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编导的警匪片大多数时候被评论者视为纯正的“港味”制作，传承自香港电影的脉络，其中内地元素如内地演员的选用只是照顾内地市场或回应内地资本所做出的些微调适。但更需要看到的是，邱礼涛的警匪片制作同样产生于内地-香港合拍片模式之中，同样与其他商业类型片相遇于内地的大银幕之上，并非完全独立于这一系统。《拆弹专家》的主人公章在山虽然以匪徒卧底形象开篇，却自始至终展现其明确的正义者形象，他以坚毅和执着完成了拯救民众和公共财产的艰难任务。从人物形象、价值取向、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的产生和解决等方面来看，《拆弹专家》具备“新主流电影”的某些特征。

（《拆弹专家》海报）

《拆弹专家2》的表层故事，沿袭的也是《拆弹专家》的叙事模式。拆弹专家潘乘风作为主角串接故事线索，以多场拆弹和爆炸结构起影片，重心在“匪”方所酝酿的重大爆炸行动及“警”方所部署的拆弹行动，最终以“警”方自我牺牲并完成拆弹任务告终。不论潘乘风这一形象在残疾之后如何飘忽不定，到片末他在青马大桥上舍身装弹的时候，他和在红磡隧道中舍身拆弹的章在山并无二致。对于观者而言，此时影片对潘乘风的心理矛盾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式，人物似乎还处于左右摇摆的道德、身份认同之中，但影片却只能安排潘乘风去完成表层叙事的冲突解决，为影片的“主旋律叙事”画上圆满的句号。

影片的里层叙事围绕潘乘风的心理发展和身份认同线索展开。潘乘风一开始是一名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忠于职守的拆弹专家，在一次拆弹行动中被炸掉了左腿，不满于警队将其调至文职岗位，愤而辞职，此后加入醉心于报复社会的“复生会”，策划乃至实施了多起爆炸事件，这是人物的第一次心理及身份转变。之后，潘乘风在自己实施的一次爆炸事件中丧失了记忆，在前女友庞玲记忆植入方式的引导下，认同于自己是一名警方卧底的身份，回到“复生会”开展卧底任务，这是人物的第二次心理及身份转变。回到“复生会”之后，潘乘风恢复了部分记忆，有感于江湖之“义”的召唤，重新认同于“复生会”成员的身份，再一次反转。而在观看“复生会”设置炸弹并虐杀昔日警队同事的视频时，潘乘风身上同情与善的情感被唤起，他决心脱离“复生会”，粉碎“复生会”接下来的重大爆炸行动。人物至此回归到开篇时的状态，怀着匡扶正义、维护秩序的信念为完成拆弹任务而自我牺牲。讽刺的是，这是潘乘风残疾之后首次获得参与拆弹行动的机会，却不是以警察的身份，而是以改过自新的匪徒的身份。

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双叙事线并进的故事结构屡见于电影史上的佳作，有学者认为《拆弹专家2》“采用了经典的内/外双声部冲突设置” [2]，但其没有指出的是，影片表层和里层叙事的割裂感与冲突感非常强烈，甚至形成了另一种“意味”。表层的英雄人物故事，内里的边缘人物故事，巧妙地结合到一起，成就了潘乘风个人的独特性，也成就了影片“尽是疯癫、尽皆过火”的港式气质，更成就了邱礼涛在警匪片类型上烙下的个人印记。

（《性工作者十日谈》影像资料）

这种叙事方式展现了创作者渴求有所创新和突破的苦心，也是导演兼编剧邱礼涛一次“夹带私货”的表达，是其长期的商业制作和独立制作实践经验的杂糅。邱礼涛的创作趣味十分广泛，早年以《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等邪典电影一炮打响之后，也创作过《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性工作者十日谈》（2007）等关注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独立电影。邱礼涛曾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研修，这使得他在拍摄独立电影的过程中展现了充分的理论视野。他在这些独立电影中倾注了自身的人文情怀，希望通过这些影片“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让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歧视的人得到解放，重新找回他们的尊严和被掠夺的应有权利” [3]。在这里，邱礼涛实验式地探索了如何将商业类型片的运作方法与独立电影制作相结合，通过商业运作，让独立电影得以更为顺畅地进行“大众传播”，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借助影片帮助弱势群体的目的。《拆弹专家2》中，潘乘风腿伤之后对警队的岗位调整十分不满，在残疾带来的身心伤害、对制度的强烈愤怒之中从英雄掉落为弱者，辞职之后更落魄地在汽修厂工作，让人见到的是电影刻画一个被边缘化的悲情英雄的笔墨。

