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水招进了科班后，先学生后学旦。她与竺喜娟、朱顺妹等姐妹们一起练功学唱，整天跳跳翻翻，打打杀杀，心里感到无比快乐。她感到戏班的生活比家里好，安心学艺倍加刻苦。有空便耍枪舞刀，练唱腔练身段，从不叫苦。

有一天戏班子放假，竺水招带着刀枪回到灵鹅村。她一会儿在堂前在耍枪，一会儿在天井里舞刀，练得是汗流浃背。父亲竺朝镒低头暗思，当初竭力反对她学戏，今天在我面前练习武功如此卖劲，真是百感交集。母亲看了一阵阵心喜，感到当时支持她去学戏是对的。

竺水招在科班里进步很快，练功之勤，学艺之专，堪称全班第一。三个月后彩排《双金花》时，她扮演了主角蔡兰英。一个小姑娘扮成的妇女，端庄稳重，秀丽俊美，师父和姐妹们都称赞她是“西施美人”。数年之后到舟山、宁波、绍兴一带城乡演出时，由于她的扮相俊美，被媒体、观众一致誉为“越国美人”和“越剧西施”，而其表演的天赋也被师父赏识，称其为“艺术天赋超于她人，今天是个好苗子，日后必为红角儿。”

谁知好景不长，“天蟾舞台”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竺水招只得转入以“三花”之一、名旦赵瑞花组建的“瑞云舞台”里继续唱戏。她虚心向前辈名伶学习细腻的表演和名种身段、水袖和台步，为她日后成名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从草台、庙台到舞台，竺水招在“瑞云舞台”的三年，艺术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名气也随之大了起来。

1936年初夏，尹桂芳应一家剧场的邀请去沈家门演出，并在那里改花旦为小生。也就是在沈家门，尹桂芳结识了跟她很有缘分的竺水招。1938年春天，竺水招和尹桂芳在黄岩县海门镇演出时，因得罪了也是嵊县人的当地警察所长，为此遭到了无端的迫害，蒙受牢狱四十三天。出狱后，水招娘拉着她俩去了当地的一家城隍庙，亲手点燃了一对红蜡烛，烧上一柱清香，从此两人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祸共当”，为生死与共的金兰姐妹。竺水招比尹桂芳小两岁，她们在舞台上是好搭档，舞台下是好姐妹，这一对“舞台情侣”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情谊。

1940年10月，竺水招与尹桂芳在同乐戏院再度合作，任二肩花旦。1942年4月，竺水招与傅全香任“并头肩花旦。”竺水招的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尤以《三看御妹》一戏最受观众的欢迎，报界有“乐而不淫的花衫佳才”的评语。1942年8月，竺水招加入了姚水娟领衔的“越华舞台”。1944年夏天再度与尹桂芳合作，演出了《云破月圆》《石达开》《宝玉与黛玉》《春闺梦》《沙漠王子》等新戏，为越剧的改革扩大了社会影响。

当袁雪芬在大来剧场进行改革时，竺水招和尹桂芳正在龙门大剧院演出。圈内不断传来关于袁雪芬改革的消息，褒贬不一，说好话的人并不多。此时竺水招和尹桂芳的演出卖座非常火爆，但她们对天天客满、日进斗金的现状并不陶醉，和袁雪芬一样，她们对越剧的未来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有一天演出结束后，竺水招和尹桂芳商议袁雪芬越剧改革的事，都认为袁雪芬走的是越剧进步的一条新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跟进呢？她们俩一致认为，越剧如果不继承传统光追求创新，很可能会使剧种变味，以至于脱离原来的老观众，丧失自身的优势。而死抱着传统不进行创新超越，前景同样不容乐观，关键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竺水招在袁雪芬的改革中捕捉到越剧今后的发展方向，她和尹桂芳也十分响亮地竖起了“新越剧”的旗帜。

龙门大剧院老板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守着日收斗金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瞎折腾呢？竺水招和尹桂芳商量后，不顾老板的反对，仿效袁雪芬的做法，建立了剧务部，编排了根据张恨水原著改编的时装戏《夜深沉》，并请来了一位叫于吟的文化人做编导。多年以后于吟在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说：“由于改演时装戏，单说化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九十度大转弯，一切都得从头学起。由于竺水招和尹桂芳对艺术革新充满着信心，我也兴冲冲从国华电影公司请来技师，共同设计布景与灯光”。

竺水招和尹桂芳所在的“龙门剧院”，是四十年代越剧改革的主力之一，也是最早引进编导制的艺术团体。1946年1月，在九星大戏院正式成立了“芳华剧团”。建团后，它的第一个剧目就是著名的《沙漠王子》，后又有《葛嫩娘》《回头想》《浪荡子》等数十部创作剧目问世，在上海越剧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芳华剧团也是成立至今越剧界唯一以原剧团名称活跃在舞台的艺术团体，1959年初由尹桂芳带领支援福建前线，现在依然是福建省主要艺术表演院团。

