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艾莎 编辑·徐菁菁

2014年，美国非营利性法律倡导组织“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告上法庭，反对两校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种族，对少数族裔提供一定优待。这场诉讼持续了近9年。从上世纪90年代起，“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创办者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发起过20多场类似诉讼，其中8个案子都打到了最高法院。

布鲁姆想要挑战的，是美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为纠正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而实施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1961年，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签署10925号行政令，首次提到“平权行动”概念。在具体操作上，“平权行动”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工作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71岁的布鲁姆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一个犹太人小商店主家庭。他曾向媒体自述，他的父母就曾遭受过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那时每天吃晚饭，饭桌上讨论的都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尽管支持过“平权运动”背后“人人平等”的理念，但到了80年代，布鲁姆投入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不再支持“平权行动”对少数族裔提供倾向性保护的做法。他解释说，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种族的平权政策违背了它被创建时维护种族平等的初衷，既不能公正地对待白人，还侮辱了少数族裔。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鲁姆发动了他的“法律战争”。他寻找那些认为自己因族裔而受到歧视的个人或机构，把他们和律师配对，并为发起的诉讼筹集资金。

和人们普遍理解的“被歧视者”不同，布鲁姆找到的对象，总是那些表面上的优势族裔。2008年，他找到了刚刚被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拒绝的阿比盖尔·菲舍尔（Abigail Fisher）。在布鲁姆制作的诉讼宣传视频中，这个金发的白人女孩说，自己小学二年级起就梦想着进入这所大学，“我班上有些少数族裔同学，成绩较差，也没有参加我所有的课外活动，但他们被录取了。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肤色”。

当时，得州正在推行“前10%录取政策”，即所有公立高中排名前10%的学生都能进入该州公立大学，除此之外剩下的少量名额才需要学生自行申请。“前10%录取政策”就是“平权行动”理念的一个体现。支持者认为，这项政策能使不同种族聚居区的公立中学优秀学生都能进入公立大学，增加校园多样性。

布鲁姆和菲舍尔最终输掉了诉讼。得州大学回应称，菲舍尔的成绩没有达到她所在的高中的前10%，申请时的综合评分也并不突出。

2014年发起“哈佛案”诉讼时，布鲁姆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盟友”：亚裔。

对美国华裔来说，《排华法案》的历史并不久远。现年85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研究荣誉教授王灵智（Ling-chi Wang）1957年从中国香港来到美国，亲眼目睹了华裔当年就业的困难。他曾对《纽约时报》说，那时华裔面临的挑战，和马丁·路德·金描述的非裔困境差不多。

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平权行动”理念。上世纪80年代，王灵智听闻一些住在加州的亚裔家长抱怨：孩子成绩很好、素质很高，却没能被加州大学录取，他便开始收集招生数据，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录取程序上有猫腻，故意限制亚裔录取比例。

王灵智召集了一批社区领袖，联合向加大施压。面对压力，加州政府成立工作组来审计伯克利分校的招生流程，并发现从1981年到1987年，该校亚裔学生录取率有所降低；而且尽管因为亚裔人口的增加，录取总人数增加了，但亚裔录取率总是低于白人。王灵智的维权取得了成功——1989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公开向亚裔群体道了歉。

但在最近30年里，亚裔在美国大学录取中的处境变化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游天龙指出，1965年美国改革移民法后，大量亚洲技术移民涌入美国。移民们在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积累了跨国流动资本，加上美国对亚裔不再有制度性歧视，如今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已有很大不同。

亚裔的“优秀”带来了刻板印象，乃至“反向歧视”。生活在美国芝加哥的金莹对此深有感触。她通过电话告诉本刊，她曾不止一次设想过，要给还没申请大学的孩子改一个菲律宾人的姓氏，由于菲裔在美国被划分为“太平洋岛民”（Pacific Islander）族裔，据说在大学申请时容易得到机会倾斜。