近年来，邱礼涛稳定地产出警匪/犯罪类型的影视作品，如《廉政行动2016》（2016）、《拆弹专家》、《泄密者》（2018）、《扫毒2：天地对决》（2019）等。此外，他也继续创作恐怖电影，如《常在你左右》（2017）、《失眠》（2017）等，尽显疯狂与血腥。此前独立电影中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实验式探索已被淡化，但对潘乘风人物走向和心理变化的探索，仍显现了导演对生活遭受巨大变故的边缘人的关注，在商业类型片的制作之中倾注了对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

02

视效表现：奇观体验与地标景观

警匪片彰显男性气质，通常以对打、枪战、追逐、飙车等方式展现动作奇观和速度奇观，营造一种被观众称为“燃炸”“热血”的观影快感。《拆弹专家2》则以爆炸场景重新界定了警匪片的奇观体验，其视觉效果为观众所津津乐道。电影开场一分钟即展现了震撼的核爆场面，伴随震耳欲聋的听觉冲击，香港国际机场上空升腾而起的绚烂蘑菇云渐渐染黄了整个天际，天地成了炼狱般的一片火海。这对刚落座的观众而言有点儿“猝不及防”，更增添了一层心理上的震惊感。

爆炸场景多见于战争片、科幻片与灾难片，对于通常局限于单个城市空间的警匪片而言，即便有爆炸场景出现，也多是枪战现场的辅助，想要形成具备视觉震撼度的奇观场景几不可能。“拆弹”这一主题使得炸弹爆炸具备了合理性，创作者甚至大胆地设计了核弹的爆炸，从开头的香港国际机场到结尾的青马大桥，两次核爆场景足以让在动漫、游戏等奇观影像中视觉疲劳的受众眼前一亮。以《头号玩家》（2018）为代表的“影游融合”电影展现了媒介融合时代和虚拟成像技术对电影的直观作用，而《拆弹专家2》对虚拟视效的追求及票房的成功，反映了奇观影像在不同电影类型中的“赢者通吃”。影片开场模拟香港国际机场的核爆场景尤为壮观，这种科幻式视效可称为警匪片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拆弹专家2》爆炸场景）

继《拆弹专家》将爆炸的重头戏放在红磡隧道中，《拆弹专家2》将香港国际机场、青马大桥、香港地铁等地标作为“炸毁”的目标。“摧毁地标”在好莱坞电影中可谓屡见不鲜，但在中国内地电影乃至中国香港电影中并不多见。《流浪地球》（2019）以冻封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和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展示了科幻电影的“中国时间”，《风暴》（2013）将警匪决战放在香港的金融心脏中环，而最集中的摧毁香港地标则在两部“拆弹专家”之中。面向维多利亚港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级金融中心的著名地标，从这栋高耸入云的建筑，可经由地铁机场快线，穿越青马大桥，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影片中炸弹运输的路线巧妙地将城市地标一一串接。

在居伊·德波看来，景观是现行秩序“对自己的赞美式独白” [4]，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政治。地标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标志物，更是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符号表征。电影《2012》（2009）中被灾难吞噬的各国地标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危机，《伦敦陷落》（2016）中被炸掉的大本钟代表着恐怖分子对该国的仇视，就连本世纪初那场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瞄准的也是象征美国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世贸中心双子塔。

电影在表现都市时，通常会展现其两面性，一面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表征，一面是都市病态的外在投射，书写着“‘虚荣’与‘恐惧’的双重都市话语心态” [5]。在这种意义上，地标景观联系着“城市病”的书写。“城市病”在宏观上表现为人与环境的失调或冲突，在中观上表现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暴力、赌博等犯罪行为在这个层面上产生），微观上则表现为个体心理、精神疾病。 [6]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象征的地标，便也成为“城市病”的外在投射。“这些标志性建筑不仅仅是城市意象的符号表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城市集体意志的幻影。” [7]恐怖分子是城市中失序的部分，炸毁地标性建筑，便是对地标所代表的秩序的否认。

对香港地标的使用也是电影营造“港味”的策略。“对‘港味’的追寻不是贩卖情怀，而是香港人构建集体记忆的迫切需求以及保护本土文化根基的保育心理。” [8]邱礼涛曾在采访中指出，选取红磡隧道是因为“选题材注意到红磡海底隧道跟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个香港地标，不在香港的人也知道红磡隧道” [9]。警匪片的故事空间自合拍片时代开启之后，一部分转向内地，一部分转向外国。近年来故事空间重回香港本土，被视为香港人主体性建构策略的转向──对香港特区身份的巩固。而且，“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地标营造了观众与故事事件在心理距离上的张力，如同科幻片喜欢把故事时间设置为近未来，增添了一份观影心理上的震撼感。

