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6:09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 редакции. 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j］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3(1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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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

关 键 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 Marcuse's idea or theory ab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a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whole，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wo technological philosophers: Carl Mitcham and Egbert Schuurman. For example， Carl Mitcham pided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to two kinds， i.e.，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e didn't attribute Marcuse's idea to either of the two kinds but to th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gbert Schuurman pided the technological R&D into transcendent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he didn't think that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longs to either of them but to a technological type of social critique. Actually， what the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bodies is the core of humanism. The nature of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爱欲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4］让-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实践；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5-10-08

一、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概述

1.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的教育内容包含三个方面――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自然辩证法是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哲学认识、总结和说明。科学技术方法论就是对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发展领域的实践进行总结。科学技术观是一种创新思维，以科学技术成果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体现科学技术的价值性，以实现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

2.科学技术哲学教育特点

科学技术哲学从学科教学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渗透性，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门类，但是以科学的视角反映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哲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之间存在着交叉，但是又是独立的学科研究内容，科学技术哲学实现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融合，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然成果，体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概括。从学科特点上来分析，科学技术哲学起到了纽带的作用，联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实践应用，呈现出了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3.科学技术哲学精神实质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教学体现了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特点，其培养的是具有综合素质能力的人才，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内容的建构，实现对学科内容的融合。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探索精神提升学生对于科学技术的感知能力，提升大学生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二、高校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实践方向

1.培养具有批判和探索能力的人才

科学技术哲学教学实践除了传授专业性的理论知识，所传达的更是一种学科研究的态度，科学技术哲学内容非常丰富，从思维能力上启发学生思考和总结，鼓励学生深度分析问题成因，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有较为客观的认知，以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性的探索精神，在不断的追问和反思的过程中，将客观社会的发展放置于科学理性的审视之下。科学技术哲学要求学生时刻保持勇于探索的精神，保持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勇于去大胆尝试，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2.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科学技术哲学的教育实践应该为学生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学习，注重形成独立完善的思维架构。同时在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应该通过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完善思维认知，培养学习思考的能力。科学技术哲学实践研究是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在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合作和交流，通过教学互动，使学生们形成个性化认知，为创新实践奠定良好基础。

3.培养具有严谨性和包容性的人才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也是一样，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形成严谨的学术风格，透彻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中，善于运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注重培养包容性的学术研究态度，对于相关学科研究都进行借鉴性的学习和吸收，对于中西方的理论研究内容都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总结和分析，吸收其合理的理论内核，从而实现实践的转化，提升学生的科学技术哲学思维能力，自觉面对学术研究中的挑战。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在高校教育中应该体现理论和应用的具体价值，能够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综合能力培养目标。鼓励学生以科学研究的决心和勇气，以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深入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应用中。

参考文献：

一 哲学的“创造”与“显现”概念

( 一) 创造的概念

汉语“创造”一词出现在文献中，最早是在陈寿《三国志•魏志》，“诸葛诞创造凶乱”，作“制造、引发( 某种局面) ”讲，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创( 造) 在公元前 476 年左右成书的《考工记》中就已出现。中国古代的创( 造) 一词体现在礼仪制定、基业开拓，物器制造、文章创造等方面，内涵丰富，特点鲜明［2］。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认为“新类与新级由未有而为有，谓之创造，亦曰创辟，亦曰开辟。创造即前所未有之出现。宇宙历程之中常有新类发生、新级成立，帮宇宙为创造的历程”［3］。

柏格森创立了以生命为出发点的创造概念。柏格森认为“我们的思维被生命所创造”，因此“知识理论与生命理论是不可分割的”［4］2 －4。西方哲学传统的“机械论”和“目的论”这两件成衣都与进化论不合体，需要重构进化的主线，那就是与“人类的智力进化路线一同前进”［4］5的以生命为主线。“心灵生活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多样性的，它超越了机械的和智力的( 范畴) ，其中出现了”直觉多样性“和”局部性“时，机械论的目的论才有意义，而其结果自然就是预先存在的各个局部的集合: ”真正的绵延“既意味着未被分割的连续性，也意味着创造”［4］6。因此可以理解创造是生命的连续性。