金莹有两个儿子已经上大学。她认为，除了成绩以外，族裔、性取向和家庭背景等身份标签，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孩子们的大学录取名额——她顺利“爬藤”的大儿子是男同性恋，但同样优秀的二儿子则集合了直男、亚裔、父母双博士等多项“减分”标签，未能进入常春藤名校。

在“反向歧视”的叙事中，压迫亚裔的主体从白人变成了受优待的少数族裔。家住加州圣地亚哥的华人徐杰仁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儿子。他告诉本刊，如今大家普遍认为华裔孩子需要“各方面都优秀”，才能获得好大学的录取；同样的分数下，亚裔录取率要比非裔低得多。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埃斯彭沙德（Thomas J. Espenshade）的一项研究曾被广泛引用，即1997年秋季，美国亚裔在满分1600分的SAT考试中需要比白人学生高出140分，比非洲裔学生高出450分（其他条件相同时）才有同样的机会被私立精英大学（如哈佛）录取。

尽管埃斯彭沙德是“平权行动”的支持者，美国大学录取也并不只看分数，而是一个“整体性评价”（Holistic Review）的过程，即除了考试成绩外，还会综合考虑家庭背景、父母收入和学历，从事的课外活动、特长，领导力、抗压力、求知欲等因素，但他的研究传播度之广，侧面佐证了亚裔对“不平等分数线”的不满。

2014年，布鲁姆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时，直接提出该校在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受邀为SFFA作证的杜克大学经济学家阿奇蒂亚科诺（Peter Arcidiacono）2020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亚裔在个人素质打分上被哈佛采取了“惩罚性措施”，若没有这些“惩罚”，亚裔录取率将提高19%。

SFFA称其代表了两万多名匿名的学生和家长。随着诉讼的持续，越来越多亚裔民权组织参与进来支持SFFA。徐杰仁担任主席的“加州居民平等权益联盟”（CFER）和华人赵宇空创立的亚裔教育联盟（AACE）都在其中。赵宇空表示，2015年时AACE联合了64个组织向哈佛提起民权申诉；到2022年更是联合386个亚裔组织，一共提交了五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书，以支持SFFA在各级法院的诉讼。

而据哈佛大学自己披露的2000年到2017年的录取数据，哈佛录取的亚裔SAT考试平均总分达到1452.4，非裔学生的均分仅为1244.4，确是不小的差距。但在回应和辩论中，哈佛都反复强调校园多元化对教育的意义，还提到哈佛的亚裔学生比例在过去10年从17%上升到21%，早已高于亚裔在美国的人口占比7%。

直到2021年10月，美国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都做出了有利于哈佛的判决。但不服输的布鲁姆和SFFA决定上诉至最高法院。在拜登政府、民主党和自由派媒体的反对下，以保守派为多数的最高法院仍然受理了请愿，于2022年10月31日开庭审理。庭审当天，除兼职于哈佛大学的大法官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选择回避外，8位大法官进行了5小时的辩论。最终裁决于2023年6月29日宣布：8位大法官以6∶2裁定，哈佛以“平权行动”招生违宪。

徐杰仁认为，此次诉讼SFFA能最终获胜，除最高法院大法官中保守派占主流外，另一原因是哈佛大学并没能就“亚裔学生个人素质被打低分”给出合理解释。AACE主席赵宇空则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亚裔民权组织的联合行动、对案件的大规模曝光和申诉，都推动了民意的改变。2023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亚裔认为，种族不应成为大学录取时的考虑因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在庆祝最高法院的判决。平时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的金莹这一次就并没有追随华裔民权组织的脚步，去声援SFFA。

从个体的角度上看，金莹一家可能受益于这次判决。听到新闻时，她先是松了一口气，既然美国高校招生不得再考虑族裔，她就不用再想着给孩子改成菲律宾姓氏了。但对高院的判决，金莹有更多复杂的感受。虽然亲眼目睹自家孩子申请名校被拒，但在美生活20多年，她深知美国仍是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一些弱势族裔可能仍然需要一些政策照顾。

