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美国著名政治记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1915年出生于波士顿，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之后受聘《时代周刊》担任驻东亚记者，报道了举世震惊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1945年任中国分社社长。

《美国总统的诞生》是白修德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并获得了普利策奖。白修德掌握了1960年选举的很多第一手资料和政治内幕，并对选战的政治气氛和形势变幻有着深切的体悟。在本书中，他以精妙的笔触栩栩如生地记述了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的激烈竞争——从选前形势、竞选的筹备，到决定性的初选，再到有史以来的首次电视辩论，还有最后扣人心弦的竞选冲刺。

1960年，有68 832 818人通过不记名的方式自由选举他们的领袖，想要衡量或判断哪些情绪的波动或确切的事件影响了选民的决定，简直是天方夜谭。也许凭直觉和现实，你知道某件事影响了对最后的票数，但是你却无法衡量这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多大影响。

关心1960年大选的人，无论是参与者、观察家或者行动指挥官也好，几乎都一致认同，最后10天的拉票活动让尼克松的选情突飞猛进，帮他拿下来一定比例的普选票。理论上来说，稍微再推一把，理查德·M·尼克松现在就是美国总统了；稍微松点劲儿，约翰·F·肯尼迪就能以历史性的大比分赢得选举。

现在我要讲述尼克松第三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故事，这里面至少有两件事必须记录下来。这两件事有多重要，后世也许会有很大的分歧。哪两件事？具体来说，就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助选和共和党最后对电视的极致运用。几十年来，政治学者一直在争论，这两件事对最后普选票的细微差距有多大影响，但谁也说不出个准头，最多只是揣测。既然是揣测，不如先来看看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最后10天的助选。这件事很有趣。

艾森豪威尔助选尼克松

从一开始，艾森豪威尔就决定让“迪克”尼克松按照自己的方式竞选。早在1956年，他就把两个选择摆在尼克松面前：进入内阁还是再当副总统。尼克松选择了副总统，但艾森豪威尔一直认为，尼克松如果以内阁的身份来竞选总统，会比以副总统身份竞选更有优势。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还是很敏锐的。到了1960年竞选的最后一个月，艾森豪威尔仍然对他身边最亲近的工作人员说，尼克松如果以国防部长或者国务卿的身份参选，会有一个更好的竞选基础，因为他会留下自己的政治记录。

在芝加哥大会上，艾森豪威尔只是露了面，没有留下来看尼克松的提名过程，他的贺词带着几分刻薄的味道，说他现在“至少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共和党大会闭幕4天后，两人在罗得岛的纽波特见面讨论竞选，那是两人之间为数不多的以尼克松为主轴的战略会议。在那里，总统先生清楚地告诉尼克松，只要尼克松提出要求，他一定竭尽全力，而且尼克松不用理会他的意见，可以自由掌控选战。所以纽波特的总统顾问会觉得，即将卸任的总统和未来可能当选的总统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尼克松会把精力集中在共和党的铁票仓，而总统会致力于拿下数百万独立人士和“独具慧眼的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在1952年和1956年大选中助艾森豪威尔一臂之力，拿下了总统宝座。艾森豪威尔同意为了尼克松在全国电视上露面3次—一次是9月29日在芝加哥为共和党筹钱，一次是在11月初，还有一次就是投票前夕。除此之外，他还会在全国出席各种“非政治性”活动，不断强调和平与繁荣的主题，加深民众的印象。据艾森豪威尔的一名工作人员称，这是两人在纽波特达成的所有协议：“我们所有人都期待总统会更多地参与到竞选中来，远超他现在实际参与的程度。”

但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总统先生想要做的更多，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而名字的主人一直在等待召唤，但一直没等到，艾森豪威尔的人至今都愤愤不平，而且很可能前总统自己也难以释怀吧。

但是尼克松的人和尼克松自己这么多年来都被艾森豪威尔的人当成小孩儿一样对待，现在明显跃跃欲试，想要自己掌控大局，自己领导共和党。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时刻。“我们希望艾克做的，”尼克松核心圈子的一名成员在欢欣鼓舞的第一回合初期告诉作者，“就是他在联合国应付赫鲁晓夫，并且不会把事情搞砸。仅此而已。”—他还强调了“仅此而已”一词。