本文探讨的创造概念的显现，是哲学层次的创造，也就是傅世侠、罗玲玲提出的“元创造”现代创造学或“创造力研究”将“唯创必新”本来就是在其研究之先即已预设的理论前提，但是“这样的问题实已涉及‘新’从何来，或已涉及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样的关乎宇宙本原的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根本问题，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或哲学的问题”［5］。对这一问题的深层理解不可能来自具体的科学研究，只能来自于哲学形而上学的思辨。本文理解人的创造，区别于“神创”，人是创造主体，创造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思维和实践的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与非自然过程的结合; 创造的产品是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仅靠自然的过程是无法产生的东西，是人工物( 人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

( 二) 显现

从哲学角度，有学者认为，现象和显现在传统哲学中常常为同义词，自海德格尔才有了对现象与显现的明确区分。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两个概念的运用。显现总是某物的显现，显现自身不是某物。它意味着，显现和使显现可能的基础乃至物自体之间有一个区别。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显现是与“存在”相对立的:这种“显现”就是一种自否定即自生发的辩证过程。“显现”的结果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在艺术作品中，人们可以从一种有限事物的感性形象直接认识到无限的普遍真理。人们常说，艺术寓无限于有限。这种说法其实就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说法［6］。

海德格尔解释显现的概念: 显现作为“某物”的显现，因而恰恰并不表明显示自身，而是通过自身显示的某物来表示不显示自身的某物，显现是一种不显示自身; 但是，显现只有在显示某物的基础上才可能［7］。海德格尔强调，直观的、在场的不一定显现，而显现的是从现象原初自身出发所涉及的一些东西。而与海德格尔齐名的汉娜•阿伦特对显现与存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人所降生的世界包含各种各样的东西，自然的和人造的，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转瞬即逝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显现，因而意味着它们能被看见、被听到、被触知、被尝到、被闻到，能被具有相应感官的有感知能力的生物感知”［8］。她不仅认为显现是世间所有事物的共同特点，并且把存在与显现看做是同时发生的，即在显现的时候，这个东西必然也是存在的，而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必然被人感知———显现出来。

本文的显现所指倾向于海德格尔，认为创造性之显现是有着深刻内涵的，不是仅涉及创造性的能指。而在探讨西方哲学史人的创造性显现的过程中，一直秉持阿伦特的观点，存在与显现同在，存在着的必然显现，但如果没有显现或是在某些特定人中没有显现，一定是存在着不能显现的缘由。并且本文认为“显现”是一个过程，在西方哲学家中创造概念的显现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二 西方哲学史“创造”概念从潜在到显现

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研究人的观念和意志，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自我意识的概念，但已经发现了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较低的感性自我意识已经被以普罗泰戈拉为首的哲学家所提出，而柏拉图对人的主观意识的系统论述，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虽然在这一时期，是神创论大行其道的阶段，没有“人的创造”，但是，哲学家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现，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无不在为“人的创造”的出现打下基础。只有人的理性自我意识出现，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彰显，人才可能作为创造的主体出现，被自身清晰认识到的存在，心灵———创造力的本原的驱动，人才能主动地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活动。

( 一) 西方哲学史“创造”概念的潜在

统治了人们思想上千年的“神创论”在坚定地走过了中世纪之后，被当时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变革———文艺复兴———所打乱。14 世纪，人们对古典辉煌的向往，爆发成了一场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领域可谓是整场运动的中心及焦点，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些天才艺术家们尽管仍然坚持认为最好的绘画乃是与对象最相似的作品，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都在试图改变作品对自然事物的“仿造”形式，“原创性”———创造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在他们的作品中闪现。而同时，身处文艺复兴这场运动洪流中的文学家思想家都已被“卷入”这一时代浪潮中，并且在文学、科学方面的成绩斐然。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这样的思想家，也有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更有布鲁诺、库萨的尼古拉、列奥纳多这样划时代的哲学家。这些思想家、艺术家、哲学家们的个人天才在文艺复兴自由的氛围中蓬勃发展，而他们的个人才能又反过来成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氛围和人文精神。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超凡能力，不再被认为是神的代表，而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人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彰显。人类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不再把神推到自己的面前，让其完全遮挡住自己的光辉。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放到了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人们开始认识自身的力量，找出人性的地位和尊严，认为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人的理性被自身找到并重视; 人的能力是自身血统的体现，不是凭借神来获得的，这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所主张的必须通过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的观念针锋相对。也正是经历了文艺复兴，人们懂得了用科学和知识来认识世界，把科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尊重科学知识，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使科学重新兴起，并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告别了中世纪上帝统治一切、上帝万能的时代; 推崇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中心，世间唯“我”独行。这种极度彰显个人主义，使得个人的能力被推崇并得以大力实现，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发现。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人对自身创造性的理解在本质上是早期“仿造”思想的延续，但人本身的“创造”能力，已使人从被动的“仿造”者走向人“创造”世界的征途之中。这一时期人对主体意识的认识还不成熟，是外在肤浅的，但人类已经开始去探索自己的本来面目。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人的创造”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在了，虽不完善，虽没有被人类自身深刻地认识清楚，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已经存在了。

