这个“我在”一个是我们不能对之有任何认识的“我在”。康德在这里呈现的悖论是，“我思”是一个先验统觉的“我”，而“我在”又是一个先验统觉，而这个先验统觉又一直伴随着我。

我思的悖论在康德那里变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悖论的实质是对于主体的追问。可以说，康德的“我思”与笛卡儿的“我思”之间有着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康德哲学主体观最重要的哲学成就。

通过对于主体的追问，康德区分了先验的我和本体的我，进而把先验统觉的我等同于“我思”，将笛卡儿那个思维的实体认定为本体的我。那么康德是如何论述本体的呢？这又与笛卡儿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康德在自己的理论中，把对象或者客体区分为三个层次，即经验对象、先验对象和本体对象。先验对象是先验统觉的我观察的对象，这个对象和先验统觉的我一样，都是纯粹思维建构的，是一个逻辑建构的产物，也是一个纯观念的对象。康德指出，“先验对象，就是说，一般某物的完全无规定的思想”，具有赋予“我们的一切经验概念与对象的一般关系，即对象的有效性”的功能。( 康德，A109) 康德这里的先验对象是一般对象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先天范畴可以把感性直观的纷繁复杂进行综合，成为统一的对象。先验对象是康德提出的一个认识工具，借助于它，纷繁复杂的外界事物都能被整合进入认识的范畴，从而让众多对象成为一个统一体。世界于是变得可以认识，也就是说，借助先验范畴，一切可能的未来的经验对象都可以认识了。

黑格尔——物自体：思维的抽象之物，主体就是无，就是绝对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重要思想，更加激进化的提出关于主体性的观点。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对“物自体”进行评论:

“物自体表示一种抽象的对象。从一个对象抽出它对意识的一切联系、一切感觉印象，以及一切特定的想像，就得到物自体的概念。很容易看出，这里所剩余的只是一个极端抽象，完全空虚的东西，只可以认作否定了表象、感觉、特定思维等等的彼岸世界。而且同样简单地可以看到，这剩余的渣滓或僵尸，仍不过只是思维的产物，只是空虚的自我或不断趋向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这个空虚自我把它自己本身的空虚的同一性当作对象，因而形成“物自体”的概念。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作为对象所具有的否定规定性，也已由康德列在他的范畴表之中，这种否定的规定性正如那空虚的同一性，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当我们常常不断地听说物自体不可知时，我们不禁感到惊讶。其实，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物自体”仍然是认识之外的东西，是外在于观念的东西，那么到了黑格尔这里，物自体不过是思维的抽象之物，是将具有丰富特征的对象抽象之后的产物，是一个内部观念的东西。而康德和黑格尔关于主体的理论，都来自笛卡儿引出的关于主体性的追问。在黑格尔那里，关于主体的讨论走向了一个极端——主体就是无，就是绝对的、自我相关的否定性。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黑格尔的主体其实就是对实体的否定，这与笛卡儿的思想大相径庭。

通过探析康德和黑格尔的主体哲学，对于笛卡儿“我思”的认识就会有新的视角。如果抛开对于“我”的存在论的探讨，而把“我”和“思”作为同一性的实体来考虑，那么“我思”的真正含义是“自我意识”。用笛卡儿的话说，就是“在我们之内，以致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东西。”实际上，笛卡儿规定了“自我意识”的两个基本特性，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直接的”。所谓“内在的”，指的是自我意识完全是心灵内部的活动，并且只与心灵本身相关；所谓“直接的”，指的是自我意识是“思的后果”。那些与意识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外。由此可以看出，笛卡儿的自我意识就是内省。在他看来，“思”来自于我们心灵的内部，更为直接，更容易被认识。这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被后来的心理学所继承和吸收。比如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就接受了这种内省的原则。虽然内省主义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冲击，在心理学上不再辉煌，但是藉由自我意识诞生的内省原则，一直是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笛卡儿的“自我意识”概念对西方心灵哲学的影响不能低估，同时影响到了结构主义。

拉康——自我(ego)只是一个幻象，是无意识本身的一个产物。

在法国哲学家拉康那里，这位弗洛伊德的批判者，同时长期对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进行阐释，他就对笛卡儿的主体性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拉康的追问从对于弗洛伊德的批判开始。弗洛伊德将无意识的内容带入意识之中，他认为无意识所在之处，自我亦当到场。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加强自我(ego)，即“我”、自我、意识的或者理性的同一性，从而使自我比无意识更为强大。拉康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自我(ego)根本不可能取代无意识、或者完全揭露它、控制它。对于拉康而言，自我(ego)或者“我”只是一个幻象，只是无意识本身的一个产物。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无意识是一切存在的大本营。

关于笛卡儿，拉康的问题是：自我意识在我自身之内吗？如果按照拉康的继承者齐泽克的说法，当自我意识成为一个对象的时候，这个“他者”就不在我自身之内。拉康的关于自我意识的探索，可以从他的命题上看出来。他的著名命题是：“我不在我思之处”。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我在，则我不思；我思，则我不在。

这个命题似乎是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至少是一种反转。事实上，拉康是把思考的起点放到笛卡儿命题的初始状态，即“我怀疑，故我在”。笛卡儿的怀疑让沉思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意识状态之中，只有“怀疑”才能使“我”存在。如果离开了怀疑，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消失了，那个不确定的“我”和怀疑之间的同一性随之消失，最终我的存在无法证明。在笛卡儿看来，至少“我在怀疑”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拉康看来，只有在怀疑和不确定的状态中，“我”才能肯定我的存在。离开了怀疑，“我”就找不到确信无疑的基础，那如何证明自己存在呢？这样，沉思者或者主体的存在就一直处于怀疑甚至一种病态的不安之中——除了怀疑，没有什么是确信无疑的。

拉康对于笛卡儿“自我意识”的诘难是非常有力的。笛卡儿从“我思”出发构建他的哲学体系，这时，他实际上将“思”或“自我意识”当成了哲学的绝对根据或者起点，成为各种心灵概念，包括存在论等等在内的其他讨论的基础与前提。

在笛卡儿那里，通过对一切事物的普遍怀疑，彻底排除一切错误和虚假，然后留下的唯一可靠的“剩余”，这就是“思”。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只有“思”的“存在”和“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于是，对于人类知识来说，“思”是一切知识真实性的基础。在此，理性的意义得到突显。

笛卡儿明确将“思”看作心灵的本质。他说:“我是一个思想的东西，或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想。”于是，笛卡儿的论断导致了心灵实体的“虚无化”。如果心灵实体与“思”没有任何不同的内容和本质，它就会变得与“思”同一，甚至其“存在”也会由“思”决定。当“思”停止了，那么“心灵”也就消灭了。拉康正是基于笛卡儿的论证而提出“我不在我思之处”。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霍布斯就提出了反驳，他称这是将一物与该物的功能混淆了。他主张用物质来说明心灵实体。

在笛卡儿对自己观点的辩解中，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把“思”与“心灵实体”当成一回事， 但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用“最抽象的词语”剥除一切不属于心灵实体的东西。可以说，在笛卡儿的论述中，有一种明显的把“心灵”还原为“思”或“意识”的倾向。

在关于自我意识的探索中，笛卡儿开创了一条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路向。他探索心灵的主要方法不是形而上学的证明或规定，而是通过对于精神现象的描述，找到其中的本质和规律。

更多关于笛卡尔哲学的论述，请参考《笛卡儿说理性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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