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后，中国体育在2008年后的走向，一直是人们的思索和议论的话题。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竞技体育的大起大落，是引发这个话题的由头，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竞技体育的东山再起，使这场讨论更加深入。无论这场讨论最终得出什么结果，总结日本体育的经验教训，有两点认识是毋庸置疑的：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会轻易放弃国际竞技体育的争夺，无论这一争夺发端于意识形态，还是植根于民族主义；无论出于政治目的，还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体制都应该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这不仅取决于竞技体育竞争的残酷性，也受制于体育的全球化，以及必须同步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变革。     2001年后，中国体育改革进入了一个“长考”的理论准备阶段，可以确信经过这一时期的深思熟虑，在2008年后一定会出现一个以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体育改革新局面，并以此促发中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此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标志之一，并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做出积极的响应。 1  体制创新——2008年后中国体育的期许     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动力源，一是体制创新，另一是科技创新。体育的活力也同样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体制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如此，城市如此，文化、教育、卫生如此，回顾20余年来体育发展的进程，也同样如此。社区体育的出现，部分运动项目的职业化进程，公共体育场馆的产业化运作，大量民营体育健身娱乐企业的问世，可以说体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体制创新的结果。这种体制变革激发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活力，加大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基础实力，也增强了我国体育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我国体育体制创新还有很大空间，但给我们的时间却很紧迫。这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创新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体育体制改革滞后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县级政府机构调整前，由于没有足够的应对措施，绝大部分县体委被并撤，体校被关停，给业余训练和群众体育造成的损失无可挽回，这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     体制创新可以按3条主线推进。一是利益关系调整，二是产权制度创新，三是政府职能转变。 1.1  利益关系调整要知难而进     体育利益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调整。体育利益分配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行政与经济的种种关系上。全运会是中央与地方利益的结合点，也是冲突点，2008年后，要进一步审视全运会的机制，使之更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政府与体育社团、体育中介之间，尤其是与职业化的体育社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做大的调整，权力与资本之间要达成一种良性的平衡。 1.2  产权制度创新浮出水面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预算包干、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经营管理机制等发展过程，目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深层次上审视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产业的产权问题终将浮出水面，公共体育场馆应该实行“两权分离” 的改革思路，切实实现经营权与管理权的有效分离，探索有效的“政府投资－企业运营－企业决策”的经营管理模式。 1.3  政府职能转变势在必行     2008年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去留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和民众议论较多的话题。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去留决定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以及对宪法第 89条和第107条的解释。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本身隐藏着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基本矛盾：群众体育的开展方式适应“块块”横向负责，而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路线倾向于“条条”纵向管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还很难找到一种非政府的，可以实行“条块结合”管理的、高效的途径。     2008年后，政府要通过改革，逐步强化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为各类社会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体育市场竞争的公平有序，促进体育资源的自由合理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体育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社会成员分享的体育公共资源大致均等。 2  竞技体育——衰退不该在中国重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把我国的竞技体育推向一个高潮。高潮之后出现一个短时的低潮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不仅是因为2008年后我们不可能再持续使用非常规手段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发展竞技体育，而且经过一次超大型国际赛事的熏陶，特别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功能会有更理性化的认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民族意识会更加趋向成熟，对民族意识的表达也将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会更加看重，对金牌含金量大的运动项目越来越重视，而对金牌的简单总数的追求将逐渐淡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对每块金牌、奖牌“投入— 产出”的效益更加看重，这是市场经济对人们长期训练的必然结果。 2.1  中国竞技体育遵循繁荣发展的规律     2008年后，民族精神仍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竞技体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衰退，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民族性为其做了不可选择的规定，同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如日本右派的兴风作浪）和台湾问题，也都需要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继续表达民族意志。     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总体投入是不足的，特别是用于竞技体育实力基础方面的投入更是不足。差别在于，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全社会。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基本不靠个人、家庭、学校、企业、社团的社会力量，而是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长期下去难以为继。     因此，竞技体育的体制在2008年后必须改革，这也是体育法所要求的，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站在体育系统的立场上，特别是站在竞技体育的高端的立场上，看待现行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无疑是最高效的。在体育发展的特殊时期，如建国初期和备战2008年奥运会前，实行该体制是可行的。然而站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的立场上，站在体育发展的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这种体制与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大。这种体制可能导致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社会孤立，表现为竞技体育国内文化市场的衰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的萎缩，运动成绩谎言化的发生（包括反兴奋剂斗争的步履维艰），经济对竞技体育支持的迟疑和退出，以及体育与教育之间鸿沟的加深。 2.