( 二) 西方哲学史创造概念的显现

西方哲学史有关创造概念的显现，是以认知到实践的主体创造能力显现为主题。

就在文艺复兴运动带领着欧洲人走向文化、艺术、科学对古希腊的复兴之时，欧洲的手工业也在不断发展，生产工具得以不断改进。到了 17 世纪，在人的思想领域以笛卡尔主客二分为主导的观念，带领着欧洲走向了哲学革命。同时，也爆发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至 19 世纪末又发生了两次科学革命，哲学家以康德为代表，对人类主体超验构造能力的认知已达到了最高境界。康德将人的科学认识能力归结为人对经验现象的超验构造能力，而非“模仿”水准。但是康德没有对“超验范畴”的来源作发生学意义上的思考，他只讨论了人能够认识什么，以及认识不能达到的界限超验构造能力。科学的不断技术化，加之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主客体矛盾的综合推动下，技术一跃而起，成为了部分哲学家们研究的核心，也正是在此时，“创造”概念，显现在哲学家的视野中。

而 19 世纪一位集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称谓于一身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认知把人推到了创造主体的位置。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9］这种“沉睡着的潜力”其实应该就是人的创造能力，人通过劳动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自身自然与外界自然的改变，要通过人的创造能力的实践，人是创造的主体。

西方哲学史有关创造概念的显现，是以本能到生命力的主体创造动力显现为本质。

19 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对创造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创造”概念显现的一个标志。柏格森不赞同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基于对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及文学的浓厚兴趣及功底，柏格森提出了创造进化论观点，并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独到的理论。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是一种创造，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因为变化，变化是因为成熟，而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他把宇宙看成是正在绵延，并且越深入研究时间的本质，就领悟到绵延其实意味着创造，形式上的创造，意味着全新的事物的不断生产［4］16。柏格森把人的直觉看做生命前进的方向，而智慧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要受到物质运动的制约。人的意识包括了智慧与直觉两个方向，不过直觉才是人精神的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生命本身。

至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概念的显现，显现的不仅是“创造”概念本身，而且包括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内涵，揭示了创造的生命本源，是自然的进化与人的进化的连续性，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生命的绵延，是自然给予人的本能与人的非连续性的智力的结合。在许多人只看到人的非连续性的智力因素在创造中的作用时，柏格森则告知我们连续性的本能。柏格森对创造的哲学研究只是一个显现的标志，之后的“创造”的显现不断，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三 西方哲学史“创造”概念显现原因浅析

从神创论阶段至文艺复兴人的创造性的潜在，再至 19 世纪，历经两千余年，为什么“创造”概念一直没能够在哲学家中显现呢? 如果按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着必然显现，那么“创造”概念一直没有在哲学家中显现的原因为何呢?

( 一) 人成为创造主体为哲学“创造”概念的显现提供前提

从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起，哲学家们就开始探索“存在”，世界的本原，人的本质为何，这些一直是人类探讨的重要问题。此后，历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各个时期哲学家们对本体论的探索。但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与人的创造本质问题相行甚远，以致人的创造性一直无法得以被认知。

19 世纪中后期哲学家们对人的主体创造动力的认知把人的创造主置彻底显现出来。对人性、人的价值具有独特评价标准的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一切价值要重估，人才是创造者，“而所谓的创造者，乃是创造人类的目标，给大地赋予它是意义和它的未来的人: 只有这种人才能创造出善的和恶的事物。”［10］尼采自身的哲学思想恰恰也是内心情感激发出来的灵感的爆发，是其个人独特创造魅力的一种呈现，他用自己毕生所为验证了自己的观点。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弗洛伊德选择了本能，人身体生理需要的体现的本能，作为寻找演化的起点。弗洛伊德把人的人格划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层次。自我并不包括整个本我，但并未同本我截然分开，它的较低部分拼合到本我中去了; 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而在自我之中假设存在着一个等级，一个自我内部的分化阶段，就可称为超我［11］。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本我是人的本能与冲动的代表，本身也是在进化的，自我与本我都受本能的影响。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一种创造的需要，创造是人进化的动力和根本。“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4］13文章认为柏格森从哲学角度对创造的研究是创造概念在西方哲学家中显现的一个标志。

