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典，皆类此。苏天爵编集《国朝文类》，把《经世大典》的序录及各典总叙、各目小序尽数收入，为后人了解元代这一浩大工程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元修《经世大典》，凸显出元朝统治集团对于规模空前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自豪与自信。如，书中这样解释“帝号”：

“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夫大天下之统，壹天下之心，莫重于号，著帝号篇。”

其总序称，元朝的建立，“疆理广袤，古昔未有”，“肇基建业，至于混一”。这种大一统的局面，是对唐、宋的继承和超越，也是《经世大典》所要彰显和宣扬的。

《经世大典》作为元朝典章制度历史沿革的记述，有一些反映游牧民族特色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突出反映了元朝统治集团对中原王朝历史传统的高度认同。

例如，元文宗明确指出， “仿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这表明，元朝统治者自认为是唐、宋政权的继承者，因此，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史《唐会要》、宋代的典章制度史《宋会要》十分重视，要求仿照唐、宋《会要》编纂本朝的典章制度史。

《唐会要》始于朝廷官修，终于宋初王溥续成，为书百卷，受到唐、宋两朝的重视。《宋会要》由宋朝专门机构“会要所”所修，成书2200卷，但未刊行。宋亡，书稿入元，成为元代史家纂修《宋史》的重要资料。《宋会要》原书已佚，有清人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之影印本及缩印本流传。元文宗对唐、宋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视，是编纂《经世大典》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依据，深刻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

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修养和思想修养方面，十分重视儒家学说。《经世大典》第七《礼典·进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广收诸儒学士， “ 在位三十余年，凡大政令、大谋议，诸儒老人得以经术进言者，可考而知也” 。元文宗开奎章阁， “陈祖宗之遗训，考经史之格言，以养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兴矣” 。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宋朝的经筵讲席制度，由大臣给皇帝讲读经史典籍，这里说的“进讲”或许比经筵更加灵活，而且很强调“德性”的修养。

元朝把祭祀孔子定为国制。《经世大典》第七《礼典·宣圣庙》说，

“有国家者通祀仲尼于天下”，元朝“庙祀如故，而学隶焉。舟车所至，凡置郡县之地，无小大莫不皆有庙学。其重者，京师有国学之建，东鲁有阙里之祠。至于褒封圣门之重，崇抚儒者之勤，尤为盛大矣”。

由此可见，尊孔子、祀孔庙、重儒学，是元朝的国策之一，也是对中原王朝历史传统的继承。在传承基础上，元朝也有所创新。行省制度的设置，即是突出的一例。后世的省制，即源于此，意义重大。

元代著名学者欧阳玄在《进〈经世大典〉表》中写道：

“尧舜之道，载诸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册。道虽形于上下，政无间于精粗。特于纪录之间，足见弥纶之具。是以秦汉有掌故之职，唐宋有《会要》之书，于以著当代之设施，于以备将来之考索。”

这段精练的论述，高度概括了《经世大典》的纂修目的、接续传承和历史价值。

《经世大典》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部典章制度史著作，是在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高度认同的基础上纂修的一部代表性历史典籍，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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