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叔孙通传》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动。”“家天下”的特点就是世袭罔替。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皇位的传承被视作“国本”，是关系王朝兴衰治乱的大事，受到朝野内外的高度关注。由于皇权至大、地位至高、待遇至厚，所以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极为残酷。如何将皇位有序地、顺利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是历代皇帝的共同心愿，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解决皇位传承的规制。

先秦时君位的传承有两种情况：一是“兄终弟及”的商朝模式，二是“父死子继”的周代模式。秦始皇创制立法颇多，惟独忽略了皇位继承制度，以致次子胡亥在赵高支持下伪造遗诏，杀兄夺位得逞。汉初刘邦效法周朝模式、吸取秦亡教训，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同时满足“嫡”和“长”两个条件者无论贤愚都当立为太子。但刘邦预立了惠帝为太子，却因喜爱赵王如意而曾欲另立太子，遭到叔孙通等人的死谏。其后景帝又欲传位于弟梁王，朝议不许，遂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以后各代基本上沿用汉制，解决皇位传承问题。

因具体情况不同，各朝各代选立皇位继承人的标准也不同，对皇位继承人应具有的综合素质条件也各有差异。综合起来，主要的选定标准与条件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传统原则和本民族风俗习惯来择立储君。即在正妻皇后所生诸子中，选立长子为继承人；如果嫡长子早殇而有子，则立其子；长子无子则由其嫡次子顺序继承；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庶子中的长子为继承人，如果嫡庶子皆无，则依照亲疏昭穆顺序选定继承人。

二是根据本王朝的政治需要，也从王朝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具体客观情况考虑，择立堪任政事与胜任统治重任的继承人。本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的原则，一些明智的皇帝为了维护“祖宗基业”另想办法，在诸子中选择才能出众的皇子为储君。如北宋仁宗赵祯自己有子嗣，但却选中了身份仅为宗子的赵曙（即英宗）为继承人。再如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就是意图消除历史上皇室中相继发生过的诸子争立弊端，从根本上否定了长期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堪称是对典章制度与传统礼俗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

三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所谓的“有功于社稷”、已经拥有重大军政实力的皇子为储君。如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曾任行军元帅，在灭陈战役中克敌致胜，后与权臣杨素合谋陷害太子杨勇，取得皇位继承权。据《旧唐书·太宗纪》载，唐太宗李世民任秦王时“数平剧寇，功冠天下”，高祖李渊“屡许以为太子”，但又已确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最终酿成了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最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储君的既成事实。

四是“内援外助”是保证皇位继承的重要条件，也是主要标准。在几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皇位继承者须得到其中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支持才得以确立。如汉高祖刘邦曾想改立宠妃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但受到朝臣的一致反对，只好作罢。可见，皇位继承问题实际上反映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充满了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

嫡长子只有做“储君”的资格，并非天然的储君，而是经过册封仪式，才能正式成为储君。封建王朝册封储君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后汉书·礼仪》记载了当时册立皇储的仪式：皇帝登临正殿，大会文武百官，谒者引太子升殿，司空宣读册封诏书，中常侍传授太子玉玺和绶带。太子大礼谢恩，三公称贺。太子于内宫拜谢皇后，拜谒太庙，大赦天下。从此，太子就是储君，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在一般情况下其特殊地位不得动摇。接着，皇帝对太子君临天下的实际能力进行训练。各朝各代的训练措施不同，如宋真宗设“资善堂”，五日一开，太子面南而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宋孝宗设“议事堂”，令太子“参决庶务”；元代忽必烈立下诏令太子“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等等。

无论是实现公开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隐秘的密封缄藏之法，最终都要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所谓“密封缄藏之法”，由清朝雍正皇帝所创，即由皇帝事先亲书储君名字，当着总理事务大臣之面密封于锦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去世后，即由诸大臣启封宣读。后来另书一份密封随身，以备必要时堪对之用。在两种情况下储君可以即皇帝位：一是先帝去世，太子依遗诏继承皇位；二是皇帝在世，将皇位让给太子，而自称“太上皇”。登基大典的程序是：文武百官聚集于朝堂，宣读先帝“遗诏”或皇帝“传位诏书”，然后由礼官引太子入登御座，群臣山呼万岁。传旨内外百官普遍晋级加俸，下诏大赦天下。

（本文摘自陈平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一书；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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