从人的本能到生命冲动，以非理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上述三位哲学家观点中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明确。无论是弗洛伊德强调人本能，尼采强调生命意志，还是柏格森对生命冲动的解读，都是把人作为创造活动的主体，不再是神或者其他。人的创造动力得以肯定和突出，只有人成为创造主体，创造活动才能得以实现。人是创造的主体，并且有创造的动力。

( 二) 对技术的关注引起物的显现为哲学创造概念显现奠定基础

在 13 世纪，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和火药传到了欧洲，引起了西方众多行业的革新。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生产力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14 世纪至 16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把“人的创造性”推到了一个存在但被遮蔽不可见的位置。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人的创造性已经存在，一些艺术家已经被作为创造的主体。但一如既往地，人们把自身使用、构造人工物的活动———技术，仍然看做是科学的附属，把世界的本原仍然限定在形而上的思考中。

对人的创造性的最早承认是源于艺术，技术始终没有被纳入创造研究的对象，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技术专家被认为是一个“做事者”，在地位上低于思考者; 二是将技术简单地看做科学的应用。美国学者 S． 达斯古普塔认为这是相当大的误解，技术要比人类的科学智慧更为古老。“发明人工物的心理过程不应当被看做是从属于科学发现过程”［12］。人类只有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进取心的技术，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创造性。

17 世纪科学革命爆发，科学的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新科学的出现，更有一些新发明的工具成为了哲学家们开启新的思想世界的钥匙，弗朗西斯•培根更是倡导通过实验去研究整个世界。这样，以笛卡尔、培根为首的哲学家们开始对技术有了新的评价，在探讨世界的本原，人的本质问题时，开始涉及技术。近代认识论的兴起，使得人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转到了另一个天地。

由于技术创造了一个人工世界，因此哲学对人的创造性的探索，离不开技术这个主题。19 世纪至20 世纪哲学家对人工物的关注是哲学界探讨人与外界关系的一个重大转向，即转向了技术。柏格森是把智力定义为“构成非器官化的( 换句话说，即制造出来的) 工具的机能”，“智力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无论任何环境中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因此从根本上看，智力指向既定环境与利用这个环境的关系。”［4］129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2、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4、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是什们起点，不一致之处总是可能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因此，在拜纳姆和摩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再造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常青哲学——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一种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的演变——哲学反思本身曾经帮助催生和成长的——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思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

1　生物学哲学的再定位

费尔巴哈在谈到哲学的改造时说过：“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是一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1〕自然科学构成了哲学的基础， 生物科学是这个基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生物科学也深深受到哲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的影响。生物学哲学作为连结哲学与生物学的桥梁和中介，对二者的重新结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既须以实证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科学的知识材料为基础，跟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又要汲取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适应当代哲学变革的需要。

就学科性质而言，一般认为生物学哲学属于科学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所列《自然哲学》条目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实在来进行考察，并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门。不过这里对“自然哲学”一词的使用，有别于以往的传统自然哲学，而是“作为对科学哲学的补充”。如所周知，西方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M.石里克的自然哲学也是作为一种科学哲学，一种探讨哲理的科学方法。他申明自然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自然哲学是一种旨在考察自然定律的意义的活动。在其自然哲学讲稿中关于生物哲学的分析，便是从有机自然现象也一定要由定律来描述这一点出发，来讨论生物学中的机械论与活力论问题。

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除了一般科学哲学，还兴起了特定学科的科学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主要是物理科学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带有片面的物理主义倾向，认为运用物理方法能够对这个世界作出绝对完全的描述，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事件均可用物理语言来描述。物理主义最热烈的倡导者、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R.卡尔纳普声言：“如果根据物理语言的普遍性，把物理语言用作科学的系统语言，那么，所有的科学都会成为物理学。……实际上只有一种客体，那就是物理事件。在这物理事件范围内，规律是无所不包的”。〔2 〕石里克也同意物理主义的观点，他仅仅基于量的方面的考虑而得出结论：“对于自然哲学而言，有机体不过就是一些特殊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它们被包含在物理世界图像的完美和谐的秩序之中”。〔3〕

