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指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至汉武帝前这一历史阶段，共约七十年。为了发展社会文化和恢复生产力，几代统治者均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政治上，“汉承秦制”，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一系列体制。经济上，由于“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符合了久遭战乱的人们外在物质和内在心理的需求，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上，主要受“黄老无为”道家思想以及楚文化的影响。政治的不断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文化的融合，使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在承袭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形成新的、独特的美的特征。

近十几年来，我国考古发掘的西汉初期墓葬的成果丰硕，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湖北云梦西汉墓以及河北省满城一号汉墓等先后有出土帛画、木俑、丝织品、服装实物、陶俑以及器皿等文物，这些墓葬分别分布在湖南、陕西、江苏、湖北和河北等地，但服装的风格却很相似，为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图像和实物资料。曲裾深衣在西汉初期流行非常广泛，官员的朝服和女子的礼服皆采用曲裾深衣。国内论著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形制和结构特征的研究已相当成熟，但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美的特征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尝试针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美的特征做进一步的研究，以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为基础，从造型、材料、纹样、色彩四个方面去分析其所呈现的美的特征。

图1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中部墓主人及侍从像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2塑衣式彩绘跽坐女俑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出土

图3着衣彩绘女陶俑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出土

图4彩绘女木俑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

图5长信宫灯河北省满城一号汉墓出

图6朱红罗地曲裾丝绵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7朱红罗地曲裾丝绵袍款式图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造型以其结构所形成的外部廓形为基础，结合穿着者的容姿、行为举止，共同形成了整体造型的端庄内敛之美。图1、图2、图3、图4、图5均为西汉初期的墓葬出土的文物，她们均着曲裾深衣。首先，服装形制为上衣下裳分裁而又上下连属制（深衣制）。其次，服装的外部廓形拘谨而内敛。服装的外部廓形以结构为基础，通过裁剪、缝制和穿着等方式形成空间变化。从图6、图7可以看出，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结构呈“十字型、整一性、平面化”的特征，其裁剪方式主要以直线裁剪为主。虽然外轮廓为曲线裁剪，但其内部结构依然是直线裁剪。缝制完成后，通过重叠和缠绕等穿着方式形成外部廓形的空间变化。重叠的穿着方式，凡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缠绕的穿着方式，根据款式变化分为单绕曲裾和多绕曲裾两种形式。单绕曲裾，延长衣襟为三角之状，穿着时后掩至臀部，用带子系住，再系大带，最后系革带；多绕曲裾，延长衣襟加多片衣片，穿着时绕腰部多周旋转，用带子系住，再系大带，最后系革带。重叠和缠绕的穿着方式丰富了服装外部廓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但由于下摆紧贴身体缠绕，故通身紧窄、束裹，呈拘谨内敛的特征。长可曳地，下摆成喇叭状，行不露足。再次，穿着者的容姿清秀而恬静。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西汉初期女子眉清目秀，神态拘谨温和，嘴角微微上扬。发式简单质朴，以背后或头后挽髻为主要形式。将头发从头顶分开为两股，再将两股头发编成一束，由下往上反搭，或挽于头后，或挽于背后，也有挽于背后并且留出一缕头发的样式（图8），再佩戴发饰。图为整体容姿。最后，行为举止端庄而谦卑。图1辛追夫人身体微向前躬，头戴步摇，手持拐杖缓缓西行。右边三位侍女皆头戴步摇，双手平放于胸前。图2、图3、图4、图5皆为侍女，她们或站立，或跪坐，除图五外，双手皆平放于胸前。由以上可知，服装外部廓形的拘谨内敛、容姿的清秀恬静以及行为举止的端庄谦卑，使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造型呈现出端庄内敛之美，表现了当时统治者和人民对世间生活的肯定、赞颂以及珍惜。

图8着衣女侍俑发式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9菱纹罗组织结构图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0素纱曲裾单衣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1绒锦圈织物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基本是继承和延续了战国女子楚服的形制和款式特征，同时又融入了秦朝女子的服装造型风格。战国女子楚服造型的浪漫恣肆和秦朝女子服装造型的浑朴谨饬的融合，使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造型呈现出新的美的特征。首先，社会心理的变化。经过秦朝的暴政和楚汉之争，社会经济极端凋敝，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到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得到了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统治者和人民都十分珍惜、享受这种安稳和富足的生活，故容姿清秀恬静。其次，礼制思想的影响。西汉初期，裤子尚未完善，为两个裤管，不合裆。为了符合礼制，故紧身束裹，行不露足，服装的外部廓形呈拘谨内敛的特征。头上的步摇，除装饰外，则是用于行为举止的规范，以提示穿戴者走路时需缓慢匀速前行，使步摇发出悦耳的声音，以符合礼制，故行为举止端庄谦卑。

