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耕织图中的耖田图

我国唐、宋的若干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词、民歌；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能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写成诗句。其中许多诗句，因为含有至理名言，传下来一直到如今，还是被人称道不止。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

黄宗羲

“

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

”

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有成就的。

唐白居易（乐天）十几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

“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

”

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一经顾况的宣传，这首诗便被传诵开来。

这四句五言律诗，指出了物候学上两个重要规律：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太白）诗：

“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

”

王安石（介甫）晚年住在江宁，有诗句云：

“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

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安石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字。

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

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

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诗

“

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

”

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

“

江上朱楼新雨晴，

瀼西春水縠文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

人来人去唱歌行。

”

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志。王之涣作《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说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天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毛泽东同志《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子美）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杜鹃》诗中说得很清楚：

“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

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

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

”

南宋诗人陆游（放翁），在七十六岁时作《初冬》诗：

“

平生诗句领流光，

绝爱初冬万瓦霜。

枫叶欲残看愈好，

梅花未动意先香。

……

”

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

“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

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

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

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

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

……

”

像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个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摘自《给孩子的散文》，原刊于科学普及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物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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