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崇信鬼神是出了名的，反映在方方面面，尤其在代表商文化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更加凸显。商人最崇敬的是“帝”，相信自然界有诸多神灵存在，人们必须祭祀鬼神、顺从神意。在《礼记·表记》中，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国王处理国务要占卜，朝廷设置专门机构和卜官。显然，商朝试图在政绩之上塑造“上帝”，补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商朝通过塑造“上帝”证明自己获得天命。周推翻商，必须破除商朝的天命观。周公用夏和商灭亡的历史进程来论述天命无常，并以此指出：第一，王朝要有天命才能兴起。第二，要懂天命才能维续。夏和商末代君王不懂天命，上天便降下懂天命的人来帮他，但他不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王朝末期出现头脑清醒的忠良之臣遭到排斥的现象。第三，如果统治者不悟天命而肆意作孽，便有新的负有天命的人降生，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据此，周朝取代商朝在于天命的转移。天命根据什么转移呢？周成王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积德在于惠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命转移说不仅呈现为天命在新旧王朝间转移，更深层地表现为由天命向民本主义的转移，从上帝回归到民众。

周朝建立民本主义治国宗旨

周向天下宣告新政权的宗旨、与旧政权的区分，据此建立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周武王在誓师大会上公开宣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这是全新的政治宣言，激动人心、光彩夺目。周虽然不敢公然否定上帝鬼神，而是接掌了商朝的鬼神崇拜。但是，周用“民”来充实“上帝”，实质上取代了“上帝”。天就是民，天意就是民意。从此，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逻辑打通了。国家政治基础不再是建立于鬼神崇拜之上，而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树立起民本主义旗帜。

周公据此论述了国家治理的目标，说道：引导民众走上正道，才会安定。我们要思考殷商圣明先王的德政，以治理民众达到安康作为最终目的。（《尚书·康诰》）引导民众走正道，关键在于执政者必须以德行为先，民众才会依法度行于天下。（《尚书·梓材》）推行德政，诸侯国君就会常来朝觐，带来各国的贡享，招徕远方、辅助王室，民众诚心悦服。要想周朝万年长存，周王的子子孙孙就要永远保护人民安康。（《尚书·梓材》）

周朝的执政者清醒地认识到，王朝不可能要求民众永远忠诚，想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只有为他们谋利益。周公树立周文王作为楷模，说道：文王心地善良仁慈，态度和蔼恭谨，关心爱护人民，把恩惠施于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从早晨到中午，直至黄昏，忙碌得无暇吃饭，为的是让万民和谐地生活。文王不敢沉湎于游逸玩乐，使归附的方国诸侯都勤勉于治理国家。实行德政的关键是让民众诚心悦服，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执政者屡加训导也无法同心同德，那是执政者的错，上帝要惩罚的。

国家一定要遵循法治，周公指出：处理诉讼案件，要公布有关的法律，以约束民众，显示法律的合理公允。执法要公正，不能权大于法。依法治理还要有伦理道德相辅，才能彰显效果，令民众心服。周族是定居型农业民族，所以对维护家庭和睦极其重视。这里显示出礼法结合的治理思路。

对依法治理的危害还来自行政方面。例如诸侯国、各级官吏另搞一套，发布政令、造谣惑众、欺骗人民，以博取声誉，对于国家的大法根本不放在心上，危害自己的君主。这就助长了邪恶，必须根据他们的罪行，依法铲除。官吏欺压百姓，也是损害国家治理的严重问题，必须予以打击。对于作威作福、违背君主命令、阳奉阴违的官吏，不是用德政可以治理好的，必须严厉整顿吏治。

惠民、善政、法治，这些都是周朝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国家治理原则，周朝将它归结为“敬天保民”，由此形成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理念和传统，影响深远。周取代商，是农业民族取代了农牧混合型民族、人本主义取代了神明崇拜、更加强大的封建制国家取代了都邑方国体制。可以说，周朝给后世中国建立起民本主义的治国宗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20&ZD2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原副会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