图12 金银色火焰纱及其纹样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3 印花敷彩花纱及其纹样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4 菱纹罗地“信期绣”及其纹样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5 绢地“长寿绣”及其纹样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6 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及其纹样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出土的着衣式侍女俑身上所穿的服装为曲裾深衣，其材料为丝织物。丝织衣物及木质胳膊因深埋地下，年代久远，而导致腐朽，只剩下残片，无法分析其特征，所以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材料的分析主要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以及服装实物为主。出土的丝织品有绢、纱、锦、绮、罗等。出土的女子曲裾深衣服装实物有朱红罗地曲裾丝绵袍（图6）、褐色罗地曲裾丝绵袍、白色罗地曲裾丝绵袍、褐色罗地“信期绣”曲裾丝绵袍、黄色罗地“信期绣”曲裾丝绵袍、绛紫绢地“长寿绣”曲裾丝绵袍、绢面曲裾丝绵袍、白绢曲裾单衣、素纱曲裾单衣。图6为朱红罗地曲裾丝绵袍，衣身和袖子的材料为菱纹罗，衬里和缘边的材料为素绢，里面填充物为丝绵。罗是一种绞经织物，它的纬线相互平行排列，而经线则通过绞转与纬线交织在一起。织造技术复杂，一个组织循环有经线330多根，纬线200多根。因罗织物上饰有虚实相间的两种菱形花纹，故被称为菱纹罗。图9为菱纹罗的组织结构图。质地轻薄，紧密结实，孔眼清晰。素绢，指没有染色的绢，平纹织物，以两根经线、两根纬线上下交织而成。质地轻薄，孔眼均匀，纹理清晰。图10为素纱曲裾单衣，单衣指没有衬里的衣服。整件衣服重48克，“薄如蝉翼、轻若云雾”。衣身和袖子的材料为纱，领子和袖口缘边的材料为绒圈锦。素纱，指没有染色的纱，平纹织物，经线、纬线加捻后织造出来的织物。丝线纤细，一根长900米的丝约1克重，结构稀疏，质地轻薄而透明。绒圈锦（图11），是一种特殊工艺织造的锦，用多色经线和单色纬线交织而成，织完后，织物表面的纹样呈立体的效果，结构细密，肌理效果强，在服装上多做缘边使用，增加了整体服装的视觉美感。素纱曲裾单衣是迄今所见最早、最薄、最轻的服装珍品，是西汉纺织的巅峰之作，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质地的轻薄、组织结构的丰富、孔眼的均匀以及纹理的清晰，这些无不投射出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材料的精致飘逸之美，反映了西汉初期丝织物种类的繁多，纺织技术高超及精湛。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面对当时战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局面，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并出台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以恢复。到文帝、景帝时期，在重农的基础上又颁布了“贵粟”“惠商”政策，使得当时“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同，得其所欲”。此外还实行了“轻徭薄赋”的利民政策，使得自西汉建国到武帝以前七八十年间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综合国力得以提高，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1]。西汉初期通过开国之初汉高祖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使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为纺织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提花、印染和刺绣等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纹样主要通过提花、印染以及刺绣等工艺形成。本文选取了一件彩绘木俑和六件丝织品的纹样进行了分析。首先，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的彩绘女木俑（图4），用彩绘的工艺进行纹样的装饰。先将植物纹样进行抽象变形，然后合成单元图案，最后排列组合。构图均衡，线条以曲线为主，纤细流畅。其次，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金银色火焰纱（图12），采用的是印花工艺。以“个”字纹、火焰纹以及点状叠山纹等三种不同的纹样组成。先将三种不同纹样进行抽象变形，再合成单元图案，最后错综连续排列。构图饱满，线条优美而流畅。印花敷彩纱（图13），纹样为变形的藤本植物，采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工艺。先印出枝蔓，然后重墨点出花蕊，再绘花穗、绘叶，最后合成单元图案。构图饱满，线条以曲线为主，由粗到细，虚实相间，丰富了视觉上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菱纹罗地“信期绣”（图14），用丝线在菱纹罗织物上绣抽象的流云、花草和形似燕子的长尾鸟图案，遣册称“信期绣”，寓意“似燕归来”，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构图生动饱满，精致细腻，花纹单元很小，但线条流畅，极具张力。绢地“长寿绣”（图15），用丝线在绢面织物上绣出花穗状的长尾流云，在长尾流云当中穿插不同形状的变体流云。遣册称“长寿绣”，寓意长生不老，寄托了当时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美好愿望。画面生动，线条流畅，花纹单元较大，充满了流动感。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图16），用丝线在对鸟菱纹绮织物上绣飞卷的流云和云中隐约露头的凤鸟，遣册称“乘云绣”，寓意“凤鸟乘云”，天下太平。整体画面如同凤鸟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线条流畅舒展，极具律动感。除此之外，还有出土茱萸纹、几何纹等。由此可知，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纹样多为变体的云纹、凤纹、鸟兽以及植物纹等，构图均衡饱满，抽象而灵动，线条以曲线为主，优美流畅，虚实相间，动静结合，极具节奏和韵律感。