金莹住在芝加哥北郊的北溪村（Northbrook）。这是一个绿树成荫、风景优美的中上阶层聚居区，近80%的居民是白人，亚裔仅占5%。但据金莹观察，当地医院的医生至少一半是亚裔。

对于种族不平等，金莹在怀孕期间有了切身体会。她怀第二个孩子时被诊断出缺铁性贫血，医生开出的补剂有便秘的副作用，金莹只得每天不停地喝水，“少喝一口水、少吃一点菜都不行，搞得我紧张兮兮的”。怀第三个孩子时，金莹再次被查出同样的指标，但当时新的医学研究结果显示，亚裔怀孕缺铁是正常现象，无需治疗，她本来也可以不用“受罪”。

从那时起，金莹意识到，也许非裔和拉丁裔也有特殊的身体状况，是其他族裔医生不熟悉的。金莹想，理想状态下，各个族裔的医学研究者都可以关注到自己族裔的特殊疾病，“不一定都要让亚裔当医生，对吗？”

目前正在加州圣地亚哥市接受舒缓医疗和临终关怀专科训练的华人医生李裕欣，也有着类似感受。她通过电话告诉本刊，她所在的医院经常接诊到患镰状细胞病（Sickle Cell Disease）的非裔患者。镰状细胞病是一种基因异常，症状是慢性贫血和其导致的全身疼痛，长期得不到妥善治疗的患者可能失明、需要截肢甚至死亡。

李裕欣提到，镰状细胞病常与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放在一起比较，以凸显美国医疗界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囊性纤维化多发于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后裔，因此研究基金资金丰厚，公众宣传也多；镰状细胞病更为普遍，但因为绝大多数发病者是非裔，特效药研究进展非常滞后，医院很少对患者随访，由于种族隔阂，患者通常也不太信任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李裕欣认为，这是医学界缺乏非裔研究者和医生所致。在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求学时，她班级120人中仅有5位非裔同学，这个数字还是前后几届里最高的。

“种族代表性”是美国医学界近年很关注的议题，李裕欣解释说：“对非裔医学生来说，患这种病的可能是他的姐姐或父亲，和一个没见过这种病的学生相比，他在研究和治疗时会更有同理心。”

在美国，医学是高等教育中最精英、竞争最激烈的代表性专业之一。申请医学院的学生需要完成本科教育、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还要拥有社工经验和推荐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信息。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医学院新生来自20%的最高收入阶层；而非裔和拉丁裔贫困的可能性是白人和亚裔的1.5～2倍。换言之，少数族裔学生要进入医学院等精英教育机构，要克服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资源劣势的循环。

在李裕欣看来，“平权行动”理念正是为了解决系统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后人常常引用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说法：“一个多年来被锁链束缚的人，你把他解放出来、带到赛跑的起跑线上，告诉他‘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竞争了’，你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完全公平吧？”

“平权行动”的存废是美国从政界到校园，常年存在的争议话题。孰是孰非，并不简单。李裕欣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事实上，加州自1996年起就已禁止政府、公共服务和公立教育招生中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民族、国籍等因素的优惠待遇。但每所学校都会采取不同的举措纳入多元化的学生。

她记得本科时一位拉丁裔同学，除了上学，要打两份工，挣来的钱供弟弟上学以及补贴家用，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年仅18岁就已是家里的顶梁柱。她形容这位同学“生命力顽强”，尽管因为琐事太多，学业成绩算不上优秀，但思维很灵活，遇事会积极解决。她感叹说，这样的经历在非裔和拉丁裔同学中比比皆是，倘若没有“平权行动”的理念，她可能没有机会和他们做同学。

