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含义：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饮，故世称“竹林七贤”。

     （2）“名教和自然”问题：“名教”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封建文化的总称。“自然”即道家所主张的自然无为原则，指不加任何人为力量而任其本然的意思。

     （3）文学创作：除阮籍、嵇康外，向秀有《思旧赋》、刘伶有《酒德颂》（以自己的放纵行为，抗议当时的一切传统礼法。

      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一）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1、个性的不同：

      （1）阮籍生平与个性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三岁，是由寡母抚养成人。陈留阮氏是汉魏名家大族，代有名宦，但到阮籍这一支已经衰落。阮籍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嗜酒能啸，善鼓琴，尤好老庄，“当其得意，忘其形骸”。

       阮籍“少有济世志”，自幼受到儒学的熏陶，在内心深处，对传统道德价值十分看重。但“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与他的理想形成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阮籍内心深处郁结为失望和痛苦，他由此转而在老庄思想中寻求慰藉。

        阮籍对老庄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理解，《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都有较高的水平，阮籍诠释三玄，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老庄哲学的崇拜，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儒家思想与老庄无为之道两种矛盾的思想，在他身上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方式。

        儒家信仰与老庄思想在阮籍身上的统一，形成了他“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性格特点。他在《通易论》中说，贤人君子处世应该变通，身处乱世内心应该卓然独立，无所畏惧，外表行迹则不妨与物推移。这种出世方式的本质是内儒外道。他平时的一些行为显得放诞不羁，无视流俗，但并非没有准的。在他内心深处存在着比一般礼法之士更为标准的儒家道德规范。

        阮籍对现实不满，鄙视礼法之士，但不像嵇康那样刚峻激烈，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常写一些游戏文字来挖苦讽刺礼法之士。如《猕猴赋》、《大人先生传》等。阮籍以游戏之笔出之，又不指名道姓。牵涉政治和具体的人事，往往“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用酣醉来回避一些政治是非。

        阮籍行为放荡，但内心十分痛苦，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内心苦闷宣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2）嵇康生平与个性

       生平：

        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思想性格：

         1 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生。主张“心无措乎是非”《释弘论》

嵇康也受到老庄无为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潮的深刻影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但嵇康从小养成的刚峻激烈的个性使他难以达到老庄那种贞静守雌，不忤外物的夷淡冲和的境界，无法用明哲保身的手法来保全自己，压抑不住对污浊现实的愤慨之情，并发之言辞。

       2 尚奇任侠，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因此为司马氏所不容，终遭杀身之祸。

嵇康同阮籍一样，“家世儒学”、“早有青云之志”，传统的道德理想在嵇康内心深处打下烙印。尽管他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他实际上对儒学是抱有很真诚的信仰的。

         嵇康反对司马氏，固然与他是魏室姻亲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满司马氏黑暗、残暴的统治。

         2、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1）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2）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其诗歌着重表现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以四言成就较高，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又一批成功之作。

      （3）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4）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①总体而言，阮籍的文章多“隐而不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不如嵇康的文章更切近现实。

        从艺术角度看，较富文采，时杂以骚赋诸体，或奇偶相生，或间用韵语，文词壮丽，结体圆熟。《通易论》、《达庄论》、《解老论》。

        阮籍的辞赋，大抵辞藻清丽，颇有寄托，亦为魏晋小赋杰作：《东平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清思赋》、《元父赋》等。

       《大人先生传》设为问答之辞，实为赋体之文，其文不独自明心性，发泄愤懑，亦借古讽今，直指礼教虚伪。

        《与山巨源绝交书》艺术特色

       本文是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一篇战斗性很强而艺术水平很高的文章。

       全文自始至终贯穿着对司马氏集团的决绝态度。艺术上有两点十分突出。

        一是论证严密，文章由远及近，析理周详，软中透硬，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二是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嬉笑怒骂，锋芒毕露、是非分明，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很能表现他峻急刚烈的性格。

        ② 嵇康的文学成就以散文为突出，他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在各类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嵇康《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谈玄说理，但往往涉及政治。针对性比较强的是《太师箴》、《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的文章，不独思想新颖，“往往与旧说相反对”，而析理绵密，长于思辨，此亦阮籍文章所不及。嵇康文章往往以情驭文，无不尽之意，尤多性情之语。

      （二）《咏怀诗》

        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非一时一地所作，内容非常广泛，其主题不止咏怀，举凡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等这一时期常见的体裁都能在《咏怀诗》中见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诗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如《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表现忧生之嗟，《嘉树下成蹊》：“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

        以史事讽喻曹魏集团荒淫失政，难免有亡国之祸者。《咏怀诗》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其他如，怒斥虚伪卑劣的礼法之士：《洪生资制度》；自明少年心性：《昔年十四五》、《壮士何慷慨》；抒写内心无告之焦虑痛苦：《一日复一夕》；等等。

      《咏怀诗》的艺术风格

        1、“阮旨遥深”的艺术风格。

        生在易代之际，高压之下，阮籍抒其怨愤，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故风格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时代和他的身世所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助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使诗歌变得非常隐晦。李善《文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代以下，难以情测。”

        2、就诗歌的精神而言，《咏怀诗》大抵又具备各自的个性，它们远承《风》、《雅》、     《离骚》，近取乐府、《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兼收并蓄，寓多样于统一。

        3、诗歌精神而言，阮籍《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严羽《沧浪诗话》）

        4、《咏怀》开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自此之后，作者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