竺水招和尹桂芳在“龙门剧院”的改革，为“新越剧”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此后在上海的一些名剧团和名演员纷纷加入了越剧改革的行列。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等人也对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了改革，出现了一批至今具有影响的演出剧目，例如《沙漠王子》《浪荡子》《北地王》《屈原》等。新越剧”形成了一股旋风，成为当年越剧界的风尚。

1945年春天，一位身着灰布旗袍的姑娘，来到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余姚梁弄前方村，她就是号称“越剧西施”的竺水招。那时竺水招的弟弟竺钦传和尹桂芳的弟弟尹喜法，都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当时新四军被国民党视为“匪军”，竺钦传一家也被列入“匪属”遭受了迫害。竺水招的母亲胆小怕事，要竺水招去四明山把弟弟叫回家来。部队领导接待了这位从上海来的越剧明星，并领她见了弟弟竺钦传。使竺水招感到惊奇的是，弟弟离家仅仅几个月，就感到他换了一个人似的。和敌占区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两个天地，山亲，水亲，人更亲。竺水招的思想豁然开朗，一股追求进步的热情在心中升腾。竺水招找到部队领导，要求留在革命根据地参加抗日。考虑到竺水招长期生活在上海，又是越剧明星，怕她一时难以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加上当前形势紧张，战事频繁，为了竺水招的安全，领导劝她还是先回上海，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有合适的机会再参加革命。多年后竺水招回忆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情景时说：“那是我一生一世都忘不了的经历。”

1947年7月29日，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斜对面的“大西洋”西餐社，来了一些上海越剧界当红明星，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筱丹桂也来了。平衡律师手里拿着一份合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在鼓掌通过之后，姐妹们为着共同的理想，在合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经过商定，由当时上海越剧界中影响最大的以尹桂芳、竺水招、吴小楼为主演的芳华剧团，以筱丹桂、徐玉兰、徐天红为主演的丹桂剧团，由范瑞娟、傅全香、张桂风为主演的东山越艺社，每个团各出三个主角，加上袁雪芬，组成了这个破天荒联合演出的强力阵容，演出由南薇、韩义、成容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编、并结合古代小说《东周列国志》的部分情节，量身定做的新编越剧历史剧《山河恋》。十位越剧明星每人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不争主角、配角。“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的越剧迷疯狂了。这么多名角一同登台亮相，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戏还没有进入彩排，半个月后的戏票就一售而空。在《山河恋》义演和随后的“筱丹桂之死”中，竺水招参加了与黑恶势力的斗争，深深感到了团结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竺水招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1951年夏天，参加了为抗美援朝战争捐献“鲁迅越剧号”飞机的筹款义演。1954年冬天，竺水招率云华剧团到南京演出时，受到了江苏人民的欢迎，由此萌发了到南京工作的念头。1956年3月，竺水招把整个剧团带到南京，整编为“南京市越剧团”，亲任团长和主演。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竺水招怀着一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竺水招在艺术上坚持高标准，她主演的《南冠草》《孔雀胆》《蔡文姬》等历史名剧，得到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先生的关怀和赞誉。经典剧目《柳毅传书》被摄成彩色电影舞台艺术片，成为竺水招唯一保留下来的影像资料。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碧玉簪》和《天雨花》，也深获内行及观众的好评。

竺水招积极投身越剧的改革事业，以极大的热情排演现代戏。在排练新戏《铁骨红心》时，她亲自带队到苏北泰兴的农村深入生活，与生活原型段妈妈同吃同住，体会革命老人的精神风貌，成功地扮演了段玉芳这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成为她现代戏中的压卷之作。竺水招艺术创新的精神更为感人。1964年回上海演出时，她坚持排演新戏《血泪荡》。她原本武功就十分精湛，能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为了精益求精，竺水招每晚挑灯夜练，仅后半部的武打戏，就足足排了一个月。

竺水招相貌俊美，新老观众很多。但和她有过直接接触的戏迷却十分少，这主要是她生性淡泊、不善交际的缘故。她不苟言笑，但对人非常友好，举手投足中都带着一种天生的温柔。傅全香曾说：“整个越剧界称尹桂芳、竺水招为大姐，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面有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

1965年1月，竺水招到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第二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并再一次聆听了周总理的亲切教诲，艺术成就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鼓励。在猝不及防的十年动乱中，竺水招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在无休止的残酷折磨中，竺水招迎来了她生命的第四十八个春天，也是她一生最后的一个春天。 1968年5月26日，竺水招以一种悲壮的方式殒落在金陵城，惨状不堪回首，也令迫害她的那些人至今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

当年竺水招在上海的“黄金搭档”尹桂芳从朋友的信中得知了这个噩耗时，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尹桂芳被流放到闽北一个叫麻沙的小镇，在养猪场里当“猪倌”。此时尹桂芳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她只有面向北方，望天遥寄对“金兰姐妹”的哀思。在著名的“越剧十姐妹”中，只有竺水招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艺术事业，至今仍然活跃在越剧舞台上。当年健在的八位越剧姐妹每每见到竺小招时，都会深情地对她说：“你就是我们共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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