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梦阳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摘要：韦伯与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韦伯将现代性的负面比作“理性的铁笼”，而福柯将现代性对人们的监控看做是“全景监狱”。但是将二者的现代性理论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却很少。他们各自的理论有其显著的特点。二者在在现代性思想方面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关注焦点这四个方面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二者都对现代性进行有逻辑、有价值、有深度的批判。但是二者都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都没有提出超越的方案和设想。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米歇尔·福柯 现代性理论

　　一、引文

　　提到现代性理论，学者们一般会把福柯与马克思、福柯与哈贝马斯、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进行比较，但将韦伯与福柯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的却几乎没有。他们一个是经典社会理论家，一个是后现代理论家（虽然福柯本人不认同这个说法）；一个中规中矩，一个剑走偏锋。乍看上去二者的理论、思想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韦伯和福柯都是讨论现代性的大家，比较二者的现代性思想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二者理论既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使二者的现代性理论碰撞，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火花。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福柯与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

　　（一）方法论的差异：理想类型与系谱学

　　韦伯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韦伯的理想类型意味着“每一种定义都不是要穷尽性地描述推理和社会的特殊情形，而是要提供一个概念框架。”[1]理想类型是研究的“工具”，而非社会“模型”。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2]韦伯将现代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详细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现代理性的代表，比如“时间就是金钱”、“天职观”等等。但在一片繁华下，韦伯还是看到了工具理性的负面——呆板的科层制。这种现代性的制度将手段与目的混淆了。可以看出，韦伯的理想类型不是止步于仅仅对类型的划分，而是作为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基石，在类型的背后往往蕴涵着深远的意义。

　　此外，社会行动的分类也是理想类型方法论的体现。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进一步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而非理性行动又可以分为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此外，韦伯还将统治类型进行分类，即分为法理型统治、克里斯马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可以看出，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贯穿于韦伯研究的始末，渗透在韦伯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各个研究领域。

　　福柯的方法论指导思想是谱系学。谱系学源于福柯的独特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采的思想的影响。尼采的思想促使福柯进行反思那些“相当然”的事情是否真正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的理所当然。谱系学在李猛看来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在某一时期某一概念被赋予全新的意义，而随着新的意义的跨代传播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于是这部分被认为是必然的、无害的、可敬的。但是福柯的谱系学试图通过历史考察证明某一概念的不整自明性从基础上受到损害，关注偶然事件和微小的偏差，反对历史决定论，揭露意义与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信念与伦理体系极为深刻地牵涉到权力斗争。因此福柯的理论建立在历史特殊性的基础上，意图揭示常规现象或制度的形成的特殊机制和背后的策略安排。

　　比如，论述惩罚方式。福柯考察了从酷刑到温和的惩罚方式的历史，因此福柯的著作也常常被当做法制史来阅读和研究。当然，他的思想并不止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发掘出这样一种观点：看似更仁慈更人道的制度在历史的细致考察下并不是这样。福柯说“（惩罚）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表象和符号的游戏。”所以可以看出这些仁慈和温和的转变的实质不过是从一种残酷走向另一种残酷。

　　再比如分析疯癫，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疯癫其实是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是一种布迪厄所谓“符号暴力”。《疯癫与文明》表面上讲述的是对待疯癫的人的治理术，从隔离到禁闭再到精神病院的产生。但实际上福柯撕开了表面对于疯癫人似乎越来越人道的对待，他真正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示疯癫的人是怎样遭到理性的排挤和控制的历史。

　　（二）分析视角的差异：抽象的类型与微观的权力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他的理论框架都是在类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所谓理想类型就是忽略细枝末节的差异将某一现象或者领域抽象为几个类型从而进行研究。因此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抽象的。

　　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是抽象的，他考察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微观表现。韦伯的大体思路是：生活中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带来的副作用是“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计算而把握任何事物”。[1]可以说韦伯的观点是由于我们对人类的理性盲目的自信导致了现代性的“非预期后果。”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也提到了“自由的丧失”。韦伯看到，理性化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即人的独立价值的丧失。因为，现代社会强调效率，而要提高效率就要不断加强工具理性的程度，如管理体系的广泛应用。但官僚制使社会成为机器，在这样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个人按照自己信仰、理想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2]人们整齐划一却冷漠。之后，哈贝马斯发展了这一思路指出工具理性已经向我们的生活世界殖民。