传统的科学哲学把研究重点放在物理学的定律和理论上，把它们看作科学的结构和逻辑的范例。之所以这样是有其深远的科学背景的。自牛顿实现了力学中第一次伟大综合，此后，经典物理学的各个分支日趋完善，牛顿的机械纲领左右了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是物理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哲学的有力推动。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H.莱辛巴赫所著《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一书，就是通过对量子力学的科学成果的分析，阐释了他关于知识的性质、客观实在以及因果性等问题的见解。多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植根于逻辑学、数学及物理学定律，重视对物理理论的分析而忽略了生物学。正如在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内，有机生命及其进化只不过是世界科学图景中的一个次要因素；在科学哲学的殿堂中，生物学哲学也是处于比较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种状况只是到本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改观。随着分子生物学所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导致了生物学的革命，生命科学作为最激动人心的科学领域跃居到自然科学的前沿，对现代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由于引入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现代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得以向微观和宏观层次不断延伸扩大，并愈来愈趋向系统的复杂性，向揭开物质世界最复杂最高级的系统——大脑的奥秘进军。生物学研究的课题愈来愈带有根本性，当今自然科学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研究生命本身。对生命现象的深入探索，增强了人们对生物学的哲学兴趣，并促使科学哲学向新的研究方向转变。在这方面，现代综合进化论的主要建筑师之一E.迈尔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致力于建立生物学的新哲学，强调这样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必须放弃对僵化的本质论和决定论的依附，必须将科学概念加以扩展、不仅包括物理科学的而且还包括生物科学的原理和概念。

传统科学哲学还带有专注于纯科学领域的局限。国外学术界在讨论医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这一论题时，已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科学哲学家往往不到自然科学领域外面去寻找对科学的定律、解释和理论的洞察力以确定理论演变的进程，而是将自己限制于纯科学形式中，一直忽视和轻视象工程学、农学和医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同时由于传统科学哲学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忽视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狭窄的科学观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洞察力的答案。传统科学哲学在研究视野上的这些缺陷，对后来兴起的生物学哲学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固然，科学哲学主要是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对之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不能脱离它所固有的实践本性。在科学、技术和社会走向一体化的现时代，尤有必要拓宽科学哲学的领域，开展实用性的或应用性的研究，并将科学哲学研究同科技发展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实用科学的农学和医学与作为基础科学的生物学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它们都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在生命科学哲学领域内，理应包括对这些应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以分子生物学为依托的生物技术，将成为医学和农业科学的主导技术，并将引起医学革命和第三次农业革命。生物技术的“每一个创新，每一个技术妙举，每一个概念上的困难的解决，都使得需要一种确定的生物学哲学变得更加显著，并且目前正在朝向这个目标发展”。〔4〕

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可以预期，未来世纪生命科学的巨大进展及其革命性变化，必然要求生物学哲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无论从理论框架到研究内容到论题范围都要有所突破。要尽力吸收、消化生命科学的最新成就，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作出新的哲学概括，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及发展生物科学技术的战略选择，这些可谓生物学哲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　拓展和深化生物学发展新形势下的生物学哲学研究

以下试从生物科学发展的规律性、生物学规律与物理规律的关系以及生物学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三方面谈点浅见。

（1）“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它再也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5〕恩格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出的这一论断， 揭示了辩证思维对于了解科学事实的辩证性质的必要性，这也为后来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所证实。

