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鸦片大规模的种植，是在陆洪涛和冯玉祥主甘时期。“1922年11月，黎元洪倡议裁军，而陆反而扩充军队，军饷无着，重开烟禁”[11]。一时诸多县纷纷种植，于是陆洪涛令王廷翰拟定章程：“凡种烟之地征收‘罚款’，不种烟之地亦征收‘懒款’”[12]。冯玉祥主甘期间，变本加厉，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兵备，面对极端缺少粮饷的情况，“幸获甘肃地盘，便藉以弥补军政开支，因而比陆洪涛抓得更紧”，[13]“依然靠烟亩罚款和收烟土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14]。

另一方面，当时甘肃农民十分贫穷。1920年，海原发生大地震，甘肃各地震感强烈，靖远“有的地方，震裂了地面，张开两尺来宽的缝子，里面喷出黑水黑浆”[15]，而山川更是巨变，“河床起了变化……折叠层岩都变了原形……土山震得像面粉一样”[16]。震后的大部分地区，百废待兴，而陆洪涛恰巧在此时开了烟禁。大烟的种植时间是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大烟是条种的，条行中间可以种糜、谷、套水烟叶。大烟割倒，糜、谷、水烟又长起来了，由一收变为两收。”[17]老百姓自然十分欢迎。自此之后，甘肃的鸦片种植十分广泛。

到1934年，鸦片的罚款大县为皋兰、武威、靖远、天水、张掖、武威，鸦片种植大县为武威、靖远、张掖、榆中、陇西和永登，而这一时期靖远也是烟民登记人口比例最多的地方。三者结合而言，甘肃在20世纪30年代鸦片种植的重镇为靖远、武威、天水、张掖，尤以靖远为最。这些地区大规模的鸦片种植吸引了秦腔戏班纷纷前往。

光靖远一地，自烟禁开后，“兰州的戏班子，三、五联袂而来，由少而多，有一个时期听说增加到几十家。”[18]由于当地丰富的鸦片种植，秦腔艺人在当地田间便可以“挣大烟”或“要大烟”，收益颇丰。这些艺人到了鸦片种植重镇后，有时“卖艺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天就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19]有的在种植鸦片的地边干唱一段秦腔，然后向农民要大烟，魏晋《兰州春秋》称，在鸦片收割期间，“一会儿又过来一个自拉自唱的，站在地头，拉起槟榔板胡，唱完一段秦腔，也照例伸出一个大碗，地东照例一抹，走了过去。”[20]

虽然耍猴的、卖武的、和尚、道士、尼姑、唱小曲的、说快板的都可以要到大烟，但是秦腔演员尤其吃香。“唱戏的演员一下地，地东是特别加重份量。并且要周旋几句话。”[21]秦腔名角也不能例外，由于农民喜欢秦腔，爱屋及乌，尤以一睹名角真容为幸，所以对秦腔演员格外抬爱，每当名角到一地田间后，不用唱地东就可以给他们鸦片。“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22]

秦腔名角麻子红由于靖远观众熟知，要到的鸦片特别多，以至于他要去田间时，不得不带着两名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去装，某次仅半天时间，“麻子红的牛头罐子已有百十两的收成”[23]，光一户抹给他的就有四两烟浆膏。在靖远的这次演出，“麻子红有千两收入”[24]。

因鸦片种植地区农民回报丰厚，所以名演员在鸦片收割期率领戏班纷纷前往，仅见载去靖远的名戏班就有数十家之多。其中，1918年通渭络络班到靖远演出[25]；1925年，紫娃率化俗社前往靖远演出；1936年通渭高俊、兰州耿忠义也相继率班到靖远演出。而靖远本地存在的就有福善班、高天喜班、孙光前班、德胜班等著名班社，并不缺乏秦腔班社。可见吸引这些著名班社前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鸦片。但是并非所有班社都满载而归，花脸名家耿忠义，看到其他著名都去靖远要大烟，收益颇丰。于是1936年，他也带着班子去靖远演出，但是靖远观众由于“有招财子的习惯眼光，颇不以耿家为美，耿家扫兴而回兰州。”[26]