　　我们看到韦伯的论述保持在较为宏观的抽象层次，他没有具体到分析工具理性是怎样、通过什么来控制人们，人们又是怎样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螺丝钉为社会这个大机器而存在。可以说韦伯的思想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有失精致。福柯的思路没有和韦伯汇到一起，而是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韦伯的分析是抽象的宏观的，而福柯则是走向了微观的权力分析。

　　福柯对现代性的分析集中体现于《规训与惩罚》一书，展现了现代权力的无孔不入，对身体进行各方面监控的图景。书中他细腻地分析了现代微观治理术的策略。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往往是些细枝末节，但是它们却很重要，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9)）这些“狡猾伎俩表面上正大光明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福柯也将它称为“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 这些治理术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管理者分割和利用封闭的空间，每个位置都安置不同的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联系。比如场所、座次、班级的排列。福柯说“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3] P165这便是所谓的分配的艺术。

　　其二，对活动的控制体现在制定详细而精准的时间表、规定动作习的方向、力度、时间、特定的姿势。“使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除此之外，纪律还操作肉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比如士兵不断操练拿枪的姿势，工人不断练习如何给一个零件拧上螺丝钉，以此达到熟练 的状态、达到肉体和武器、工具、机器的复合。还有，榨取时间，福柯在这里用了“榨取”，这跟韦伯对“时间就是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赞扬恰好相反。

　　其三，更经济地利用时间，将一切序列化，规定好人生某一段时间应该完成那些任务。人们将这种训练内化，逐渐形成“进化”的时间观念，人们按照指定好的大纲进行着自己的人生。

　　其四，是福柯所谓“力量的安排”。是这样一种权力的艺术，将每个肉体变成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其它肉体结合的因素，然后按照年龄或者其他因素组合起来，以发挥最大的力量获得最佳的效果。

　　于是自动驯顺的肉体便培养成功，但是规训的手段远不止这些，福柯接着论述了层级监视技术，即在边沁所谓“全景式监狱” ，典型的包括军营、学校、工厂等。在这些建筑物之中进行可见又无法确定的监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你知道自己被监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被监视的，这种控制技术是精神对精神的监控，比持续的监视给人以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

　　还有是规范化裁决，这种裁决方式标示出差距，并按统一标准制定奖惩。人们对比这些所谓标准可以明显看到自己同别人的差距，并会按照这些求自己，却没有人追问这些标准是怎样制定的？我们凭什么要由标准裁决自己？

　　此外，检查（examination）也是监控的策略。检查进一步引导人们进入规范的符码世界，不断强化人们遵守规范的意识。

　　以上这些微观的，并不为人所察觉的规训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管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而人们的行动又不断强化这些规范，不知不觉将其完全内化，从而自觉成为驯服的人，成为“监狱”中合格的却麻木的一员。

　　当然这样思想的差异与二人所处的时代有莫大的关系。（由于不同社会背景并非二者理论本身的差异，所以笔者并没有将这一点差异提出来进行单独的论述。）韦伯（1864—1920）处于现代理性和技术的黄金时期，人们享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福柯（1926—1984）生活的时代则看到更多现代社会贝克所谓“自反性”。因此，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较抽象的，具有启发意义。而福柯的现代性理论是较具体的。

　　（三）对待现代性态度的差异：纠结矛盾与态度鲜明

　　韦伯对于现代理性又爱又恨，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理性”成为他分析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现代理性的限制。现代性的典型现象如祛魅、生活的理性化、科层制等都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的性质。负面的影响在于人们因追求效率而丧失了意义，这样的世界无异于困于“理性的铁笼”。但韦伯又认为“理性的铁笼”又无法抗拒，是现代性必经的阶段。“现代性将走向何处”这个问题韦伯也是纠结的，一方面他对此感到绝望和悲伤，但另一方面他心中又有无法熄灭的星星希望之火。纠结的韦伯陷入矛盾困境无法自拔，甚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备受煎熬。笔者看来，韦伯的纠结源于他的辩证思维，他总能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因此无法朝着一个方向行进，而是困在十字路口犹豫徘徊。不过这也正是辩证思维的魅力所在。

　　福柯则没有纠结，他坚决地批判现代理性，甚至到走到了全盘否定的极端，他将“解构”之路一条道走到黑，不顾什么辩证思维，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也正是这样的态度鲜明使他的思想与众不同。

