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第二十叶刘后村（刘克庄）《初冬》：“晴窗早觉爱朝曦，竹外秋声渐作威。命仆安排新暖阁，呼童熨帖旧寒衣。叶浮嫩绿酒初熟，橙切香黄蟹正肥。蓉菊满园皆可羡，赏心从此莫相违。”我把全诗都引出来，为的是清读者们共同查看本诗有无“竹叶”一词，因为“释义”一上来就说：“曦，日光。竹叶，酒名，竹叶青也。”

其六，第二十二叶韩文公（愈）《自咏》：“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释义”先说“潮阳县属广东”，这不错；可是后面又说“秦岭、蓝关俱在潮阳县界”，这就太奇怪了，难道今天陕西境内的秦岭和蓝田县那时也随韩愈贬谪到南方的潮阳了？

“释义”的错误姑且就举这些，都是常识性的，其严重性毋庸多言。令我不解的是，《李跋》对“释义”如许多的严重错误竟然不置一词。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李先生未读过“释义”，故而不知其错；二是读了，但读不出其错；三是读出其错了，但不愿明言，因为明言有伤他的“太子读本”说法。他只是告诉读者，原书所题“谢叠山注”“应该是可信的，是有根据的”。而我想说的是，即便谢叠山曾经注过《千家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以下简称《诗注》）也绝不是谢叠山注的。理由很简单，谢是南宋进士，本人有诗文传世，他的水平决不至于低下到连陆游、陆龟蒙都分不清的程度。

我把《李跋》反复读了几遍，愈读疑点愈多。坦率地说，我对李致忠先生的学术诚信度产生了怀疑，他的文章有大量不实之词，略举如下：

一、李先生说：“北图所藏此本《千家诗》，向被鉴定为明代中后期东宫太子的读本。”李先生能否说明，自己的根据是什么？须知北图过去对《诗注》的鉴定是有案可查的，由不得任何人随意编造。早在六十年前，王重民先生为《诗注》写了一篇提要，他鉴定此书为“明抄本”，还指出“释义”非谢叠山所作，“详《释义》所举地名，乃出于明人之手，盖托之枋得也”。（见王著《中国善本书提要》第4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王先生没有明讲《释义》所举是何地名，但看得出来是指广东。《释义》注韩愈《自咏》诗有“潮阳县属广东”一语，宋代政区设置尚无广东，宋人焉能有此语。王先生的鉴定极有说服力，1987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继承其说，著录《诗注》为“明抄彩绘本”，不录“谢叠山注”，只按传统说法作“谢枋得辑”。（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757页）这就是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北图对《诗注》的鉴定记录，与李致忠先生所言大相径庭。

李致忠先生自知自己的说法不可能找到文字根据，便找来一位证人。他说：“本馆前辈陈恩惠先生曾鉴定此书为明万历元年至万历四十七年……内府彩绘写本，并说有太子老师的和诗，因此说成是太子读本。”陈恩惠先生去世多年，他是否说过这些话，今天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陈先生当年从事的是保管、出纳工作，并不负责古籍鉴定，即使他有过那样的议论，也不等于《诗注》在北图“向被鉴定”为“太子读本”。

二、《诗注》的内容是由原唐宋人诗、注释、和诗与彩图四部分组成的，李致忠先生对注释与和诗的水平（和诗的拙劣一如注释的糟糕，可惜本文篇幅有限，不及展示。——杨）未置一词，他对“太子读本”的论证全都建立在彩图与书的外观的描述上，似乎此书的彩图与外观就足以证明它是宫中之物、太子读本了，而且对书的外观与彩图的介绍也不能做到实事求是。例如，由于绘图的颜色引人注目，李先生便夸说颜料的昂贵，说是“如此昂贵的染料，非宫中而不敷，非为太子而不敢”。其实书中彩图大小平均每幅不过十厘米见方，百幅相加才一平方米，即使颜料贵逾黄金，所费能值几何？作文言事，何必如此夸张。

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致忠先生不仅判定原书是太子读本，还判定它没有最后完成，未经太子或小皇帝读过。李先生说：

今北图所藏此本中《游月坡》的作者程颢、《九月蓝田》的作者杜甫、林逋《梅花》诗的诗题和作者等，均空而未写，仍付阙如。这显然是待考未完的迹象。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判断：这可能是为太子乃至于小皇帝准备的读本，但因未完成便发生变故，所以还未经太子或小皇帝亲自使用过。

我循着李先生所示一一查去，结果看到林逋《梅花》诗的诗题和作者姓名明明是有的（见原书第二十一叶下）；《游月陂》（见第十四叶下）题下也是交代了作者的，只是因为紧贴在程颢另一首诗《偶成》之后，写为“前贤”（常阅古籍的人都知道，“前贤”在这种情况下意指前一首诗文的作者，有时也写作“前人”）；唯有《九月蓝田》（九月，原书作“九日”）题下未写作者姓名。李先生为何把一处缺漏说成三处缺漏，我不知道。但是，即便三处都缺，就能据以判定该书“未经太子或小皇话使用过”么？

四、李先生的跋文最后还说：“今天时代早已大变，为太子准备而未及行用，并久藏宫禁而秘不示人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已无理由秘而不宣了。”我想告诉读者，此书藏于北图已逾一个甲子，北图并非“宫禁”，六十年来此书亦未秘不示人，它一直像其他善本书一样提供读者阅览。至于此书在入藏北图之前存于何处宫禁，恐怕只有李先生知道。今天此书既已影印出版，也没有理由秘而不宣了，就请李先生予以揭示。

我读史几十年，从未见过太子读本。在我的脑海里，总以为太子的老师应该是名师宿儒、饱学之士，太子的读物也应该是精编精选的。北图的这本《千家诗注》分明出于某位冬烘先生之手，是明代某类书贾迎合一些玩书的人制作的。其释义与和诗的糟糕与其华丽的外观互托，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它使我想起前几年摆满街头巷尾的外观华丽、内容粗陋的“礼品书”，莫非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后 记

上面这篇短文的初稿写于1999年，当时曾把其中前半部分（讲“释义”的部分）打印出来请一些同事过目，尚未想要公开发表。几年后有朋友向我出示一本由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学课余读物，其中印有《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的书影，书影下赫然注明“明代太子读本”。这本课余读物发行量达十多万册，影响可谓大矣。我这才想到应该公开批评。我把文稿略加修改，投到上海一家专讲读书的报刊。我早知开展学术批评之难，但仍希冀我的短文能被采用。谁知等了半年之后，这家专业报刊不作任何说明地把我的文稿退了回来。我当然感到失望，但不过，我并没有对整个学术界和出版界失望；怀有学术良知的人还是不少的，是他们帮我把这篇短文发表出来。

我这篇短文虽然晚出了几年，并没有失去时效。就在我的文章付印之际，2008年6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8版上，又登出一篇题为《明内府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的文章，依旧是“明内府本”，依旧是“谢枋得选注”，依旧是“曾被鉴定为明代中后期宫中供太子所读之书”，仅仅加了一句“曾有学者研究，此书校勘并不精审”。既然如此，我的这篇短文移至网上再发表一次，应该不是多余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