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面向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在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之后，所产生的认知、情感、伦理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接受。

    我从历史上找到了三个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科幻小说到底是如何发挥功用的。

    第一位叫达科·苏文，是一个加拿大裔的犹太人。他从诗学和美学的观念出发，第一次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套针对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的理论。在他之前的所有评论家其实都是用主流文学、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来评判科幻小说，比如文学性的强与弱、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达科·苏文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认知陌生化”，从一个崭新的坐标系去告诉我们，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

    在这个坐标系里，纵轴代表着认知性的高低，横轴代表着审美以及诗学上的从自然主义到陌生化的不同的阶段。认知性和陌生化其实不是一对撕裂的概念，它们其实相辅相成，中间有着非常有机、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我们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打破、重塑我们认知与审美边界的思想的实验与冒险。

    第二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韩裔美籍学者朱瑞瑛。她在2010年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科幻是一种高密度、高能量的现实主义，而传统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低能量的科幻文学。

    她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所有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和再现。但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尤其现在越来越多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使得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已经高度的复杂化、抽象化，它远离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传统的文学话语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帮我们去模仿、再现现实，这个时候，隐喻出现了。比如说地球是一座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在科技概念不断冲刷我们的认知的当下，科幻小说是一种能从更大的密度、更强的能量、更全面全息的角度，去描摹、再现我们复杂的现实场景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第三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未来考古学》，在这本书里他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从未来看当下、从他者看自我的思想框架。通过这种思想框架，我们可以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认知测绘。

    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或者逃避，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是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它是一个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是人类理解自我、把握当下的一种间接的策略。

    可以看到，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侧重，但都是对科幻与文学、科幻与科技、科幻与现实、科幻与未来这四组关系进行思考。

    至于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科幻呢？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焦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而科幻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去体验这无数种可能性，去理解并感受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人类境况，由此，我们得到了超越此身此世的生命，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焦虑，也被更为宏大的时空尺度、超越人类中心的多元视角所冲淡、摊薄、中和。

    尽管科幻不能解决个人的现实焦虑，但是能够解决人类文明整体的结构性焦虑。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跟其他的物种其实是一样的，有生老病死的周期，它最终也会有迎接灭亡的一天。但倘若我们能把人类文明通过某种方式传承到下一个文明、另一个物种中，那就是人类的荣耀。我们面对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一种开放乐观的心态，去拥抱未知、拥抱明天、拥抱现实。

    （《文汇报》2.13 陈楸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