几周时间慢慢过去。据当时的白宫工作人员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怒气越来越盛。尼克松的竞选总部同意第一场电视辩论安排在9月26日。同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也要上全国电视节目，他要出席纽约一个极其重要的天主教慈善晚宴并致辞，但是因为撞日子，总统就无法博得公众关注，这令他很不悦。更加触怒总统的是肯尼迪一直攻击现政府，指控美国声望日降、政府防御失误加剧。他本期望尼克松立刻反驳，或者，因为当时还处在选战比较温和的第一回合，或者说“新尼克松”阶段，尼克松不方便出面反驳，艾森豪威尔期望尼克松能邀请他，总统，来反驳。

直到10月29日，星期六，一名白宫助理（到访芝加哥来支持一位当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才猛然从一名尼克松的助理那里听说，尼克松打算呼吁总统参与最后一周的造势活动，而且非常急切。白宫助理说总统也很急切地想要帮忙，但是你们不能命令他，而是告知他并请求他帮忙。10月31日，星期一，一顿白宫午餐匆忙被安排成一次会面，总统团队的高级成员和总统提名人的员工一起研究细节。出席会议的人只记得那天的乳鸽肉碎很美味，还有，尼克松极度疲劳，如此“疲惫不堪”，其中一位出席的人说：“以至于他都不能清晰或快速地思考，餐桌上的谈话也无关痛痒。”在这顿午餐上，总统同意亲自到匹兹堡和克利夫兰，而且还会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在纽约郊区和曼哈顿做巡回演说。

据那些关注竞选的人回忆，艾森豪威尔在最后8天参加了造势活动，如一缕清风，明快、新鲜、引人瞩目。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政治中一直都是有魔力的，他最特殊的才能就是让人们快乐。我跟随美国政治人物出行的时候，从没见过一个车队后面会留下这么多欢笑和热情洋溢的群众。美国人注视着艾森豪威尔，他们是快乐的。有些精明的人尖锐地剖析他的政治特质。他不是初出茅庐，但不老于世故，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政，极其个人化，但又非常有效。

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想，我也认为最后10天艾森豪威尔的力量强势推动了尼克松的选情。我更愿意把艾森豪威尔还在任时我最后见到他的样子印在脑海里——那是11月2日的晚上，在纽约体育场的外面，总统刚在里面做了一场演讲，还有副总统。他们那天都不愉快，马不停蹄地在超市、郊区购物中心和户外集会上拉票。那里有很多惹眼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喜欢艾克，但我们支持杰克。”现在，黑压压的人群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聚集在体育场门外，灯光打在彩旗和美国国旗上。这位老兵站在那里，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他那天使般的脸孔在灯光中发红，一小丛稀疏的白发闪着盈盈的光，他的好精神保持了两分钟。他挥手示意欢呼的人群安静下来，他说他似乎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在说，过去几年的一些伟大成就，是他们所有人和政府一起缔造的；他想要感谢他们；如果可以，他想要说说他自己的感受。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在喊“我们喜欢艾克”，这对他意义非凡，让他在面对千难万险的时候，让他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能够继续前进。所以他感谢他们，祝福他们；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表达对他的喜爱，是完全不同于刚刚给理查德·M·尼克松的欢呼声，接着乐队开始演奏“天佑美国”。他消失在夜色中，最后以总统的身份与纽约告别了—艾森豪威尔1956年以1 597 562票拿下了纽约州。巨大的领先优势把所有赢下这个帝国州的人远远甩在身后，尼克松最后只得到383 666票，输掉了纽约州。

共和党把电视运用到极致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在最后关头的助选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政治揣测的话题，那么共和党最后在电视上的大举发力更值得来一场理性分析。目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没有公布选战最后12天的电视开支，因为在这类数字公布之前，要先进行有创造力的润色。从法律上来说，两党的全国委员会在总统大选中的开支都不得超过300万美元，而实际产生的费用最少也是这个规定限额的4倍。民主党承认在最后18天花了260万美元，大多用于广播电视节目。但是他们的数字和共和党一样，都没有依法列入账目和分类账中，以此来满足法律规定的限额。所以保守估计，共和党的开支要高得多。

最后一周对民众的思想到底有多大影响，没人说得准。在作者看来，这一周的造势活动居功至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尼克松的选情上扬，当然这些都无从证实了。

