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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的碳市场，也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碳市场之一。

无论是官方的频繁宣教，还是广受投资关注，“碳交易” “碳市场” 都是今年的热词。作为效应，原本跟温室气体就相关的环境行业见到这些字眼的概率大幅增加，而跟碳本来貌似无关的许多企业，也觉得这可能是股 “随时会刮到自己身上的风”。总之，与碳相关的行业尚属新生，一切正在野蛮生长，飞快变化。

今天，我们尝试脱离行业科普和投资笔记的角度，换一种方式聊聊“碳交易”。

作者 | 周曼曼 黄嘉欣

编辑 | 万达夫

当一个发电企业管理层 第一次听说“碳交易”

2016年，安徽省六安市某电厂的何部长突然接到通知，政府要求从今年开始提交厂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温室气体？和其他兄弟电厂的同行打听了几天，何部长才终于闹明白了点，原来是要报告每年电厂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

在不同的发电大厂，何部长也是不一样的部长，可能是安全环境部或者环保部，也可能是生产部，甚至有可能是副总或者财务负责人。总之这一年，在全国2000多家发电厂何部长的工作安排里，都多了碳排放报送这一项。

何部长的几个问题随后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答案：

Ｑ/怎么知道整个厂一年排放的多少吨 CO₂ ？

靠算。根据生产部提供的报表，统计一下全厂每年用了多少煤和天然气等，产出了多少电量和热量，以及工厂用的汽车加了多少油这样的数据，然后套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给出的计算公式就可以得出。

Ｑ/ 那能估摸着出个数吗？

不太行。因为上报完会有政府指派的第三方公司前来做核查，理解成“审计”也行。这些公司会把所有记录的文件检查一遍，数据必须可交叉核对可溯源，也就是说，他们会翻查最原始的记录文件，也会要求数据的来源不能只来自一个表（可类比双重认证）。

Ｑ / 报这个以后要干嘛？

为碳的买卖做市场数据的摸底统计，也就是为今后的”碳交易”做前期的市场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2014年发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来自八大重点行业（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的、排放2.6 万吨 CO₂ 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将被纳入控排企业，而每个控排企业每年可以合法排放 CO₂ 的额定量，也就是碳配额，会由国家划归。

企业当年如果因为生产情况变化，超出自身碳配额排放 CO₂，可以选择支付罚款，或者购买其他控排企业的多余配额抵消。反之，企业如果当年碳配额有剩余，比如因为生产技术改进导致碳排放减少，这时就可以将剩余配额放入市场交易。

随着上报和核查一年年进行，何部长逐渐从算碳小白变成了个中老手。他也注意到，除了流程越来越通畅，各个取值也越来越规范，直至2020年度的核查，煤样的热值要根据实验室周期性测量的数据取算、厂里的电表要有校验记录、实验室的仪器要求定期校验、生产数据也要一一记录等等。计算和核查的维度已经渗透到电厂运营的方方面面。

由此，何部长也对未来的交易越来越好奇，他问核查员什么时候开始启动交易，然而核查员也并不清楚。公司找来碳资产公司做培训，但上下的员工也只停留在“知道有这么个事儿”的层面上。

直至2020年12月3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于2021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相关配套工作要求规定，全国2225家发电企业作为第一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将纳入控排范围，并开展第一个周期的履约。该《办法》实际落实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决策部署，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统一规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办法》的实施象征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地方试点正式迈入全国一体化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时代。

随后《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等相关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从各个方面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与管理，何部长迎来了自己接手碳工作以来又一个繁忙的春天。

碳交易从何而起？

中国碳交易市场从2014年开始在九个地区试点，2016年启动核查全国重点行业企业的碳排放。不过，无论身处哪个省市，接触过碳市场工作的相关人员对碳交易始终 “听得多做得少”，而作为实施主体的企业方对碳交易将如何影响自身的业务和发展更是有些雾里看花。

其实，一切还得从《京都议定书》开始说起。

1997年《京都议定书》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这代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的协议总是需要慎重考虑公平问题，《京都议定书》也不例外，比如说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额度富裕，工业发达的国家则额度不够，那么如何让发展中国家不因此被限制发展，甚至能从全球的发达工业经济中分一杯羹，成为了公约方面临的实质问题。

对此《京都议定书》设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此外，议定书还制定了一系列调节机制以期发挥调控作用，达到公平。而其中一项名为“清洁发展”的机制，就是今天“碳交易”的发端。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 CDM）：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 CER) 将用于抵消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减排承诺。由于发达国家自身减排的成本高于开发 CER 项目，清洁发展机制作为一个更趋利的选择，推动了碳交易的发展。

所以，如果作一个简单粗暴的类比，让我们把这个碳减排模型从多国参与聚焦到单个国家主体，就可以很直接地理解目前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政府承担了类似《京都议定书》的角色 - 制定减排标准和规则，碳排放超额的企业类似发达国家 - 为了达标时常作为买方获取额外碳排放配额，而配额富余的企业则好比发展中国家 - 时常作为卖方“转让”排放余额。由此形成的交易逻辑，就是今天碳交易市场的基础面貌。

