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的当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于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必定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