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冠状病毒已经导致了3次大规模的流行病——2002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1-2]以及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3]。WHO于2020年1月30日将COVID-19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为了解聚集性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探讨家庭因素以及集体活动等社会因素对本病传播的影响，现对各地收集的1 052例COVID-19聚集性病例进行分析。

1.数据来源：于2020年1月22日至2月25日，选取广东、海南、安徽、山东、天津、河南6个省份有聚集性病例报道的36个地市，每日从官方平台发布的确诊者信息中搜集聚集病例基本信息。

2.调查内容：收集病例人口学特征，旅居史，病例发病时间，疾病确诊时间，每个聚集性病例的事件类型——家庭共同生活、聚会聚餐、集体工作、同乘交通工具、其他聚集性暴露，每起疫情发病例数等。

3.聚集性病例定义：14 d内在小范围（如一个家庭、一个工地、一个单位等）发现≥2例确诊病例，且病例间可能存在因密切接触导致的人际传播的可能性或因共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判定为聚集性病例[5-6]。

4.统计学分析：通过Excel 2010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人口学分布、确诊时间、确诊病例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等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分类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R 3.6.1软件绘制每日新增聚集病例数的B样条拟合曲线以及用两参数（形状参数和尺度参数）的Gamma分布拟合到98对聚集性病例（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58例一代病例与其传染的无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98例二代病例）的发病时间间隔数据，Gamma分布的两个参数的估计使用Nelder-Mead算法估计。从而估计连续病例发病时间间隔分布，该分布定义为传播链中连续病例发病时间之间的延迟；将两参数（形状参数和尺度参数）的Gamma分布拟合到266例首发病例和407例续发病例发病—确诊时间间隔数据，通过Wilcox秩和检验进行首发病例和续发病例发病—确诊时间间隔的差异性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聚集病例地区分布：共收集到36个地市366起1 052例聚集病例，其中广东省2个城市87起237例；安徽省16个城市133起372例；天津市1个城市26起85例；海南省3个城市27起88例；山东省11个城市59起171例；河南省3个城市34起99例。

2.聚集情况：在366起聚集病例中，出现5例及≥6例聚集的各有18起，见图 1。

3.聚集性暴露场所分布：家庭共同生活暴露334起914例，占总病例数的86.9%。此外聚会聚餐暴露12起，同乘交通工具7起，其他聚集性暴露6起，公共场所暴露5起，集体工作暴露2起。

4.聚集性病例的性别、年龄分布：在1 052例COVID-19聚集性病例中，1 046例统计到性别信息，男性513例（49.0%），女性533例（51.0%）。1 038例COVID-19聚集性病例统计到年龄信息，确诊COVID-19聚集性病例主要年龄分布为18~59岁组（711例，68.5%），其中最小年龄为3月龄，最大年龄为90岁，年龄M为47.0岁。361例首发病例与1 038例聚集性病例年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且1 038例聚集性病例0~17岁年龄组分布高于首发病例中0~17岁年龄组分布（9.7% vs. 3.9%，χ2＝12.31，P＜0.05）。

5.聚集性病例的发病时间分布：各地每日新增COVID-19聚集性病例数总趋势呈倒“U”形分布，79.0%（831/1 052）聚集性病例在1月27日至2月10日确诊。累积COVID-19确诊聚集性病例数呈“S”形曲线，见图 2。由每日新增聚集性COVID-19病例B样条拟合曲线可以发现，在2月3日每日新增聚集性病例到达顶峰，见图 3。

6.聚集性病例旅居情况：在366起COVID-19聚集性疫情中，有172起（占47.0%）聚集性疫情的首发病例曾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在1 052例COVID-19聚集病例中，有391例（37.2%）曾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按照每日聚集性病例到达顶峰时间分组，对聚集性疫情的首发病例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以及家庭聚集占比进行比较发现，2月3日前首发病例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比例高于2月4日及以后首发病例，且家庭聚集性事件发生率一直较高。见表 2。