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由经验分析进到辩证综合，这在生物学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生物学范围内开始出现一些学科的综合趋势。早期的两大综合，一个是以胚胎学为中心，将之与细胞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综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发育观点；另一个是以进化论为中心，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群体遗传学相结合，发展为一个有巨大阐明力的学说，即现代综合进化论。进化的综合范式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如迈尔所说，是在有关的学科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并澄清了许多进化问题和作为其基础的各种概念。但是这一范式仍是不完善的，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受到一些批评家的非难和质疑，就是在达尔文主义者之间也依然存在某些意见分歧。更完全的综合始于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诞生的分子生物学，它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相互融合的产物，其主要目标之一是试图将大量的生物功能与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分子生物学的核心——分子遗传学，在信息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按照生物学史家G.E.艾伦的说法，J.沃森和F.克里克的工作，把信息学派、结构学派和生化学派对遗传（甚至扩展到整个生物学）的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了。作为一个新的遗传学范式，分子遗传学的范式补充和修正了（不是取代）进化综合范式，推动了关于进化过程中基因的变化和调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着眼于分子水平上的进化的中性学说同着眼于表型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也应看作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否定。现代分子生物学在进化研究方面的认识成果向人们昭示，一种完整的进化理论的建立，期待着传统的进化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实现新的综合。更进一步看，生物进化是种系发生和个体发育的辩证统一过程，对进化的深层认识，必须解开发育之谜这个世纪难题，以阐明个体发育中基因在多层次水平上的程序控制机理。由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的结合，把发育生物学推向前台，将成为21世纪生命科学的新主角。据中科院未来生物学预测研究组预测，在分子水平上使遗传、发育和进化的统一成为可能，这将是未来生物学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由这三者统一所导致的理论大综合，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之进行理论概括，也应成为未来生物学哲学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

“分久必合”。生物学中的这种综合趋势还在继续。一些生物学家预言，面向21世纪的生命科学，必然是各学科相互渗透与相互交融的“大生物学”时代。“大生物学”要求辩证地综合与不同组织水平相关的各门学科所积累的科学事实，建立起一般的生命理论，发展统一的生物学原理。多种学科的综合，反映了生物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科学概念、方法论准则的统一。结合生物学认识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考察，对生物学理论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理论的概念结构之间的转换、理论范式的确立和更替）进行哲学分析，能为我们提供有关生物科学发展规律性的新的认识。

（2）在生物学哲学的讨论中， 争议较多而且也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生物学的自主性问题。具体言之，生物学的概念与规律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与规律？生物学家运用的解释型式（例如历史的解释或目的论的解释）在物理科学中是否相宜？在生物系统中显示的某些现象是否也在无机系统中显现或有重大差异？等等这样一些有关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联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被A. 罗森伯格称之为“生物学哲学的中心问题”（《生物科学的结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了“自主论”与“分支论”两派泾渭分明的理论观点。这种分野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是活力论与机械论的对立，在现代则主要是所谓反还原论与还原论的争论。

从本体论方面说，讨论物理化学的实体和过程是否构成所有生命现象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高级运动形式与低级运动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把生命运动形式同物理化学的运动形式混同起来，甚至完全否定生命运动在质上的特殊性，这种本体论上的极端还原论倾向在哲学上和生物学上都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把生命运动的独特性绝对化，忽视其与其他运动形式之间的包容关系和发生学联系，这种倾向同样是不可取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形式观为指南，依据科学认识的新成果，将能通过阐明生命运动和低级运动形式存在的联系和连续性而更深入地揭示其本质。

从方法论方面说，在生物学中通过把复杂现象分解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最终在物理化学层次上——分子层次上——作出说明，这也即还原论作为方法论的功能。分子生物学正是运用物理化学的还原方法来分析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才获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被誉为还原论的胜利。但是也要看到，生物学中还原方法的应用是有其局限性的。研究表明，生物体是一个多层次的、有组织的、结构复杂的系统，其中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体具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生物体的整体性不能建筑在来自于各个部分的分子碎片之上，分子参与组织的整体，它们的转移和复制是整体的全部功能的结果。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探索生命系统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还原论方式的自下而上的决定原则即较低层次决定较高层次的原则，同系统整体思维方式的自上而下的决定原则即较高层次决定较低层次的原则，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它反映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合理地结合这两种决定原则，应是生物学进一步阐明生命机制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战略。

（3）在当代，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已成为不可遏止之势。由于生物学革命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凸显了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统一问题。与此相应，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加拿大哲学家M.鲁斯在其《生物学哲学》一书中宣称，未来的社会科学将和生物学结合起来，社会学将把生物学的成果包括在自己的理论中，研究这种结合会提供许多有意义的东西。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可以看到，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如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与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学科的渗透、融合，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同时也启迪了对生物学规律和社会规律二者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如生态经济学作为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要是阐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生物政治学则旨在用生物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借以探索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在横跨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众多交叉学科中，1975年由美国动物学家E.威尔逊在其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中所倡导并加以重新解释的社会生物学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是一门系统研究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学科，其核心在于承认基因是遗传和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一切社会行为均有其特殊的遗传结构。威尔逊和C.拉姆斯登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概括，在他们所著《基因、理性和变化》（1981）中提出基因—文化互作进化论，认为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遗传控制。学术界对社会生物学褒贬不一，围绕它所提出的人类行为的遗传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远未完结，它所涉及的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关系、社会生物学的哲学意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这一学说等问题也是生物学哲学研究的课题。

