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说的是：并非一切都是坏的，但一切都是危险的。”                            ——福柯

知识，是指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费孝通先生曾把“知识”分为“规范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探究自然，而在于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因此侧重于“规范知识”。

权力，则是集体组织系统中能够约束个体，达到规范社会的力量。

在传统观点下，知识和权力便被认为可以相互影响：一是用知识可以获取权力，例如科举制度；二是权力对于知识的压制作用，比如严格的审查制度，甚至权力可以用错误的观点来代替真实的知识（李森科：勿cue）；三是知识可以将人从压制性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近代启蒙运动便是挥舞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发起冲锋……总之，在权力成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时，它必然开始影响知识；而当权力落入一种无序与混乱的状态之时，知识就会充当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来重塑权力。

然而在传统权力观之下，纵观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这些关系始终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知识成其为知识之后，权力才能对于知识有所影响；二者始终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在福柯那里，二者的相对独立性消融了。根源在于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权力始终是一种宏大的，自上而下的压制性力量；但是在福柯眼中，“权力是关系、是网络、是场”，他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是一种 “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 ”，从而不同于宏观政治观念。于是，他认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已经不是外在的关系了，而是一种内在的创生性关系——换言之，福柯否定了知识和真理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认为：“我们应该承认 ，权力产生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相互指涉的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和权力紧密相连的观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尼采那晦涩又有争议的概念：权力意志。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那些宣称表达着纯粹、客观的知识的思想体系之根源。福柯显然借鉴了尼采从科学、宗教和其他认知权威的背后寻找权力的做法——即便那些认知权威都宣称自己纯粹建立在公正、无私的证据之上。

关键在于，知识和权力是如何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呢？福柯认为，正是充斥于日常生活的“话语”，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什么是话语呢？在《词与物》中，福柯谈到 ，“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简而言之，话语是对表象进行表征的符号；话语先天并没有被秩序化，而是因权力意志的 干预而秩序化了。福柯在《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描述了作为医患中的癫狂的话语如何形成，以及医患话语随着表述个人病理的方式一起出现；这些都涉及到对一些人的归类，排斥于主流话语的“异类”因此受到社会秩序的压制。“基督教话语”“资本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如此。

然而，自从话语体系诞生的那一刻起，它的每一个毛孔便散发着权力的气息。福柯认为 ：“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 ，它们的作 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 ，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 。”福柯提出社会 选择了四种策略来控制话语的生产和实践 。第一种是社会排斥 ，如一些社会禁忌 ，以构建社会所允许的话语并压制其它话语。第二 种是对现存的话语进行解释和补充，如“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所有的现代史都是历史 ”。第三种是对话语使用者施加一些限制，要求和规范他们 “合理 ”恰当地使用话语 。第四种是社会话语的推行，如社会教育，它是将知识和权力融为一体 ，以维护和修改社会对话语的支配。

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在《知识考古学》中 ，福柯指出：“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经验，知识的产生与完善无法仅仅依赖表象的集合，“话语”是知识诞生的必由之路。例如，“奶农倾倒牛奶”的事实以及它在人心中唤起的表象“销毁商品”并不被认为是知识；当人们把它带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以“资本家生产过剩”加以陈述，它才会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佐证”的身份成为知识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起来。总而言之，话语是知识得以产生的基础性条件；同时，知识在形成后也进入话语实践之中发挥作用，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知识就是这样在话语实践中产生和运转。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因此，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控制。例如，知识最为基本的传播途径就是学校教育；作为典型的规训机构，学校与教育部门编写“合适”的教材，推行“主流”的价值观，并通过考试进行规范，从而掌握了话语体系——由此得到的知识必定是是规定好的知识，由此造就的个人必定是规训了的个人。更极端一点，小说《1984》里所教授的“新话”直接删去了“反抗”“自由”等一系列不利于当局的话语体系，可以说从根源上遏制了这些“危险”知识的发展与实践。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福柯宣称：“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权力。”知识分子本身便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代理人，他们对意识及其话语负有责任的观念构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自此，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臻于完美：权力自身无法建构知识，必须以话语为前提条件，并利用话语形成知识；而知识若不进入话语之中，或者说不成为话语的一部分，也将无法产生权力形式。在构建世界观的伟大工程中，知识、权力和话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三重奏”。

因此，权力得以渗透在每个实践主体中——它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一个人从出生就被这种权力所引导和规范，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的人；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的“异类”。只有将其纳入到由权力所建构的知识和真理中，人才可能获得合理性、合法性的存在方式。

从《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知识”理论，福柯始终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人们所颂扬的“现代文明成果”——这道批判的目光穿越了时空，跨越了国境，永远警示着前行的战士们：在那些光明伟岸的面具之下，是否隐藏着权力的斑斑劣迹呢？

“我想要说的是：并非一切都是坏的，但一切都是危险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