鸦片吸引秦腔班社艺人的原因：一是旧时甘肃多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在甘肃每当客人来临时，请客人吸食鸦片成了一种礼遇，“几乎每家皆有戚友往来。宾客酬谢，首请登炕上烟，似乎非此不敬，非此不阔。”[27]“招待亲朋，习以为常”[28]，秦腔艺人自然不能例外。秦腔名家郗德育的烟瘾就十分大，据黄致中称，“他曾带了他郗师的胡子出演，胡子上的烟味儿把他熏得几乎在前台栽倒。”[29]吸食鸦片的习惯，让秦腔艺人对鸦片自然有迫切的需求。秦腔名老艺人展学昌曾对笔者讲：

甘肃戏校成立后，曾想调动马炳南，但马炳南爱抽大烟，因临夏有大量的鸦片种植，不愿到戏校任教，遂将名额让于赵福海。著名秦腔鸿盛社老艺人刘兴汉，因慕靖远盛产鸦片之名，不惜落户靖远，只要供给鸦片，他不管钱多钱少，角色大小，都毫无怨言。[30]

二是鸦片作价高，演出闲时，演员至田间所要的鸦片可以售出，其收益远远超过了演出时所得收益，“当时地头上一两大烟值一块银元。”[31]“每元可买白面三十斤”[32]唱堂会历来被认为是最赚钱的形式，但是1921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招待西宁镇守使马麟时，郗德育演出堂会，十分卖力，马麟才奖给郗“50两银元”[33]。郗在靖远田间半天额外收益的鸦片就有百两，折合白面三千斤。相比之下，鸦片对秦腔戏班和艺人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

秦腔演员因慕鸦片产区而带戏班前去演出，大规模鸦片种植地区便成了秦腔大镇。靖远、武威、天水、张掖、皋兰、榆中、陇西、永登、临洮、临夏等大规模种植鸦片的地域，莫不如是。一定程度上说，大规模种植鸦片的地方，就是秦腔重镇。

另一方面，秦腔演出对鸦片大镇也有一定程度的促进。靖远县长面对巨额的烟亩罚款没有办法，为了吸引当地绅士出钱，推广鸦片的种植，于是利用民众爱看秦腔的习俗，不惜花重金从兰州引进秦腔戏班。“1921年，当靖远县大开烟禁时，靖远县长张兆平……特地搬了关雪亭班子到靖远县衙内二堂唱堂会。”[34]

（三）鸦片运输加强了甘肃秦腔的交流与传播

鸦片获得收成后，本地农民由于贫穷，在之前种植鸦片时，籽种多系赊欠，出于卖钱和还款的目的，多急于出售，以获得现金，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外地商贩便云集产区”[35]，“大烟收割正混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36]“新烟一上市，农民们急于还帐，要马上出售，土客一来，有意做稳压价，农民卖贱了，厚利归于巨商。”[37]长此以往，便在鸦片种植地与省城兰州、外省之间形成了一条鸦片运输线。王文元《陇商往事，临洮崖湾水烟下四川》谓：

甘肃水烟，大体形成了东、南、北三条销售线路，北线沿着黄河行销，人们乘坐羊皮筏子，将水烟运送至包头，再从包头运至北京等地。而南方行销线路，则通过阴平古道，销往四川云贵等地。[38]

水烟分三线运输至外地，鸦片当不例外。三条线路中，对甘肃秦腔影响较大的一路就是南路，魏晋《兰州春秋》称：“狄道的黄烟，不用清油，干得淌末子，看起来并不好看，运往四川的过程中，到武都一过白龙江，变得滋润清香；四川成都盆地，到处黄烟盛行。”[39]这条道经天水、陇南，抵达四川。

天水、陇南作为烟商必经之地，秦腔班社云集，这里荟萃了陕甘名流，其中陕西班社有化民社、正风社、育华社、新声社。甘肃班社则有本地的鸿盛社、王大净戏班。鸿盛社作为甘肃秦腔的老班子，化妆比较古老，一般的不用粉妆，不提眉，不勾画眼窝。但是“看了化民社的演出，一律画眼窝和提眉毛。”[40]