共和党在最后10天吹响了电视竞选集结号。有趣的是，这段故事还能帮我们由内而外地分析尼克松的整个竞选活动。

尼克松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大选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电视媒介运作，向美国民众传递自己的信息。他的电视顾问原以为尼克松会批准他们做全新尝试，已经准备了一篮子花式技巧和特别节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运用媒体（见第10章）。但是尼克松下不了决心批准或否定这些计划。他害怕被贴上“麦迪逊大道”的标签，所以这些纽约的电视顾问，各大广告公司自告奋勇的最强大脑们，不得不委身在范德比尔特大道（Vanderbilt Avenue）上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那里在麦迪逊大道东边，相隔一个街区。电视顾问从这些办公室里观察竞选进展，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忽略了。从7月25日，尼克松在芝加哥接受提名演讲的那天晚上，到10月25日，3个月过去了，尼克松从来没有自主地上过一档全国电视节目。无论他的顾问如何哀求，尼克松还是放过了攻击民主党在国会夏季会期不良表现的良机。当他上电视发言的时候，他用的还是旧仪态—正面对着镜头，硬要把通用发言稿演绎成闲谈。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在10月举行一场马拉松式电视节目的想法，结果到了选举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觉得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选举日前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纽约的电视工作人员得知要准备一场全面的马拉松式电视节目，49小时内开播。于是，他们以秋风扫落叶的阵势行动起来，在周末联络各大广播电视网，又催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管们设置长途线路，确保节目播出的时候万无一失。以电视支持尼克松竞选的目标就这样实现了，但不是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发生的，只是因为时间紧迫，尼克松此刻需要曝光率，才得以落实。

共和党竞选组织的每个电视工作梯队都表露出了不满。

在6月和7月，精心制订的竞选计划悄无声息地流产了。策划团队不定期开过4次会，到了9月中旬，候选人却抛弃了他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焦急地等待着领袖发话，一直在等待。“你可以，”其中一名重要主管说，“把钥匙带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门锁上，把钥匙扔进波托马克河（Potomac），然后把所有175名员工运到维尔京群岛，可以省下一笔钱—只要他肯听我们的意见。”策划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啊，我们过去在大学俱乐部召开战略会议，就像置身满是镜子的屋子，10个人互为彼此而倾倒。我们感叹自己多么聪明，但是没有人能让意见直达迪克。”

到了竞选快结束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变得很普遍。尼克松的高级策划师和志愿者都是高精尖人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放下在美国企业的要务来给尼克松工作，但是他们却没有向政治首长进言的机会。他们多番努力想要与他接触，试图得到他的亲自接见，博得他的关注，但最后也沦落到格格不入和丢脸的下场。有些人就算得到了尼克松接见，又不得不肩负起信差的责任，帮很多无法直接沟通的人传话。尼克松10月在纽约停留的时候，一位电视顾问有机会向他汇报工作。当他从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总统套房出来时，碰到一个充满嫉妒、试图掩饰焦虑的演讲稿撰写人，问他：“所以你见到他了，这个世界上最吝啬的人今天早上怎么样？”

这些人在竞选期间组成了共和党指挥部，这里从来都不缺强大的政治能力，在任何层次上都不缺。触怒这些能人才子的，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就是，“他把我们都当文员使了”。

尼克松的最后一个竞选提议，可以帮我们对这名共和党候选人做个大概的总结。11月6日，星期日，副总统在洛杉矶宣布了最后一个提议，来支撑他的“无须妥协的和平”这一宏大主题：前总统胡佛、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将被派往东欧，在那里组织对抗共产主义的秘密活动，当然事先得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允许。

这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可能也真的是先进的想法，但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格格不入。期望赫鲁晓夫会和平邀请美国来清算他的东欧帝国，这不合乎逻辑。这一提议非常明确，但其背后的理念却令人费解。

最后，对于理查德·M·尼克松在承受巨大痛苦之下勇敢发起的这场竞选，我只能这样总结：这场竞选背后没有思想体系或结构，他没有全局观，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未来的全貌。从他最后时期的提议、精心准备的演讲以及个人的表达中，我们都无法感知到，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时间长河或力量变迁塑造了今日的美国，以及未来的方向。尼克松有大量政治技巧，他的勇气毋庸置疑，他的忍耐力惊人，但是水手才具备技巧、勇气和忍耐力，水手知道风向，敢于迎着风浪前行，认得潮汐，他身上缺乏的是一个航海家的方向感。航海家认识星辰，靠星星指引方向，即使被风暴吹得偏离航道，也会等待星星和太阳出来，观察之后返回航道。