03

人物塑造：个体命运的飘摇处

在以《警察故事》（1985）、《英雄本色》（1986）等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警匪片、犯罪片中，传统价值中的正义伦理被奉为最高的社会规则，人物形象通常呈现鲜明的正反二元对立。新世纪前后，受彼时香港社会弥漫着的前途不定的心理氛围影响，警匪片中的人物呈现出身份困惑和认同困境，出现了亦正亦反的道德取向，以《无间道》中陈永仁和刘建明的形象最为典型。《寒战》系列（2012—2021）的出现，则“将香港警匪片亦黑亦白的叙事模式转向了非黑非白的叙事模式”，以“权力欲望和法律制度间的矛盾冲突”代替了对善恶和是非的追问。 [10]

《拆弹专家2》中的人物，同样也难以被放在道德的天平上去审判。看完电影，观众并没有为马世军的殒命拍手称快，也没有探究潘乘风到底是好是坏，而更多的是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人物的个体命运、心理变化和行动选择成为耐人考究的部分，甚至有评论者认为，“全片的重心和支点不是主人公的道德抉择，而结构于主人公并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是“邱氏精神病学犯罪片”。 [11]

确实，潘乘风个人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成了观众的纽带，支配了观众的情绪焦点。自断腿之后进行恢复训练，潘乘风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苦劲，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在与警局协商调岗的过程中，他变得暴躁而易怒。加入“复生会”实施各类爆炸犯罪之时，他的表情传达着偏执和冷漠。影片中反复给他服用抗癫痫类药物以特写，暗示了其精神状态在药物作用下的失常。愤而辞职的潘乘风成了“孤独的半兽人”──托马斯·沙兹认为，好莱坞始终把黑帮分子描绘成“美国的半兽人”，“那种渴望表现自己个性和获得个人成就感的暴烈的愿望，使他不仅和社会相违，而且往往和地下世界的犯罪组织格格不入”。 [12]潘乘风也有着“获得个人成就感的暴烈的愿望”，但参与爆炸类犯罪并不能让他获得成就感，只是对自身职业前景落空的绝望宣泄。

“失忆”成为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转折点。“失忆”是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人物在失忆之后通常面临自我认知失调的困境。失忆症大量出现于1997年前后的香港电影，“表征的是香港回归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在旧身份失效而新身份尚未确立的时空裂隙里滋生的集体焦虑。不过随着香港回归迈入第20个年头，香港电影中的失忆症已经逐渐销声匿迹” [13]。如若学界所言的这种“香港回归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当下已不再，那么潘乘风的失忆症，展现的又是什么样的焦虑？

（《拆弹专家2》海报）

《拆弹专家2》重现人物失忆这一不再新鲜的题材，但以记忆植入和身份选择的情节考验人物的主体性探求。好友董卓文的话──“我见过几个潘乘风，你想知道哪一个”，给予了人物对自身道路的选择权。前女友庞玲更用“你信我，你就是警察，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作为召唤，那么，潘乘风的抉择便成了遵从现行秩序或成为它的反叛者之间的选择。而显然，潘乘风拒绝他人对自身的询唤，决意以自身的方式去探索“我是谁”或者“我要成为谁”这一命题。

记忆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在科幻片中已得到大量的讨论。如果说《攻壳机动队》（1995）中少佐抛弃了人脑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困扰，以行动去重新定义“我是谁”，那么潘乘风对自身行为逻辑的唤醒场景是十分情感化的──代号“狙击手”的“复生会”成员躲于高楼上，狙击暴露于视野之中的警察，以一枪一枪射击的残忍方式考验着其他警察的忍受力，而潘乘风面对这一场景，眼含热泪，悲痛难抑：“虽然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的好难过。”具身化的情感经验撼动了主角的自我认知。这个场景渲染了对他人苦难的同理心如何通过一场残忍的猎杀行为得以被唤醒，让人思考的是情感如此充沛的一个人为何沦陷于恐怖分子的深渊。

人物摇摆甚至随意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观众对剧本不够严谨的质疑，但这种有点儿简单粗暴乃至充满刻意感的刻画方式，更凸显了人物命运飘摇不定的境况。即便最后潘乘风决定以付出生命的代价阻止核爆，仍不表示这是他的核心立场。潘乘风的外在行为成就了阻止核爆这一表层叙事的核心任务，但其内心矛盾的解决与否仍没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确切答案。于是影片的主题不再在于潘乘风如何解决自身的困境，而在于人性面对自己与秩序之间的冲突时的无所适从，在于个体命运在体制和宿命面前的渺小和无力，这是电影对这位悲情英雄投注的悲悯和同情。