另外鸿盛社在曲调板式方面，“谨慎地保留陇南声腔风貌的前提下，适当地吸收了前来的陕西班社的某些曲调板式。”[41]鸿盛社名伶马晓云回忆，京剧社李文豹等人还教他们武功，移植了京剧剧目《虹霓关》，对丰富甘肃秦腔的唱腔和剧目，加强陕甘秦腔及甘肃秦腔和京剧交流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天水陇南的秦腔也随商队曾赴各地交流。陇南、天水通渭一带的花脸，在唱腔台架方面特别出名，自成一派。天水鸿盛社在1917年随商队一路向西，经兰州、武威至西宁演出，“和当地的著名演员同台演出，交流切磋了技艺，增加了同行之间的友谊。”[42]兰州秦腔界著名的耿派花脸，也是由天水、甘谷辗转至兰州，在吸收各家长处之上，自成一家，为秦腔花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鸦片的禁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甘肃秦腔的衰弱

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了《烟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0年3月，甘肃省政府接着颁布了《甘肃省人民政府禁烟禁毒工作布告》，对于偏远、少数地区的鸦片种植，一律要求铲除，不久鸦片便逐渐在甘肃绝迹。兰州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甘肃鸦片最大的交易地方，秦腔演出十分发达，在该地演出的秦腔著名班社先后有福庆班、东盛班、万顺社、化俗社、维新社、同乐社、锦绣舞台、秦剧训练班、三兴社、新兴社、共和社、文化社、振兴社、云育社、众兴社、众英社、福利社。

1949年后，由于兰州对鸦片的禁绝，便促使一些秦腔名家远走偏远少数地区和鸦片允许种植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甘肃秦腔的力量，减少了名角之间的观摩交流，有些名角终其一生都没有再回来。更有许多已经扎根甘肃的著名陕西籍演员，也相继回归故里。

甘肃秦腔消亡的原因很多，有政策的失误，有老班子由草台进入剧院后的不适应，也有陕西秦腔的冲击，但是鸦片的禁绝，也是造成甘肃秦腔衰落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鸦片禁绝，使那些因鸦片种植带动甘肃秦腔畸形发展的优势不在，秦腔名角便很少再去鸦片种植地演出。演出的减少又反作用于鸦片种植地，使当地培植起来的秦腔观众逐渐流失。

二、艺人吸食鸦片与秦腔演出质量及演员人际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市戏剧座谈会上，刘清华对于改造旧艺人特别提出：“旧艺人在过去在下流社会里生活，多半丧失了他的人格，如向人民要钱、吸大烟等不良的现象。”[43]同志亮《略谈兰州旧艺人的改造》也称：“有许多旧艺人，在旧社会里薰染了很多不良的嗜好，如吸食鸦片、浪赌……等习惯。”[44]在有些剧院里，甚至严重到了“吸大烟的人很多，不论文武场面，拉前台的和一般的演员都是个黑人”[45]可见在旧社会吸食鸦片在秦腔老艺人中是十分盛行的。

吸食鸦片，严重影响了演员的扮相与演出质量，损害了演员的艺术生命，在戏改时也造成了领导者与艺人之间的矛盾。戏谚有“三唱不如一相”的说法，净角演员需要身架雄伟、旦角演员需要容貌俊秀。吸食鸦片的演员，脸色发黑，身体羸弱，脸面瘦削，如久病才起，所以招致一部分秦腔评论家严厉地批评嘲讽，“‘烟鬼’来演戏，不等于‘游魂舞蹈’吗？”[46]易俗社著名秦腔须生耿善民，1939年冬天[47]来到甘肃后，沾染上了鸦片，而其演出风格与甘肃秦腔风格又不尽相同。兰州观众大喝倒彩，“没吃饭还是没吃烟”，耿善民于是在气愤与贫病交加中去世。

相比而言，一些不吸食鸦片，认真演戏的演员，则备受观众推崇。鸿盛社谢鸿民演出的王帽须生，便因眼睛大，雍容大度，扮相杰出而深为观众认可。著名武旦演员梁培华不吸食鸦片，演戏卖劲，演出时在脸上要擦四次粉，“这样一遍又一遍，擦好后，画眉点唇，贴鬓、插花，打扮出来实在动人。”[48]观众自然十分喜爱。