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应追求多元化和社会化方向     一个和谐社会的体育必须选择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建立和谐社会的体育唯一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体育格局，必须顺应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大趋势。     竞技体育多元化的操作性概念是它的社会化。2008年后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尝试改革的时机，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2008年后，国家的运动训练体制要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有能力、有魄力的单位开展运动训练。2008年后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力气，解决好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否则我们要同时面对人才来源枯竭和出路拥塞的困境。     2008年后，国家的运动竞赛体制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给各个训练单位平等、公正的机会，要逐步完成长期集训制向竞赛选拔制的过渡，要逐步完成向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元体制的转换。     2008年后，国家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一定要走协会实体化的道路。中国的协会实体化既不能像美国自下而上发展，也不能像日本自上而下推进，可能要从两端向中间推进。越来越严格的国家行政许可和审计制度，使我们不得不在“保留权力”，还是“获得自由”之间做出选择。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酿成的冲突和尴尬局面。 3  社会体育——在实现社会公平中谋求可持续发展 3.1  迎接大众体育热潮的到来     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健康不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个几乎涉及到全国3.6亿户家庭和13亿人口的重大民生问题，必定会波及到群众体育中来，这一点我们在SARS横行时已经预感到。2008年后，像工业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一样，必定会出现一个大众体育的热潮。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组织准备和物质条件的准备。 3.2  扩大普通劳动者的体育参与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的10年中，全民健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体育名牌”，也汇聚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在这10年中，社会体育领域出现了两种新的基本组织形态，其一，我们基本完成了群众体育的单位所有制向居民社区所有制的转变，社区体育异军突起，为城镇居民参与全民健身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其二，我们开始构筑了一个体育健身产业，这个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吸引了很多具有消费能力的体育参与者。这两个基本组织形态，对社区生活的老年人和中产阶层人群有很强的适应性。然而，对经济体制改革后的普通劳动者，即对城市企业员工、农村农民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农民工，我们还缺乏好的办法。 2008年后，我们必须着力解决职工和农民体育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为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主体人群寻求最佳的组织形态。 3.3  尊重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     在社会体育领域，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根据1996年、2001年两次全国群众体育调查的结果，我国近2/3的成年人全年没参加过一次体育活动，证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没有覆盖住这部分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人群中的低收入人群、残疾人群等。因此，2008年后，必须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否则群众体育工作必将卡在这个瓶颈上难以发展。最近，有一些理论观点，如群众体育要运用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理论”、群众体育“私益化”等等，都是有违群众体育公益性原则的，这些理论如果得以推行，不仅使群众体育的社会公平大打折扣，而且将大大贬损政府的社会形象。我们应该记取卫生体制改革由于过度市场化，忽视社会公平而不成功的教训。 4  学校体育——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4.1  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阻止学生体质持续下降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将青少年儿童作为重点对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也提出“青少年体育以学校为重点”。然而，青少年儿童体质下降、健康恶化的问题，20年来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体育的软弱无力。     2008年后，这一问题将日益突出，必须通过立法手段解决学生每天参加1小时体育活动的问题，如制定《青少年儿童健康体质保护法》、《学生体育活动保障法》等。 4.2  必须让学校体育分担起培养运动后备人才的任务     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脱节的问题，在世界各体育大国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是造成我国竞技体育社会支持力度过低，训练竞赛成本过高，政府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008年后这个问题必须在较高管理层次上协调解决，即学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可以在国家的主体训练竞赛体制中找到合理的位置，其标志是在全运会上，大学生体协可以作为一个参赛单位。 5  体育产业——要在国民经济大局中寻求地位 5.1  体育产业的社会定位必须重新认识     多年来，我们对体育产业的性质、分类有了新的认识，那种试图要在国民经济大系统外搞一个侧支循环，为本系统设立一个“小钱柜”的发展观制约了体育产业的扩展，阻碍了体育产业进入国民经济的大视野，延误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时机。北京奥运会后，体育产业的概念必须有所突破，建立起一个大体育产业观，立足一个更大的领域去实现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2  体育彩票的运行机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2008年后，随着中国彩票业的规范化发展，体育彩票现行的运行机制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在国家将收回对福利、体育两种彩票的管理权后，体育彩票将以公司企业的方式运作，体育彩票的一些与体育有关的玩法将延续下去。分配给体育的公益金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支持的力度和可支配的自由度将大大缩小，这将对 2008年后中国体育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前必须完成对体育彩票的整顿和改革，不断发明出新的、与体育竞赛有关的玩法，为2008年后体育彩票寻求到一条新的出路。 5.3  体育产业必须以民营企业为主     我国体育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没有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不存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机构臃肿、资金困难、设备陈旧、技术老化，以及企业办社会的种种问题，而且产权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完全可以按照WTO的规则轻装简行。     2008年后，体育产业的民营化是大势所趋。要充分利用民营企业的实业背景，融资方法灵活性，网络经营人才的灵活性等特点，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体育产业，要拒绝体育产业的行业垄断，因为这必定会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扼杀体育市场，使少数人或集团获利，而体育市场走向萎缩，也将挫伤民营企业投资体育产业的积极性，甚至孳生腐败。     2008年后，体育行政部门在发展体育产业过程中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对体育产业进行宏观管理，调查研究，制定市场规则，确定和公布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对体育产业进行标准化管理，扶植民营体育产业发展，防止行业垄断和恶性竞争。二是管理好国有体育资产，将这一部分属于公共管理的资产以无偿或低偿的形式返还于社会。     2008年是中国体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中国体育在北京奥运会上找到深入改革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并在这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我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将有双倍的收获，对2008年后的中国体育就更加充满信心，一切将可以从容以对。     作者：卢元镇（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