思想体系的薄弱也导致尼克松明显的情绪波动，这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也模糊了真实的尼克松，让他背上一个不怀好意的、不相称的绰号—“狡猾的迪克”。在个人生涯中，尼克松其实很少耍手段，而且他从来没有昧着良心耍过手段，除非是历史的泥沙裹挟着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尼克松的第一场重要竞选［对手是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通过给对手扣上“赤色分子”（Red-baiter）的帽子赢下的，那也只是为了响应时代和竞选地的召唤。如果说1954年他宣称选出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将会“让（美国）偏向左倾的大路，向社会主义靠拢”，那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至于有没有一个旧尼克松和新尼克松之分，其实也很难评说。这位来自南加州的年轻国会议员14年前是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但并没有固守自己的立场。他在华盛顿很容易被人说服而改变信念。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挣扎，他就变成增加对外援助的最积极拥趸，在整个共和党内仅次于保罗·G·霍夫曼（Paul G. Hoffman）。

正是因为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体系，缺乏一个大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个人世界观，在竞选过程中，他因为压力而短路的情况也是不胜枚举。

共和党大会期间，他从华盛顿飞到纽约。洛克菲勒那些惴惴不安但又勇气十足的员工都不敢相信，他们那天晚上可以对尼克松一再施压和催促，直到他一点一点妥协，最后彻底投降。但是尼克松的确投降了，因为在他看来，“第五大街合约”是点的组合；而在洛克菲勒看来，“第五大街合约”是一个完整体系。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他在民权大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起初，他在芝加哥时已经发话，要搭建一个平台来在争取北方黑人选票，与民主党叫板，后来，他被自己访问南方的成就动摇，又希望能赢得南方白人的选票。

当美国黑人的英雄人物马丁·路德·金在大选前最后几天被捕的时候，尼克松的表现很难看出他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政治态度。约翰·F·肯尼迪反应很快，态度明确（见下文），理查德·尼克松则没有。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被判苦役监禁4个月，当天下午，司法部在一位精明的共和党籍副司法部部长［劳伦斯·E·瓦什（Lawrence E. Walsh）法官］的建议下，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支持申请释放被监禁的黑人牧师。两份草案文本立刻被分别发送至白宫和尼克松的移动总部（那天在俄亥俄州），等待批准。在民权形势如此紧张之际，这么重要的声明草案却被毙掉，但究竟是谁做的现在也没有披露。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应该采取行动，但都没有动静。艾森豪威尔的动机让人雾里看花，但尼克松的行为就更加令人费解了，因为他是候选人。他在芝加哥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政治决策（见第7章），要拉拢北方的黑人选票，但是现在很明显，他觉得他很有可能凭白人选票把得克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全拿下，他不想冒犯这些白人选民。所以他没有行动，他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来指引方向。

毋庸置疑，副总统是天生的战士和勇者，但没有一个战略框架来统筹他的战斗力和勇气，使之发挥到极致。

究竟是因为理念模糊所以孤独，还是因为孤独所以理念模糊，没人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他在国会山的办公室是P53房间，只有他在那里办公。他私人秘书的办公室在两层楼下—T6。他的行政人员更是远离他，在旧参议院办公楼一个角落的套间办公。他最信任的顾问团里面，很多都跟了他不到两年，有些人才结交几个月而已。只有他最忠心能干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和他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深得他的信任（8年）。

他的那些顾问首先是共和党人，其次才是尼克松的人，所以他们的怨恨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竞选中很多走偏的地方也能得到解释了。

在肯尼迪最后一轮的选战中，曾做过不同决定，有的讲究技巧，有的影响深远。回想起来，只有少数决定对于研究美国的内部忠诚这一课题是具有意义的。

肯尼迪做出了这一阶段最精准的重要决定，尼克松就相同问题做出的决定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该决定涉及马丁·路德·金事件—一个既拷问良知，又要考虑北部黑人和南部白人选票微妙平衡的插曲。