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纹样主要受道家思想和楚文化的影响。首先，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家与天人宇宙说。道家思想认为地球和天体一样，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是一个大的人体。道家学派的《列子》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都是气变化的结果[2]。这种观念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纹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纹样以云气纹为主，表现了汉初“气”的生命观。二、道家神仙修炼的学术思想。在道家思想意识中天地、自然和人都以生命为其根本的特点，其直接的根源是原始社会对生殖的崇拜，对生命的珍惜[3]。这一观念对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纹样的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纹样常将自然界的景物与人类美好的意愿相结合。主要反映了道家思想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祈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境界。其次，楚文化的影响。楚人崇尚“凤鸟”，在造型上追求曲线，构图均为严格的对称或均衡的形式，整体风格浪漫、灵动。从出土的有关女子曲裾深衣的木俑、丝织品可以看出其纹样是对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纹样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和对楚文化继承演变而产生的复合型艺术形式。

图17 彩绘女木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图18 塑衣式彩绘女立俑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出土

图19 塑衣式彩绘跽坐女俑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出土

由于文物深埋地下，年代久远，故出土时色彩会有所的偏差。根据现存的颜色，其整体的色彩倾向及风格尚可辨析。首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木俑、帛画、丝织品以及服装实物的色彩。（1）女子彩绘木俑的色彩（图18）。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女子彩绘木俑，均着曲裾深衣。衣身和袖子的色彩为白色，领子和袖口缘边的色彩为深褐色，中衣领子缘边的色彩为红色。衣身和袖子纹样的色彩以深褐色为主色、红色为点缀色，领子和袖口缘边纹样的色彩以红色点缀。（2）“T形”帛画上的女子服装色彩（图1）。“T形”帛画上辛追夫人着五色曲裾深衣，即青、红、黄、白、黑等五种色彩皆有。三个侍女所着曲裾深衣的色彩依次为白色、红色、黄色。（3）丝织品纹样的色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织品比较丰富，本文挑选了五幅丝织品的色彩进行分析。金银色火焰纱（图12），纱的底色为深灰色，纹样的色彩为银灰色、银白色、金色。印花敷彩纱（图13），纹样的色彩为灰色、朱红色、蓝紫色、暖灰色、银灰色、粉白色等多种颜色组合。菱纹罗地“信期绣”（图14），纹样的色彩为深绿、浅棕红、朱红。绢地“长寿绣”（图15），纹样的色彩为深蓝、浅棕红、朱红、橄榄绿。对鸟菱纹绮地“乘云绣”（图16），对鸟菱纹绮的色彩为黄褐色，上面纹样的色彩为朱红、浅棕红、橄榄绿。除此之外，还有出土朱红菱纹罗、黄色对鸟绮等丝织品。（4）女子曲裾深衣实物。从上文可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曲裾深衣实物的色彩有朱红、褐色、白色、黄色、绛紫、素色等颜色。其次，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出土的塑衣式彩绘女陶俑的着装色彩（图2、图18、图19），均着曲裾深衣。图2衣身和袖子的色彩为紫色，领子缘边的色彩分别为红色、白色、黄色。图19衣身和袖子的色彩为白色，领口和袖子缘边的色彩为深红色，中衣领子和袖口的缘边分别为白色和红色。图20衣身和袖子的色彩为黄色，中衣领子和袖口缘边的色彩分别为白色和红色。最后，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女陶俑的着装色彩（图3）。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大量的女陶俑，均着曲裾深衣，因腐蚀或氧化的原因，色彩略显鲜艳，衣身和袖子色彩较难辨别，但其中衣领子和袖口缘边的色彩均有红色。由以上分析可知，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色彩十分丰富，以暖色调为主，色彩量感偏重，明度以中低明度为主，纯度以中低纯度为主，主色与间色的搭配均衡协调，点缀色以红色为主，整体色彩古朴沉稳而不失活泼。

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色彩古朴沉稳之美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三点：首先，政治上的“汉承秦制”。战国末年哲学家、阴阳学家的代表人物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建立了五德终始说，并将其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如列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推行“五德终始说”，自以为得水德，衣服尚黑。西汉初期，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没有制定严格的色彩等级制度，主要承袭了秦朝的制度，亦尚“袀玄之色”。黑色庄重、神秘、沉稳。西汉初期，虽然黑色主要以官员的服装为主，但这种色彩风格对女子曲裾深衣的色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整体色调偏暗，风格偏沉稳。其次，经济的发展，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色彩的丰富性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最后，楚文化和“无为而治”道家思想的影响。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衣身和袖子，特别是中衣领子和袖口的缘边多出现红色，这与楚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楚人崇尚红色，《墨子》载：“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绛衣”就是大红色的衣服。另外，刘邦建立汉之初，崇尚的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道家崇尚淡泊无为，追求朴素、恬淡和虚静的意境，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崇尚自然、朴素、无装饰的色彩风格，故西汉初期女子曲裾深衣的色彩呈古朴之美。

从出土的图像和实物资料看，西汉初期女子的服饰主要以曲裾深衣为主。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美的特征，为研究汉代女子服饰美的特征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设计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注释：

[1]朱存明：《汉画像之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8页。

[2]朱存明：《汉画像之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6页。

[3]朱存明：《汉画像之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