艺人吸食鸦片也加重了戏班的负担。1949年以前，班社对艺人的工资采取包银制度，即根据演出技艺高低，分名角、普通角色，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戏班演出一天，就有收益。有时由于天阴下雨以及各种人为因素，难以正常演出。据秦腔老艺人王镇江称：

秦腔班社十分注重四梁四柱，因为这些名角能为戏班带来大部分收益，所以班主在每天演出完毕后，首先要供名角吸食大烟。因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不能演出时，班主仍要付给名角‘棒子’钱。如果不给则名角罢演，其他班社若有供名角‘棒子’的，则名角就走人了事。[49]

班社收益后，必须先付名角烟钱，剩余的钱才分份子，份子分法也是名角多，普通演员少。这样便导致了名角、班主、一般演员之间的矛盾，尤其普通演员，叫苦连天，养家都十分困难，怨气很重。但是作为班主也有难处，只有名角才能卖票，因此不得不优先支付名角吸鸦片的钱。张玉书所领云育社，将自己裱匠铺所得收入悉数补贴班社，尚不能维持班社正常运转，最后班社不得不关闭，艺人四散。于是三者之间，彼此勾心斗角，严重阻碍了甘肃秦腔健康积极的发展。

鸦片虽然对甘肃秦腔有过贡献，但是正是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当人民政府禁止了鸦片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甘肃秦腔的实力。即便鸦片对甘肃秦腔的发展做过贡献，也不足以抵消其对陇原人民所带来的灾难。

[1]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与禁毒问题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

[4]王娟丽《晚清时期西北地区鸦片问题研究》，辽宁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5]李映东《忆天水鸿盛班》，《天水鸿盛社专辑》，《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天水分卷》编辑部，1987年印刷，第19页。

[6]《榆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榆中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0—561页。

[7]王德清、家玉琴《解放前鸦片烟在临夏地区的流毒》，《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8]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9]王娟丽《晚清时期西北地区鸦片问题研究》，辽宁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10]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洮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11]赵一匡《陆洪涛在兰州（1921—1925）》，《兰州学刊》，1988年第3期，第87页。

[12]马维刚编《禁娼禁毒》，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13]赵晋熙《马鸿逵的“烟禁”》，《宁夏文史资料》第8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1年印刷，第40页。

[14]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15]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16]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17]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18]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19]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20]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21]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22]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23]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24]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25]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26]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27]高士荣《甘肃近代烟祸述论》，《兰州学刊》，1990年第6期，第80页。

[28]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29]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30]采访对象：展学昌；采访人：笔者；采访时间：2013年11月9日；采访地点：兰州。

[31]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32]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33]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34]张慎微《甘肃秦腔随笔》，《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35]党诚恩、陈宝生《甘肃民族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36]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37]张慎微《靖远的烟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38]王文元《陇商往事，临洮崖湾水烟下四川》，《兰州晨报》，2013年10月26日，第B03版。

[39]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40]《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天水分卷》编辑部编《天水鸿盛社专辑》，1987年印刷，第46页。

[41]《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天水分卷》编辑部编《天水鸿盛社专辑》，1987年印刷，第47页。

[42]黄庆诚、黄维《李映东与鸿盛社》，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43]《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建国初期甘肃戏改史料选编》，1984年印刷，第23页。

[44]《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建国初期甘肃戏改史料选编》，1984年印刷，第144页。

[45]《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建国初期甘肃戏改史料选编》，1984年印刷，第108页。

[46]《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建国初期甘肃戏改史料选编》，1984年印刷，第108页。

[47]范克峻《一颗过早殒落的秦腔彗星耿善民》，《当代戏剧》，1989年第3期，第46页。

[48]《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建国初期甘肃戏改史料选编》，1984年印刷，第108页。

[49]采访对象：王镇江；采访人：笔者；采访时间：2013年12月21日；采访地点：兰州。“棒子”，即可供吸食的鸦片，是把鸦片熟膏摊成薄饼，剪成小角棒子，比大豆稍大，用木签扎起来，或者用芦叶、纸等包起来，每个约有二分。

（本文选自张志峰《甘肃秦腔研究》上编第一章第三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