在轰轰烈烈地争取真正美国平等权利的黑人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人物；他充满个人魅力，积极为争取当地社区的最大利益仗义执言。10月19日星期三，几乎在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就国防问题向迈阿密的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发表演讲之际，马丁·路德·金和其他52位黑人在亚特兰大的里奇百货商店（Rich’s Department Store）被捕，理由是他们拒绝让出店内玉兰厅（Magnolia Room）餐馆的一张餐桌。下周一，除了金之外，本次事件中的其他“静坐示威者”均被释放；糟糕的是，法庭找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理由判处金4个月劳役，然后迅速将他秘密转移到州立监狱。这次事件非同寻常—和美国其他黑人相比，马丁·路德·金深受南北黑人同胞的爱戴和尊敬。和其他黑人相比，他对南部白人的特权更有威胁。极有可能的是，他永远不会从羁押他的里兹维尔州立监狱（Reidsville State Prison，佐治亚州）活着出来了，监狱位于南部腹地；金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她认为丈夫很可能被暗杀。如果金遭受私刑，激起的熊熊怒火将远远超过非洲帕特里斯·卢蒙巴a被绑架杀害时在美国社会激起的愤怒，激烈程度将与佐治亚州和加丹加省b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黑人社会磨刀霍霍，南部各州蓄势待发；在前几周，甚至在逮捕之前，至少3个南部州长直接通知肯尼迪总部：如果他干涉南方事务，对马丁·路德·金表示支持或赞同，那么民主党就别打算得到南方选票。现在，肯尼迪必须做出选择。危机出现了。

肯尼迪的每位选战相关人员立刻意识到了危机。10月25日星期二的晚上，在肯尼迪团队吸收从政的众多优秀年轻人中，有个人提出了危机应对建议，此人叫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系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一位法律教授，他主要在选战期间对人权部门给予指导。沃福德的想法就是从质朴的人性出发—肯尼迪直接致电慰问佐治亚州的金夫人。沃福德迫切希望联系到上司—肯尼迪选战团队人权部门的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以便施赖弗可以排除万难见到正在中西部巡回演讲的候选人。星期三清早，沃福德在芝加哥找到肯尼迪家族中最平易近人的施赖弗。施赖弗热情地接受了建议。事不宜迟，施赖弗立刻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奥黑尔旅馆（O’Hare Inn）见到了肯尼迪，他此时要到密歇根州做一天演讲。

肯尼迪对沃福德的建言献策表现得随性、坦率和直接。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从房间里出来，直接给金夫人打了长途电话，表示他非常关注和挂念她当前的痛苦，必要时将进行干预。

金夫人既兴奋又不安，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几位密友。通过黑人领导层，消息迅速从亚特兰大传到北方，然后传到新闻界——肯尼迪准备干预保护身陷囹圄的黑人领导人。博比·肯尼迪在指挥决策期间了解到这一消息，其行动更进一步，他在第二天早上就从纽约致电做出该判决的佐治亚州法官，请求释放马丁·路德·金。星期四，金从里兹维尔监狱被安然无恙地保释，等待上诉。

在最后3周如火如荼的总统选战中，一般美国公民不会特别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在黑人社会，肯尼迪的干预就像编钟乐声般振聋发聩。马丁·路德·金的父亲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在几周前出于宗教原因还支持尼克松，现在立场突变。“由于这个人，”金牧师说，“愿意擦去我儿媳眼中的泪水，我愿意将我掌握的满满一箱子选票带给肯尼迪先生，全部倒在他的腿上。”全国有好几十位黑人领袖，他们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但也深深地被肯尼迪的行为感动，于是纷纷效仿。在指挥中心，肯尼迪现在可以彻底贯彻既定方案了。根据沃福德的要求，全国各地印刷了100万本有关该事件的宣传册，仅在芝加哥就有50万册，由这里通过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运往各地。在选举前的星期天，这些宣传册开始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教堂外面分发。由于1960年选举的局限性，人们在最终计票时无法确定某个特别事件或决定是否比其他的更重要，不过通过回顾如下事实—伊利诺伊州的差额仅为9000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25万人；密歇根州的差额仅为6.7万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25万人；南卡罗来纳州的差额仅为1万张，支持肯尼迪的黑人估计为4万人，人们可以发现肯尼迪的本能决定是最后几周的最关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