7.连续病例发病时间间隔分布：根据这些聚集性病例中98对病例（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58例一代病例与其传染的无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98例二代病例）的发病日期，估计一代与二代病例发病时间间隔的M为5.0（2~8）d，即传播链中连续病例发病时间的延迟时间的M为5.0（2~8）d（图 4）。

8.发病—确诊时间间隔差异：266例首发病例的发病—确诊时间间隔的M为6（3~9）d，见图 5。407例续发病例的发病—确诊时间间隔的M为5（3~8）d，见图 6。通过Wilcox秩和检验得出，首发病例与续发病例的发病—确诊时间间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60 569，P＜0.05）。

从总体来看，新型冠状病毒（R0＝6.47）似乎比SARS-CoV（R0＝3.6）和MERS-CoV（R0为0.8~1.3）的传染性更强[7-13]。对COVID-19聚集性病例年龄性别信息统计发现，男女性别比例为1:1.04，中位年龄为47.0岁，这与武汉市最初99例COVID-19病例分析得出新型冠状病毒更容易感染中老年男性的结论[14]以及最初425例病例研究得出的结论中男性占56%、中位年龄为59岁[15]有差异，而与截至2月11日全国报告确诊病例男女性别比接近[16]。分析发现聚集性COVID-19病例年龄范围广，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其中≥60岁老年组占比21.8%，低于全国水平（31.2%）[16]。聚集性病例中的首发病例年龄0~17岁较低，由于生产、生活和工作需要，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的多为≥18岁成年人。

有研究显示，该病平均潜伏期为5.2 d[14]，也有报道表明可能长达14 d。从COVID-19聚集性病例确诊时间来看，春节期间人员接触频繁，在一个潜伏期内，累积聚集性病例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累积确诊COVID-19聚集性病例曲线后半部分增长逐渐变缓，这可能与随着病情的发展，居民疫情防控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有关。每日新增聚集性病例曲线的后半部分即将触底，可能是由于在截止日期确定疫情的延迟[14]。其中家庭共同生活暴露远远高于聚餐、公共场所暴露等，这与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流行病学专家报告的全国近千起聚集性疫情分析发现83%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相一致[17]。这可能是由于各地政府采取的交通管制、延长企业开工、学校开学、取消会议和公众聚会等措施，使得大家与同事朋友接触减少。但高危人群居家自我隔离意识不强，与家人密切接触，导致家庭间传播频繁。

本研究分析得出2月4日及以后首发病例发病前14 d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百分比远低于2月3日前，在武汉市关闭离汉通道后，各地从武汉市回来的人群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逐渐发病，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聚集性病例已不局限于有武汉市或湖北省旅居史病例的传播。我们对98对病例的发病时间估计一代与二代病例发病时间间隔的M为5 d，低于最开始武汉市425例病例中6对病例的估计时间间隔（7.5 d）[15]。此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续发病例发病—确诊时间间隔M低于首发病例。这可能因为随着大众对疫情的关注与了解，并且在得知首例发病或确诊的情况下，大家更加在意自己是否出现各种相关症状，同时政府采取的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以及核酸检测的可及性对降低发病—确诊时间也具有重要意义。

COVID-19疫情蔓延势头目前正逐步得到遏制，为了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部分地区逐渐复工，放开卡点，撤销部分检疫站，在这个关键时期，本研究分析结论为返岗返工更应该提高警惕。为了能尽快控制COVID-19的蔓延，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少出门、不聚会、避免到人群密集场所以降低感染者和易感者接触的机会，出门戴口罩和勤洗手降低传染率，如果出现疑似症状或者与高危人群有密切接触后，自己在家隔离或接受医学观察，缩短传播时间[18]。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由于各地区官方平台发布信息形式内容不同，我们只选取6个省份的36个地市开展研究，是因为这些城市发布的COVID-19聚集性病例信息基本能满足本研究的分析需要，这就难免出现不能反映我国COVID-19聚集性病例流行特征的全貌。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