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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母亲住在家里，电视天天开着看梨园频道，也跟着认真看了几场大戏：《姑苏遗恨》、《清风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奶奶醉酒》……

好多年没有看过大戏了，这一看就勾出了很多小时候破碎的记忆。

七十年代末，农村的荒凉与贫瘠是不屑说的，经历过的都知道。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也没有闲书可看，大约我们所接受的最直接的文化教育就是看大戏了。

每到年关，农闲时节，一年的辛苦告一段落，终于可以开心过大年了，大队里都要请戏班子来唱个十几天的戏，戏台子搭起来，还未开戏，已经成了小孩子的乐园，爬高上低，在舞台上出尽洋相。

等着晚上开戏的时候，就趴在戏台沿上，双眼睁着唱戏的人，滴滴溜溜乱转，看她满头的头饰金光闪闪，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看她莲步轻摇活色生香，看她绣花鞋上缀着的红缨儿左右飘摆，看她的水袖一收一展之间，兰花指翘，听她音调婉转，依依呀呀，唱的什么却全然不懂，还未散场，却是睡倒一片。

那时候看戏是要占位置的，假如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演电影，也是一样的，用木棍画一个框框，那个位置就是他的了。兄弟姊妹多的，一个看着，一个就可以回家拿草苫子去了。

为占地方打架的也不少，小孩子闹起来，不懂事的家长有时候也会参与进去，实在是太闲了，又穷，大人们之间大约也需要发泄一下自己压抑了一年的情绪。

吵吵半天，等到戏开场，周围的人开始劝架了：看戏了，看戏了。开始了。于是这场争执也就作罢了。等到小孩子们横七竖八睡倒一片，大人们才开始认真看起戏来。

我从来就没有占过位置，因为没有人帮我看着。人又小，个又矮，有时候就只好站在板凳上，伸长了脖子去看。

村子里唱大戏是要叫亲戚来看的，就象鲁迅先生所写的《社戏》那样，嫁出去的闺女或者娘老子，拖家带口来听戏，一大家子其乐融融，那大约是最好的情感交流方式了。日子过得穷，可是亲情浓厚，不像现在，各过各的，亲戚之间的往来更多的是利益，而非感情。

有时候村子还会请说评书的来——山东落子，一唱十几天。或者更长久。唱戏或者说评书的吃饭是村子派饭的，谁家的生活好，又热心，就会派去他们家里吃住，村子再给一点补助。

戏班子大多是各村热爱唱戏的人组织起来的。我母亲未出嫁时就曾唱过戏，她演过《红灯记》的李铁梅，唱过《白毛女》里的喜儿，可惜不识字，总是记不住台词，上台需要人家在后边一句句地提示。

可见我母亲年轻时候是很美丽的，生了一个丑女儿，是她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事。

我还记得有一次听戏，去离家几里地的夏庄，在人家村外的场院里，听到半截，卧在草窝里睡着了，等到醒来，只有唱戏的气灯亮着，唱戏的师傅在收拾家什。

跟着小伙伴去的，大约人家喊我的时候，我没有醒来，人家就走了。睁开眼就懵了，撒开脚丫子不管不顾往家跑，那一路，一个人没有碰到，公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在夜风中被吹得哗哗作响，到处黑黢黢的，好似鬼撵般的，一口气跑回家。那一年，大约还不到十岁。

还有一次去姥姥村子里听戏，去家里给小伙伴拿板凳，家里没有人，都去听戏了，听完戏又把板凳还了回去，居然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胆子真的很大。

趁着父母出门，我在家里掀起被单，披在身上，作戏袍，胡乱地摇摆舞动。我喜欢戏服里那个长长的水袖，心情的起落，表情的收放都在那一叠一甩之中尽情展现，戏文里的悲欢人情，都在现实中有了回响。

唱戏的人总把东西放在袖子里，我常常怀疑那长长的袖子里是否隐藏着一个口袋，可以装得所有的东西？要不然，那么长的水袖甩起来，是很容易把东西甩出去的，因为它下面是半开着口的。

我喜欢戏服里那些繁复的头饰，喜欢它长长的几乎拖地的假辫子，喜欢裙子上摇曳多姿的飘带，喜欢唱戏的人脸上浓郁的色彩，红的胭脂，黑的吊稍眉，圆睁的大眼睛，白白的粉。当然更喜欢戏文里或热闹或悲情的人生演绎。

听过很多的戏文，到现在都差不多忘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永远是我最初的精神食粮。现在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看手机，说到底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速食，消磨时间而已。真正滋养过我们的还是那些年的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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