碳交易市场通过政府行政强制，让排放相对多 CO₂ 的企业通过市场成本的提升，控制自身的碳排放。与此同时，减排的成本在企业间自行分配完成。所以纵观各国，这样的经济刺激型手段由于行政投入相对较小、灵活性好和持续改进性容易达到等优势受到广泛接受，有效地促进企业自主减排。

同时，在近几年的布局和探索后，除了上述的配额交易，作为补充完善措施，中国市场也搭建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在 CER 前面加了 Chinese）的交易市场。企业配额5%的碳排额度可通过购买 CCER 抵消，价格通常比碳配额低。尽管后续由于调整，以及小部分不规范项目的存在，CCER 在17年暂停了新的受理。但是行业普遍认为，随着全国碳市场的推行，CCER 有望于近期恢复审理。

能开发 CCER 项目的主体主要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森林资源新造或更新等领域的企业，他们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 - 不光不生产、还吸纳 CO₂。对于类似的非控排企业，通过 CCER 项目参与碳交易是一个二次价值化自身产品和的绝佳机会，有观点甚至认为 CCER 机制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的变相补贴制度。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碳市场的这几个特点：

1. 它是由行政手段促成的市场逻辑

2. 首先是控排手段，其次才是利益交换

如此一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基本目的尚算达到。

还未纳入交易的企业：

目前还有些被动

根据《办法》，国家将在“十四五”期间逐步将发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航空这八大行业纳入控排。在中国企业报2016年的一次报道中，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曾提示，从八大行业配额分配预估来看，排放总量将约达50亿吨，占全国全口径排放的50%。

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最先推行的就是发电企业的交易，这主要考虑到发电企业的排放量最多，碳排组成也相对简单（国际能源署（IEA）2018 年发布数据称，中国碳排放 51% 来自于电力与热力部门）。

被纳入控排的企业通常会对自身减排空间进行预期和评估，分析目前能够应用的减排手段，再确定最经济的实施方案和路径，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控排。除发电行业外，其他行业的应对由于性质不同，实践起来会有所区别。

比如化工，由于企业间生产结构差异大，尽管碳核查的模式已经稳定成型，但要做像电力配额那样统一划归的具体方案难度较高，后续交易开展也就不会来的那么快。

再就是航空，正承受着碳交易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航空是八大重点行业里唯一的服务业，由于航企自身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改进飞机和发动机的技术能力，所以大体上只能靠购入更加节能的新设备，或者引入生物燃油以达到减排目的，但这样的措施成本过高，同时还受到技术发展的限制。

自身业务模式以外，航企受国际碳市场的影响和制约也更深。航线会跨越各个地区、降落在不同国家，起落在何处，对应的动态碳排就要被纳入当地的碳市场交易。国际航班有一套自己的碳抵消机制（CORSIA），折叠到物理空间内又要面临不同的碳交易监管（比如起落在欧盟境内航线的碳排需要按规定参与欧盟碳交易），机制交错，复杂性十足。

非控排企业也无法置身事外。一些发达地区已经着手非控排行业的碳核查：比如深圳正在对服务业企业展开碳核查，江苏也在对印染、食品、电子等工业企业开展核算。越来越多的非控排企业也在通过其他途径接触碳排放核算：比如来自上游企业的填报要求，这对其而言，无不是入场碳市场的准备机会。

考验管理水平的新资源：

谁能抢占先机

从去年年底中国公布“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目标以来，蓄力已久的中国碳市场终于爆发。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总体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张希良在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全国碳市场从发电行业开始，目前规模已经超过40亿吨”，这与欧盟总排放量水平相当。

有业内人士认为，全国统一碳市场将带来千亿级市场规模。根据一份中国碳论坛及 ICF 国际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碳价调查》的研究结果，到2025年，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价预计将稳定上升至71元/吨，若考虑碳期货等其他衍生品的交易额，整个可期的市场规模将高达6000亿元。

数据估算也许不尽准，但多少能勾勒出的碳市场轮廓体量庞然，价值巨大，充满机遇。因此，今天可能也是企业重新定位“碳”的关键时刻：不再是单纯的空气成分或者与己无关的排放物，而是作为一种有价资源，是将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切实、甚至深远影响的资产杠杆。

作为企业们正在面对的新生语境，尽管碳交易看上去陌生又复杂，但其绝对不只是一个“需要响应的政府条规”。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建立温室气体报送系统；开发 CCER 项目… 这些应对措施说起来不甚新鲜，如何主动把握此中蕴藏的机遇，才是对气候时代下的企业如何掌舵未来的能力考验。

试想，如果一个化工企业研发可以碳消纳的新型材料，并将其转化为自身产品，是不是可以扭转自己碳配额买方的单一角色，获取更主动的市场交易权？如果一个航空企业深度参与生物燃油的开发和推广，战略布局，推进其十年内的成本大幅下降，这是不是于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生态环境都可以是一件实现多重效益的措施？

一个行业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在相对完善和健康的减排标准和交易规则下，碳市场会通过倒逼作用，有效促进碳交易的同时，更主要地激发企业主观能动性，推动企业自发追求低成本的减排转型。

那些做足了准备的何部长，也许带领自家电厂正走向的不仅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更是一条全新的低碳创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