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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气吞山河的豪迈气势、多元文化汇成的巨流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主体等几个方面。秦汉文化与秦汉制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也大体确定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走向。

此处所言中华文化的主体，是指在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作为最大的民族，居于主体地位；汉民族形成后，中华文化便以汉文化为中心，以自己独特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在汉民族形成的汉代，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特殊地位。于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独尊，便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格局。

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夏、商周时期，中原各部族经逐步发展，陆续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当时它还没有总的正式的名称，一般称之为华夏或诸夏。西周、春秋时，除周王室作为名誉上的中央政权之外，诸夏以诸侯封国的形式，形成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领先于周边的其他各族。在发展过程中，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慢慢走向融合，同时也将周边一些民族吸收到华夏民族队伍中来。

“战国时，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战国以来，结束长期战乱状况，走向全国统一，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而通过政治的统一，完成民族融合，实现华夏民族的统一，也正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个历史使命，由秦汉大一统政权承担起来，并圆满完成。

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促进其完成。《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的当是汉代的情况。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由分散到统一，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华夏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初步使华夏统一的秦朝，虽有“秦人”的族称，但因享国短暂，没有产生很大的历史影响。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延续400余年，国势强盛，声威远播。

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东亚诸国的各种形式交往中，“汉”在作为国名的同时，逐渐也被他族他国认作族名。而认作族称的情况，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延续至今。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这一论断是有科学性的。大体说来，从秦完成华夏族的统一，到汉代汉族名称的确定，汉族的形成与中国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由于汉族占有中原最富庶广袤的地域，拥有最众多的人口，尤其在生产力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总体水平等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所以它自形成之时起，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但具体演进形式则表现出复杂、多样性的特点。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交好也有战争，但主流是通过交往促进相互关系的发展，也促进各自的发展，从而共同走向繁荣。从民族的分化组合来看，个别少数民族的群众，以至整个民族融入汉族中来，是常见的情况；汉族群众加入到少数民族行列的事例，也经常发生。从政权组织来看，汉族统治阶级建立政权，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与管理，占的时间比较长；少数民族统治者占据半壁河山，甚至入主中原，统领全国的局面也不断出现。

从历史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由于战乱或反动统治者倒行逆施，包括个别生产方式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夺取全国统治权，所导致的发展过程中断，甚至暂时倒退的情况，但峰回路转，历史潮流仍滚滚向前。从文化意义上考察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有两点认识是根本性的：其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从秦汉到近代，不断有新的民族崛起，有不同的民族告别蒙昧，从野蛮走向文明，经过封建化过程，赶上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脚步其中，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起了示范表率作用，起了核心凝聚作用。其一，中华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的，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它们以自己的特殊文化营养，滋育着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

天地间最贵重的是人，人承担着改造自己也改造社会的重任；使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崇高职责，明白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进行教化，是政府的最主要职能。儒家学说从孔子创立后，其内容要点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与调整。战国末期的荀子，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儒家进行重大改造。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突出强调礼的作用，并引入法的概念，把孔、孟的以内省为主，改换成对外在行为的强制性要求，即由重“内圣”变为重“外王”。荀子的学说以“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为基本宗旨，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天然的契合关系。初建大一统政权的秦皇朝，选择法家为指导思想，因过于蔑视人的自然性情导致失败。汉初的黄老之学，虽然吸收了儒家的德政说，但自身的因循性，形成了与王道政治的间隔。它无力证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合理，也无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与之共创历史的辉煌。儒家学说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为封建社会的存在，树起了牢固的理论支点；为它的巩固与发展，确立了合适的指导思想。同时，儒家思想也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由思想学说扩展为整体的文化形态。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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