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而景教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的称谓。公元431年，聂斯托利派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受到排挤，转而向东方发展。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古国，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太宗将其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传入中国150年以后，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流传经历。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发展唯一的文献就是这块碑，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伊斯，他相当于长安地区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作用。

立于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座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慕道友”。公元635年，当大秦国主教阿罗本来唐时，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龄，带领臣仆们到西郊欢迎，迎宾入宫，并邀至皇帝藏书室，翻译经典，皇帝在禁宫内亲自问道。皇帝深感此道之正义和真实，下令传授于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出土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上有文字:"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效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 这几句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波斯教，唐太宗降旨准许了他们的请求，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反映当时唐朝在文化上包容万象的气度和自信。此外碑上还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因此后人读来并不觉得晦涩难懂，更像一篇精美的历史散文。

关于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除了景教碑外，还有 20世纪初敦煌石窟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汉文的景教写本。最近，2006年，洛阳发现了一件唐代的景教经幢。它们和景教碑一起，是基督教在唐代中国传播的有力物证。

这是以何尔谟复制碑为底本为美国耶鲁大学再度翻刻的复制品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景教碑的书写者吕秀岩的书法：秀丽天然，结体工整而不刻板，章法布局巧妙，似有唐初虞、褚之遗笔。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称：“秀岩书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秀逸遒劲，唐石之最佳者。”吕秀岩所在的时期正是盛唐结束而进入了中唐的时期，也正是颜真卿、徐浩为楷书领袖并影响广泛的时期，但吕秀岩并未受到颜、徐的染化，反而走着初唐“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楷法之路，只是结体已不如初唐的严谨，用笔也不如初唐的滋润，但在那个时期毕竟可以称得上是方严整饬（chì）的楷书高手，虽然名气并不显赫。吕秀岩并非著名书法家，也不是名流，“一定和景教有着密切联系，大胆猜测的话也许他就是个基督徒。”

“景”字的写法，关于唐《景教碑》中的“景”字问题，将上面的“日”写作“口”的情形的确甚少，通常在中古碑版与墓志等石刻文献中大都写作“景”，也有许多将中间部分的那个“口”字也写作“曰”。但如果要认为《景教碑》中的“景”字的写法是景教徒的发明甚或是景教文献的专有，恐怕未必尽然。虽然这种写法甚少，但也不是在此前绝对没有，比如南朝梁大同元年梁河东王萧誉撰《罗浮山铭》上的“修崖蔽景”的“景”字就是“口”字头，当然这块碑我感觉有唐以后人附会之嫌。另外，南朝宋永初二年《谢珫（chōng）墓志》中的“景”字似也是“口”字头。其他的例证因一时仓促而不便查找，不过还可找一点旁证，就是“得”字的写法，也有见将“曰”写作“口”的。这种情形恐怕是书者自己的习惯使然，加之南北朝隋唐之间的字样，别字、异体及讹字甚多，略无规范标准，甚或有部首移位互换者，在在常见，故《景教碑》的“景”字写法只能算是碑体字，而不能算是讹字，书者吕秀岩是否景教信徒，不得而知，那么他写的“景”字姑且就看作是他的书写习惯吧。当然这种写法的确是很少见的。尤其是此碑“景”字无疑是一个中心字眼，且出现了二十次之多，要说这是吕秀岩出于对景教的崇敬而刻意做如此写法，似乎也能牵强附会得上。无独有偶，晚于《景教碑》逾四十年的长庆三年(823)李素妻《卑失氏墓志》(藏省考古院)纪其六字名字皆有“景”字排行，学者认为其暗示了家族当与景教有关系，且“景”字的写法正好也都作“口”字头、“日”字腰，这似乎也可以称为一个景教信徒的旁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