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士人进行修养，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养成“克已忍让”美德。孔子认为，在权力等各种利益面前礼让，是最高尚的道德的体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按照孔子的观点，如果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不计个人得失，“让”字当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即使是面对政治权力，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以“让”为先，所以，孔子对于泰伯不肯做天子而逃于吴的传说推崇备至。

第二，恪守“忠恕”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参概括孔子的处世原则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按照历代注家的解释，所谓“忠”就是“言以中心”，“中能应外”，也就是为人真诚；所谓恕，就是“以己量人”，亦即推已及人，以待己的态度待人。

“忠恕”的基本精神是恰当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在社会交街中，把他人的利益摆在自己的前面，凡是自己想要获得的利益，应该让他人先获得，“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少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强加于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安贫乐道、安分守己。孔子认为，作为士君子，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求，不能把个人欲求的满足作为个人的生活目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应该把美德和道义作为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修身的过程便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在道德层面上检讨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两相印证，足以说明，在如何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问题上，孔子的认识是一贯的。美德来自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每一个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道德自觉。

在孔子的观念中，士人的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士人最高的道德追求是道义，符合道义的政治则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认为，作为士人，应该恪守道义原则，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可以从政，而在“无道”的国家里做官便是耻辱，“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此外，孔子还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对于那些政治昏暗的国家，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选择离开；在整个天下都没有道义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隐士，“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助纣为虐，这是士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二、“礼”与德政教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思想家们探索社会秩序动荡的原因，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孔子认为，恢复礼制是走出社会动乱的根本途径，主张用“礼”规范社会生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又载：“礼，王之大经也。”礼的本义是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等。

孔子认为，礼是适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准则。无论是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还是君臣关系，都适用礼的规范。孔子在回答什么是孝这一问题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人们拥有正当的社会生活的根本保证，也是用来判断人的社会行为是否正当的尺度。《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恭敬而不用礼约束，便会烦扰不安，谨慎而不符合礼的规范，便会懦弱畏缩，勇敢而不按礼的规范做事，便是逆乱，直率而不守礼，便会伤人。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通常都被人们认为是美德，但在孔子看来，即使是美德也是需要由礼来规范的。离开了礼的规范，美德便不成其为美德。

孔子认为，礼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的立身之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孔鲤时也提到：“不学礼，无以立。”每个人都应该自觉遵守礼的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认为，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统治者必须按照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主张君主应该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按照礼的规定治理国家，“君使巨以礼”，以此换得臣民的政治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统治者如果能够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治国将不再困难。这种以礼为规范的政治便是德政。

孔子认为，以德治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富民均平。

孔子主张实行富民政策。《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看来，对于民众应该先富后教，即所谓“富之”、“教之”，使民众富足是民服从统治的先决条件。

从富民的愿望出发，孔子主张统治者应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与民众争夺财利。孔子的学生有若回答鲁哀公“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这一问题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表达的是孔门的一致理解。孔子及其门人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富足是统治者富足的前提，统治者只有使民众的利益得到满足以后，才能谋求自己利益的满足。

在主张富民足民的同时，孔子强调应该实行均平的治国政策。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益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于合理的社会财富占有状态的理解。在孔子看来，对于“有国”、“有家”的诸侯、卿大夫来说，不怕财富少，就怕财产占有不平均，不怕贫穷，就怕社会不安定。只要财富平均，也就无所谓贫穷。

孔子的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此后的政治思想家往往要求统治者施行均平的经济政策。曹魏时期的屯田制、隋唐时期的均田制，都是均平思想影响的结果。

第二，举贤才。

由优秀人才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古往今来思想家共同关往的问题。孔子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后，感叹“才难”。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

《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为季氏宰，问孔子如何才能处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有司，即当政者应该率先垂范，赦小过就是对人要宽容，孔子把举贤才放在与这两个方面同等的位置上，可见他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

“举贤才”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国家各级官吏应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孔子举贤才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进入仕途的人们，在有余闲的时候，应该学习一些知识，而那些学有优长的人们则可以出仕做官。这一主张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强调有良好学识的人可以做官，士人应该把为国家服务作为生活目标；另一方面，也涉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官、掌握权力的问题，孔子的主观愿望是由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

第三，教化主张。

孔子探讨的问题极为广泛，其中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目的是对统治者和民众进行教化。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政教风化，化民成俗。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不少学生出身于平民阶层。孔子主张教化应包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注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

孔子重视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他办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者，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他自己也说：“学也，禄在其中矣。”他认为，政治人才应该加强道德、才能方面的修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体现了孔子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孔子把政治理解为统治者以自己的道德品质影响社会的过程。这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看来，统治者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治理国家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美德影响社会大众。孔子强调，治国者要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朱熹解释说，“正”即“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