“双雄”是警匪片经典的人物关系模式。休戚与共或互为对立的两个男性比孤胆英雄的故事更为立体，或者两者之间的互相周旋便足以构成一个故事，《暗战》（1999）、《无间道》、《无双》（2018）都是个中佳作。“双雄”有时候也以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反映人性的两面，而潘乘风则以一己之力，成为“双面英雄”。原本尽忠职守的拆弹专家，何曾料到救助困于微波炉中小猫的善举竟酿成了自己一生的转折，开启了命运的悲剧之门。饱含温情的画面接续的是暴怒的烈焰和震耳欲聋的声响，接着便是潘乘风带着血淋淋的左腿伤口，躺在电线缠绕的废墟之中。谁言“一念之善，吉神随之”！遭此变故的潘乘风将自己视为制度的弃子，以“用完即弃”的理由悲愤控诉，走上报复社会之路。这一形象有如《蝙蝠侠：黑暗骑士》（2008）中的哈维·丹特──哈维在左脸被烧毁之后出现了恶的一面，悲愤于自己舍身维护正义却得不到公正对待，从“光明骑士”变身为满怀恶意的“双面人”。

（《拆弹专家2》海报）

《拆弹专家2》中的反派也不同于以往的匪徒形象，其行为动机并非“欲望”而是“愤怒”。绝大多数警匪片中的歹徒深陷于欲望未满的困境之中，或因贪财，或因女色，或因权欲而坠于深渊。《拆弹专家2》中的恐怖分子却是“灭霸式”的反派形象，抽离了个人的表层欲望，走到俯视苍生的位置，用一种自以为是的价值观意图去支配社会秩序的运行。反派头目马世军对自己家族由贩卖鸦片发家的历史十分仇视，更对自己小时候遭受校园霸凌、为其打抱不平的人反而被训斥的经历充满愤怒，因而在他的心目中，摧毁地标是为了重建秩序，因为“这个社会病了”。

邱礼涛将邪典电影的创作经验运用于这部影片，让反派的形象富于暗黑的气质，使得电影观看起来更有劲头。居民屋中的变态罪犯、穿着学位服到教育署进行自杀式爆炸的博士生、恐怖分子迎接马世军时的“军礼”，从场景到人物心理，都渲染出一种诡异压抑的氛围。这里不得不提潘乘风和董卓文前往居民小区解救一对夫妇之时，进入了布弹者所设置的空间，各色电线交缠的昏暗小屋充斥着表现主义的未来感和恐怖感，空间中弥漫着精神失常的气息，布景与布光都在描写一个疯癫者的精神状态，叙事需求与美学价值被完美结合了起来。

好莱坞电影刻画过许多富有魅力的反派形象，汉尼拔、小丑皆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法则，小丑甚至抽离了“人”的气息，而成了恶或者说绝对的秩序反叛者的化身。港式警匪片则一直十分接地气，倾向于将反派刻画成一个七情六欲饱满的人。《拆弹专家2》中或偏执或癫狂的反派形象，展现着精神病患者的症候，虽然影片没能将马世军刻画得更为立体和让人信服，却已经在警匪片的反派谱系中书写了新的一笔。

04

结语

这部清晰呈现警匪片特征的电影实际上已出现了类型的杂糅，导演个人的作者电影印记更被悄无声息地放置其中，邱氏多样化的创作经历和趣味在类型框架内四处挥洒。科幻片式特效、灾难片式营救、恐怖片式布景、“邱氏精神病学”人物，为《拆弹专家2》注入了区别于传统警匪片的异质性，也为这一类型展示了新的可能。

注释

[1]“新主流电影”是学界针对“主旋律电影”新的发展形态的提法，指的是兼顾主流价值承载和主流市场吸引力，国家意识形态认可、体现主导文化价值观的电影。其特点表现为：题材上倾向于一个以“敌我冲突”为基础的“正取向”故事，人物塑造上通常选择具有个体局限性的普通身份的主人公，创作方式上为大制作的情节剧或类型片，主题表达上则鲜明地体现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见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82—87页。

[2]刘帆：《高概念、奇观共情与身份焦虑──评〈拆弹专家2〉》，《当代电影》2021年第2期，第13—15页。

[3]霍胜侠：《为边缘者发声：邱礼涛独立电影中的跨界文化实践》，《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14—120页。

[4]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5]钱春莲、邱宝林：《恋影年华：全球视野中的话语景观──大陆、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创作与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6页。

[6]郭治谦、康永征：《“城市精神问题”是“城市病”的应有之义──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评述》，《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8期，第80—85页、第100页。

[7]同注5，第252页。

[8]商凌云：《回望与突围：华语电影后融合时期香港警匪片的转型》，《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0年第4期，第22—30页。

[10]徐巍：《江湖伦理、宿命轮回与现代法制──40年来香港警匪片价值观念的演变》，《电影艺术》2018年第5期，第76—81页。

[11]周舟：《〈拆弹专家2〉：“邱氏精神病学犯罪片”》，《中国电影报》2020年12月30日第11版。

[12]托马斯·沙兹：《新好莱坞·旧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

[13]霍胜侠：《近年香港电影中的疾病隐喻》，《电影文学》2019年第1期，第7—10页。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1年3月总第四十一期）

（本文所用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涂俊仪：传播学博士，就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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