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水平和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例如：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系统论证。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鸟瞰式阐述。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扛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该书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部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学界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都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比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这方面的论文有：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相关论文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断代性的土地制度史，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分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安作璋、逄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 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九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论文有：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小农的数量、特征与地位问题再探讨》、《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见黄著：《秦汉史从考》，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秦汉经济史论考》

黄今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三）赋役制度：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当时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类型与征课量，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进行了论述。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柳春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水平上，较前有了提升。

（四）币制与财政：学界自来比较关注。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论文有：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学术价值。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用力甚勤，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选题上虽有重复之感，但补充了张家山汉简物价资料，方法上采用了“二重证”。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年第2期），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运用新资料、新方法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至于涉及不同地域的论文很多，这里择举几例：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值得重视的成果。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该书是一部讨论有关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王彦辉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意迭出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资料翔实，观点公允，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力作。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徐卫民的《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共九章，对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代都城对秦代都城的继承和创新、秦汉都城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寝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秦汉城市社会史的得力之作。颇有创获，令人欣喜。他还对秦汉时期的都城、园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收入了数十篇论文，结集为《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成果引人注目。不乏新意。

此外，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社会史的成果，若以专题划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与灾异：生态环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九部分。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时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社会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等进行论述。资料宏富，视野广阔，见解独特，创意良多，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灾异方面的代表作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共六章，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与君主政治、灾害与经济、灾害与文化事像等作了具体论述，另附两汉灾害年表。该书比较扎实，论据确凿，分析到位，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借鉴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杨世文《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的“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子今《秦汉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刘雪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邹逸麟《“灾害与社会”刍议》（《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问题：是研究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一种社会关系。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分三篇十一章。对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区的人口迁移等作了深入论述，且附有各类图表。该书颇有价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章论述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等，适合一般学者阅读。袁祖亮主编、袁廷胜执笔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东汉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婚姻家庭与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分条缕析，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规模宏大，提出来不少新见，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凯的《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5期）、《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年第5期）等论文，也别具特色，视角较新。

（三）阶级、阶层：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趋向深入。沈刚的《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七章，对客阶层的形成与早期存在状态、秦和秦汉之际的养客之风、两汉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进等做了具体探讨，不乏新见。有关秦汉时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时可见。例如：安作璋等《秦汉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水平《两汉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孙如琦《东汉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杨生民《论战国两汉时期的“客民”和“客”》、《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汉代地主在农业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汉代地主门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汉代氓隶非奴隶考》（均见《杨生民经济史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宫长为《“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其中有些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还存在着分歧，尚可进一步探讨。

（四）宗族、家庭：作为社会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族与家庭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沛的《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商周宗族社会、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态、社会结构、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等做了勾勒，资料翔实，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庆平的《汉代家族与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只八万多字，但对汉代家族、家庭问题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读者面或许会广。另外，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许倬云的《求古篇·汉代家庭的大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对先秦两汉家族、家庭有较好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金山的《论汉代家族的自然结构与等级结构》（《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义务》（《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孙达人《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仁玺《秦汉时期“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均可谓比较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社会保障：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词和相应的观念，但有些举措或做法可视为后来社会保障的范畴。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民间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军人优抚，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社会保障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与梳理。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但又不囿成说，积极探索，提出己见。这一研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相关论文有：李家利《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张为民《汉代管理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年第1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张仁玺《齐鲁先秦诸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东方论坛》2003年第2期）等。不容讳言，社会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见,但有了好的开端。

（六）社会风俗：有关“风俗”的内涵及其广泛，一般认为大致上它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奔丧、寿诞、卫生、交际、娱乐、信仰等等。这方面如今继续得到关注。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对该时期的一些社会风俗有概括性描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十二章，分别对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婚姻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丧葬风俗、农业生产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游艺风俗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涉及广泛，有不少亮点，是值得重视的一大成果。除综合性的风俗史外，还有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关系、年龄构成、法律规定、婚姻观念等均有所论述。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论述了汉代的葬俗。风俗史方面的论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汉风俗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黄婉锋《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2001年版），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山东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葛志敏《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年11月5日），高崇文《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和他的《汉代“妖言”探讨》（《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宋杰《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吕、宋之文，视角新颖，论证精彩，是功力扎实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系统，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别作了论列。并指出了秦汉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分为四章，对秦汉时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书、中朝与外朝，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拨、管理、俸禄制度等，也有通识性论述。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汉初几十年的政治特点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在理论创新，史料整合，学术规划方面值得肯定。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三章，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张小锋的《西汉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还有所创获。