　　他解构话语体系，认为知识是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符号。他认为陈述得以实施，它需要“参照（这种参照不一定是事实，事物的状态，甚至也不是对象，而是一种区分的原则）。”（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在《文明与疯癫》中认为疯癫的知识是理性建构起来的，是理性给非理性贴的标签。所谓“疯癫”的人甚至比理性的人更正常。这里理性与否成为划分疯癫的原则，疯癫可能根本不是事实，也不是非理性人的真实状态，而只是一种排挤的策略和原则。“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引渡给理性的权威”（米歇尔·福柯著，刘北城、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99（5））

　　他没有停留在语言、知识阶段，而是将权力引入分析框架，接着解构人类的规范体系。如上文提到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现代性的典型场景描述成边沁的圆形监狱，现代性的人时时刻刻生活在权力的监控下，各种规训的治理术使人成为驯服的肉体。规范体系将功利主义观念掩藏起来。不拨开这层迷雾，打破现代性的幻象，我们无法认清自己，无法反思到“温和”又“残酷”的规训体系，无法看透这个监狱般的世界。

　　韦伯赞扬又批判现代性，表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福柯眼光独到狠辣，态度鲜明，研究角度又匪夷所思不走寻常路。

　　（四）对思想和身体的控制：理性铁笼与全景监狱

　　韦伯论述的现代性的副作用集中于对人的精神或者说对“意义”的侵蚀。韦伯提出的现代性的后果是形式合理性占领了现代性的高地，而价值合理性被压制、被忽视、被抛弃。人们热衷利用各种手段和精心的计算以提高效率，却深陷在工具的泥沼，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轮回着重复的工作，却丢掉了意义。可以说是被工具理性“异化”了。理性的崛起，宗教信仰衰落，信仰体系像是突然被抽空， 于是“诸神不和”，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冲击。于是“工具价值观的蔓延，终极价值受到忽视”。[1] P43可见，韦伯论述的一系列现代性的后果都与意义、精神有关，韦伯称之为“理性的铁笼”。

　　福柯关注的是现代性对身体的监控。《规训与惩罚》的副标题叫做“监狱的诞生”，无独有偶，他的《疯癫与文明》也以“精神病院的诞生”作为全书的收尾。福柯不是仅仅在叙述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诞生历史，而是以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封闭、监视、惩罚、规训来隐喻“现代性”。正如福柯所说“本书（《规训与惩罚》）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这才是我的兴趣所在。”（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9)）全景监狱的叙述关乎身体自由的丧失，自我沦陷于现代性的“圆形监狱”中，这便是福柯描绘的现在的历史。

　　三、韦伯与福柯现代性思想的继承性和亲和性

　　（一）现代性批判的勇士

　　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限制，提出有价值、有逻辑、有深度的批判是十分艰难的。但韦伯与福柯都具有敏锐感觉和批判意识，他们于看似平凡无奇的世界里使批判思想闪光。反思是人类可贵的品质，批判的价值在于不囿于现状止步不前而是通过批判，将现状看得更透彻进而寻找替代。

　　尤其是韦伯生活的年代已经久远，但是他的思想是敏锐和有预见性的。他没有盲目地赞扬资本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是深刻地洞见了现代理性的限制方面及其严重的后果。虽然理论家们一般不把韦伯放到批判理论家的队伍中，但是韦伯的理论确实具有批判意涵。他指出了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的意义丧失，人们置身于自己亲手建造的理性的铁笼里且无计可施。福柯以独到的眼光和冷峻的思维揭示现代知识和权力的运作策略。对现代社会强加于人们而人们又不自觉的治理术给予有理有据的批判。可以说福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衣钵。

　　两位社会学家如上文分析的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不同的支流都汇聚到现代性批判的大河之中。二者都是敢于批判并且有深刻洞见的勇士。

　　（二）没有提出超越方案的悲观者

　　但是二者都是现代性的诊断师，却不是治疗师。他们批判现代性的症结所在，但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沟通理性”这种类似的超越的可能性。他们对现代性的走向持悲观消极态度。他们没有设法改进，只是停留在批判的阶段。但是我们不应过分苛责，因为批判思想、批判意识是超越的提前，如果没有深刻的批判，超越也就无从谈起，清醒的批判意识本身就已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刘梦阳，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注释：

　　[1]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

　　[2]毕天云，韦伯的现代性思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11)，P10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9)

　　[4]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

　　[5]米歇尔·福柯著，刘北城、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99（5）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