生物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表现为生物技术研究对伦理观的冲击和基因工程的社会控制及其伦理调节。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发出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举医学领域来说，由于医学技术以人作为直接作用对象，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更为突出。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医学界关于死亡标准、器官移植、安乐死、重组DNA 技术以及人工生育技术种种问题的伦理学争论，无不反映了传统伦理观的困惑和人类面临的伦理学上的选择。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随着生物高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伦理道德难题。被称为生物学领域的第一“大科学”的人类基因组工程，无疑会深化人类对自身结构的认识，但这项研究也将面临与伦理观念相悖的严峻形势。例如，由检测基因产生的侵犯个人健康隐私权问题。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克隆绵羊“多利”的出世，更是激起了一场有关其应用前景和伦理意义的大争论。人能否克隆？在人身上重现这一成就或者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如人兽混合体）是否合乎伦理？未来的生命科学技术怎样与社会协调？是否应该着手进行人种改造的选择？站在生物学哲学的高度，我们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第118页。

[2]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 第476页。

[3]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 商务印书馆， 陈维杭译， 1984，第68页。

[4]金吾仑选编：《自然观与科学观》，知识出版社，1985， 第30页。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性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助性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助性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赌博。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

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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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eweyj.howwethink［m］.boston:heathandcompany,1933.9.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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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本文作者：郭杰忠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这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途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概括出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要通过开放、合作、动态管理的运行模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协同创新、综合创新。一是要以需求为导向，紧密围绕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通过协同创新，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二要形成多元、开放、动态的组织运行模式。不限定范围，不固化单位，面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创新力量等开放，形成多元、开放、动态的组织运行模式;三要深度融合。引导和支持不同研究主体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促进优质资源的充分共享，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互动，实现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同步提升;四要创新引领。

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国优秀学术传统，放眼世界、有容乃大的学术胸怀，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个需要巨人而又不断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将创造新的气象、新的格局、新的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本体论，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价值论

abstract: the great intemational influences of marx’s thought on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ar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lots of xcholars believe that marx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 of modem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more over,man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ontology,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social determinism and axiology of technology pay different attention to marx’s thought on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the thought is worthwhile to be studied more deeply by academics in china since it produces so great influences, and to analyze those influences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ontology;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social determinism; technological axiology

马克思多角度地对人类改造自然进行反思，形成了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有必要对该思想在国外学者视野中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作一鸟瞰，这不仅仅因为国内还未曾较全面地展开这种考察，更有意义的是，这种工作无疑是佐证马马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各种专　题研究有必要展开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如果该思想有很大的国际反响，我们就更应该去关注该思想她只是外学者对该思想知多甚少研究甚少，我们便更有必要加大该思想的研究力度，凸现马克思光辉思想的又一重要领域。

尽管有些学者如j.pitt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哲学家，如s.cutcliffe认为马克思根本就不关心技术，但更多的学者不仅认为马克思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还肯定该思想对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特殊的贡献。