政治史论文主要有：朱弘《关于秦汉分封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刘修明《西汉历史的转折》（《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周鼎初《东汉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探讨》和他的《论轮台诏》（见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皆从某一侧面或问题，探讨秦汉时的政治，提出新见。

下面专就秦汉时的官制、法律、监察诸方面的成果做些陈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分为三编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赐爵、秩养和朝位、印绶、符节、舆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项制度，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完整，史料充实，引用方便，有重要学术价值。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上、下篇共十三章，专论秦汉官吏选拔制度。上篇为秦仕进制度考述，是开创性探讨；下篇为西汉仕进新探，主要是说明该制度的合理性、发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资料翔实，是一部潜心研究之作。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未分章节，以专题列目，以探讨汉魏时期的官制为主，兼及军制。对当时宫省制度、中朝与外朝官，中书和尚书，中常侍、给事中、侍中、郡县官吏以及南北军等，叙述极详，有不少创见，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性汇编。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四章，对秦汉时期王国和侯国、封君和关内侯、二十级赐爵制（列侯、关内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联系与区别等方面做了阐述，同时也涉及该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功力扎实，创获殊多。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九章。对两汉的“三公”、“尚书”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审。该书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启发，是一部得力之作。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与演变、三公九卿制度、皇权与官僚制度、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论述。该书视野开阔，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廖伯源的《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分上、下编共十二卷，对秦汉皇帝使者的职权范围，使者的信物、服饰与官衔，使者与官制的演变等，作了考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选题新颖。此外，廖氏还有《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园2003年版），全书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其中对汉代郎将职掌、考课制度、朝议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关“封事”、禁锢等问题有详细考释。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创见尤多，是两部扎实的论文集。

官制方面的论文还有：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马良怀《西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吴曾荣《西汉王国官制考》（《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略》（《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延伸》（《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朱绍侯《刘秀和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这批文章问世，使官制史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法律、刑法：引人注目的成果有：栗劲的《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以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创，全面论述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日）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四篇十九章，对秦汉时期的法典、律、令、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等，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该书是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的论文集。（日）崛毅的《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论文十三篇，对《汉书·刑法志》、秦汉时的乡官、刑名、宽刑、徭役、盗律、物价、贼律以及汉律溯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独自的看法。随着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涌现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论著，例如：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孔庆明的《秦汉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汉法治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宁的《秦律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海年的《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战国秦汉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张功的《秦汉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点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资料，展开研究，提出独自的见解。由于选题大同小异，难免有些重复。

在此期间，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光明日报》2002年9月24日），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年第9期），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和他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伟《〈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和他的《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萧何“作九章律”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均属九章律》（《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这些文章，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含金量较高。

（三）监察制度：这方面虽然研究的比较薄弱，但也有些论述。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六章，认为秦代监察制度即已建立，两汉的监察制度经历完善、衰落的过程，同时对当时的监察思想、监察人物作了些叙述。因为是“史纲”，故比较简略。目前见到的论文有：牟元圭《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年第1期），葛生华《试论先秦及秦汉的监察制度》（《兰州学刊》1990年第4期），马作武《秦汉时期监察体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论坛》1999年第3期）。有关秦汉监察制度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有待大家探讨。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还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怀《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年第5期），岳庆平《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年第1期），唐德荣《略论西汉王国问题》（《求索》2003年第5期），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有些文章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官文书制度：由于汉简、封泥等地下材料陆续出土，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官文书的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到他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传递、保密、立卷、存档等，作了详尽阐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薛英群的《汉简官文书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据汉简资料，不仅对汉代的中央官文书—“诏”、“制”、“敕”书作了阐述；而且对基层官文书—“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报书”等等，分类进行了考证。钩沉发微，论证深入，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关秦汉官文书方面的论述还有：卜宪群的《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保密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都是颇有新意之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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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编辑：李杨

责任编辑：张欣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