但反对者则认为，倾向少数族裔的政策会降低建立在人才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竞争优势。高校分给非裔、拉丁裔等学生的名额，反过来会伤害其他族裔学生的机会，因此助长了种族对立、侵蚀了学术标准，还导致特定种族中的贫困学生加倍被歧视。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从1995年就开始反对高校录取“平权行动”的非营利组织“平等机会中心”，2001年发表一项研究称，被美国医学院录取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其大学绩点和考试成绩明显低于白人和亚裔学生，这导致不参加或没有通过医师执照考试的非裔学生远远多于白人学生。

哈佛案只是“平权行动”相关争议的一次集中爆发。在硅谷工作的梁新华早在SFFA起诉哈佛前，就在为反对“平权行动”到处奔走。2014年，时任加州参议员爱德华·埃尔南德斯（Edward Hernandez）提交了一份宪法修正案（SCA-5），要求选民考虑取消1996年的“平权行动禁令”，也就是说要重新在政府、公共服务和公立教育招生中采取弱势族裔的保护政策。

这份修正案先在加州参议院获得通过，即将提交州众议院投票时，消息传到了华人社区。

“当时大家都炸锅了，毕竟华人都特别重视娃娃的教育。教育机会是零和游戏，给了他们，我们就没有了。”梁新华告诉本刊。为了反对这项修正案，他和许多加州华人联合起来，分头去给自己所在选区的众议员施压。尽管当时加州众议院民主党占绝对多数（超过三分之二席位），梁新华等人的行动被视作“螳臂当车”，但他们还是争取到了两三位民主党众议员的“反水”，阻止了修宪案通过。到了2020年，加州参议院又提出要修宪，梁新华再次投身反对行动，自己还捐了5000美元支持抗争活动。

梁新华说，反对“平权行动”，原因并不是像外界说的那样：“华裔家长希望孩子上名校”。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为孩子提供人脉资源和底气，即便孩子上不了最好的大学，仍然能有好的发展，反对招生种族偏好，是为了维护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

在这场身份政治的大辩论中，正反双方的理由竟然都是“人人生而平等”。究其根本，在矫正系统性歧视的过程中，优势族群的个体的权利要做出多大让渡才算“公平”？对此，人们莫衷一是。

招生被宣布“违宪”后，哈佛大学立即在官网上重申了坚持校园多元化的价值观，但同时表示，学校会遵守高院判决，改变招生方式。

6月29日的判决似乎仍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表示，学生申请大学时仍然可以提到自己的种族如何影响他的生活，无论他的种族带来了歧视、激励还是其他东西。长期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告诉本刊，目前很难判断该判决将如何影响美国大学招生，因为每所学校的理念、录取方式都不一样，有待未来10年通过大量数据去观察。

李裕欣期待，此次判决或许能让学校和社会重新思考，如何能更公平、对学生更有利。她还记得自己作为学生代表观摩招生时，了解到医学院招生并不直接考虑种族，而是考虑申请人为克服人生中的阻碍付出了多少努力（distant travel）。“如果一个贫穷白人家庭背景的学生，和一个富裕家庭出来的、顺风顺水的其他族裔学生放在一起，若其他条件相当，学院会倾向于选择前者，因为学院认为克服过更多困难的、有更多生命体验的同学，更适合当医生。”李裕欣说。

马颖毅也观察到，美国近来有诸多关于“起点不平等”的讨论，“比如一个父母都是博士的孩子，和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孩子相比，无论后者多么聪明、努力，都很难克服起点的不平等。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给那些起点劣势的孩子一定程度上的优待。”

立场千差万别的人们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梁新华说：“我们不反对照顾弱者，但不应由肤色判断谁是弱者。奥巴马的女儿和穷苦的白人孩子、成长于唐人街的华裔孩子相比，后者更应该得到照顾。不能因为后者‘肤色不对’，就剥夺他们的出路。”

（应受访者要求，金莹、徐杰仁、李裕欣、梁新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