1 马克思与技术哲学的产生及其派的划分

（1）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与技术哲学的产生

学术界认为马克思对技术哲学的产生有兴趣足轻重的影响。俄国著名的《哲学问题》杂志（1994）称赞：“马克思的著作在使哲学转向技术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技术哲学家都承认马克思对技术所作的社会-哲学技术的有意义的社会哲学派之一的创始人”。d.伊德多次论述马克思对技术哲学的贡献：伊德认为有三种技术哲学入门书，即德国f.拉普、法国j.goffi和美国f.ferre的著作，“这些国别不同的介绍，对关于技术哲学这个领域的创始人的前辈存在着实质性的一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将哲学转各技术现象的过程中居于显著地位。”伊德也阐述了以下思想：马克思的“以实践为中心的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成为技术哲学某方面的一个根本来源”。c.米切姆也认为马克思对技术哲学的产生有伟大的影响：他与t.卡西认为，“如果卡普是技术的哲学倡导之父，那么，马克思则是另一种途径，可称为技术的社会-哲学批判的渊源所在。”“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即对在工业资本主义工厂系统达到顶点的劳动分工的批判，实际上是技术哲学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它既穿越了工程学的讲解，回顾的技术的柏拉图式理想的一定阅读，又展望了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另一种理想的实现。”后来，米切姆又强调：“技术哲学中最重要的桥梁之一……就是构成马克思思想核心主题的技术分析。”h.伦克和g.罗波尔（1979）指出，“很少有哲学思想家对待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只有马克思对‘机器’（他称之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学、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深入地加以研究”。n.罗森柏格则强调，“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系统表述依然值得成为任何严肃的技术研究及其分支的起点。”弗·齐默尔里还表达得更为确切：“马克思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家，而且还是技术哲学家”。

（2）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与技术哲学学派的划分 许多学者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米切姆曾指出，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的苏联一东欧学派是三种技术哲学学派中的一个。j.agassi认为存在着两个占主导意识形态。e.schuurman强调，从19世纪中叶起，“技术家的思考现实化在两个主要的流派——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得到深入的发展”。拉普也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大概最接近于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奠定了基础（如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关于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等）。”d.海克曼认为“有三个哲学学派在技术哲学这个领域中作主要的工作：美国实用主义、欧洲大陆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支。”t.克拉夫发现：技术哲学可以区分出两个不同的主要流派。一派定位于政治哲学，另一派应被描述为社会哲学，它起源于西欧马克思主义等哲学。

2 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国际技术本体论的研究

（1）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与前苏联东欧及日本的技术

本体论研究 前苏联东欧的技术本体论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日本的研究至少在前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

1)马克思与前苏联东欧的技术本体论研究 前苏联学术界分析丁马克思的生产力和技术的概念，蛆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说生产力是社会的技术体系”；“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的发展”，“技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a．库津指出：“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巧妙地创造出来的劳动手段”。东欧学者也大多理解如斯．如g．鲍思认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技术概念，即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简言之：怎样进行生产)”。

2)马克思与日本的技术本体论研究 ①马克思与“劳动手段体系说”。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技术沦研究的特点就是：诸如工具、机械等一切加工工作中的手段，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被统称为劳动手段．哲学家们给技术下定义时，就是以技术是属于劳动手段的体系这一观点来决定的。②马克思与“客观规律应用说”。日本战后技术沦论争潭于武谷三男对唯研会的批判；“武谷等人所发撮出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蕴藏着的可以叫做‘科学主义’或者‘控制史观’的东西，是对那些19世纪的理想作出的乐观的扩展。武谷批判唯研会技术论的逻辑是幼榷的，不能把技术作为劳动手段这样的实体概念，而应当作为扬弃了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的本质概念来加以把握。”星野芳郎等人继承了武谷的应用说，而马克思对星野的学术影响也很大．马克思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技术论之争。这次沦争与马克思相关的内容体现为两方面：评价前两次沦争和考察马克患的技术概念。如吉田文和总结说，日事“技术理论争论”一直是围绕马克思“工艺史”那段著名的论述进行的。鸟居广则指出马克思“所掌握的关于‘技术’本身的概念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规律性的、符合目的的利用’”。

(2)西方技术本体论研究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反应 伦克等人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技术首先是作为中介出现的，通过这种中介，人们借助于劳动工具和‘使特定的自然物质适合特殊的人类需求的活动’，通过自己的劳动达到与自然的协调。”b．拉田尔则强调，在马克思那里，“技术被定义为物化劳动或劳动价值的客观化，也就是说没有被看作是中介物”．米切姆多次讨论过马克思的技术概念，池裹明：把技术客体看作人类躯体延伸的观点，“在人遣物本体论中最广为接受。甚至比卡普更早，马克思在解释机器时已经提出此见解。“米切姆又指出马克思的著作是坚持“技术是过程”的观点的很好例子．米切姆还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

3 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与国际技术决定论的研究

(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把马克思认同为技术决定论者的历史由来已久。a．hamea在1921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技术来解释历史”的结论曾广为人们所接受。l．芒福德认为马克思假定”所有的社会变迁是自主的技术发展的副产物。“j．埃吕尔讨论了马克思的搜术自主性思想。 r．heilbtoaer在著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