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佛与道之用

乌台诗案使得苏轼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变化，诗人沦为边缘化的个体。官场的险恶，使得诗人政治热情有所减退，但依旧处在现实与自我的冲突中。被痛苦折磨着的苏轼，急需寻求心灵解脱，这种方式便是借助佛道思想，以佛禅“平常心”与老庄“逍遥心”淡化其一直以来秉持的仕宦心与世俗心，以期放下荣辱得失，忘却尘世烦忧，寻求内心安宁。

苏轼初到黄州寄住在城东南的定慧院，“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生活清苦，郁郁寡欢，在《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写道：“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他只能借酒消愁，还要警自己“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以免酒后失言。

为了消解落寞孤独之感，诗人吸取着佛道的处世观。佛家讲究的是“随缘”，人只有做到“苦乐随缘”“得失随缘”才能不受世间烦忧的侵扰，获得恒久的快乐；道家认为心无挂累，才能逍遥自由。前者强调的是“和”，即不在意外界变化；后者强调的都是“安”，用“无为”来应对外界变化。

（三）“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进与退之争

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归隐”一直是常见的主题，但他始终没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归隐。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在“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处于拿不起，放不下的境地。来到黄州后，诗人有过短暂的“归园田居”的生活，然而这种的矛盾心态也一直交替出现。元丰三年五月，在弟弟子由的护送下，苏轼的家小来到黄州，一家人终得团聚。

由于人口较多，无法继续住在定慧院，于是迁居到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家人的到来缓解了苏轼心中的矛盾与争斗，心态上平静了很多。而后作《迁居临皋亭》感叹自己像在天地间寄存于石磨上的一只蚂蚁，拼了命向右转，现实却与他背道而驰。道出个人力量的渺小，处境的无奈。一直以来诗人履行儒家“仁义之道”，可不曾想，竟然流落到了此般境地，更何谈仕宦心与进取心。

二、交游之欣喜

苏轼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喜交游唱和，他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4]，又仁爱诙谐，生平交友及其广泛，有文人士子，有平民百姓，更有道士高僧。而“诗案”的发生，使许多与苏轼交往密切的友人受到牵连，其中或远谪，或罚金。出京入黄时，“大多亲友避不相见”，诗人一方面深感人情冷暖，另一方面，愧疚于所累亲友，居黄期间，心灰意冷，痛自反省，整日闭门不出，不与人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身边又有了许多朋友，此期交游对象往往是黄州当地普通百姓，即“渔樵杂处”，诗歌中常见友人的深情厚谊，既弥足珍贵，又令人动容，表达了交游之欢欣，情感内核不见高昂驰骋，始终伴随淡淡的身世之感，其中黄州的潘丙、郭遘、古耕道三人，更是与诗人朝夕相伴。

潘丙科考考试一直未能得中，于是便放弃功名，以“沽酒”为生；郭遘为将门之后，于市集卖药；古耕道有豪侠气，诗人戏称他为侠士古押牙的子孙。苏轼流落此地，境况悲戚，“交

旧绝”之际，“三子独见存”，陪伴诗人度过难熬的时光，帮助诗人开垦东坡，这感激之情要溢于言表了。

除了“此三子”，苏轼黄州生涯中还有一位重要的朋友，即马正卿，他在得知诗人贬谪黄州，不远万里前来追随，见诗人“日以困匮”，糊口都成问题，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诗人争取到军中荒废的旧营地数十亩，用于开垦耕作，马生更是加入到垦荒的队伍中，与之同甘共苦。

在苏轼的生活中，友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友人的真诚陪伴，使得诗人在黄州暗淡地贬谪生涯出现一丝光亮，于落寞中亦见欢愉。因此苏轼在黄州诗歌创作中，常常抒写友谊，语意婉转，饱含深情，同时夹杂着难以释怀的身世之感。

三、苏轼黄州创作之“诗理”

（一）“万事如花不可期”——自然盛衰之理

“穷自然之理”是古代先贤重大的生命主题，他们认为人的生命形态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追求“物我合一”的生命观。苏轼在《答俞梏书》有“物固是有理”；《上曾丞相书》有“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诗人感受到大自然客观物象的运行规律，诗中所咏“山川、修竹、云烟、花草”，无不含“理”，并且由自然变化到感悟社会、人生规律。“自然之理”给予的启发，贯穿于诗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苏轼黄州时期的诗作经常阐发“春去花谢”之境况，由自然荣衰代谢，感悟到人事变化。花开花谢之轮回，年年如此，人的岁月却一去不复返，等来的只有“佳人老”。大自然在永恒周转，人类生命却无比短暂，况且人生一世，命途多舛，仅仅是“去年”到“今年”的变化，都让人恍惚不已，“万事如花不可期”。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每到春来，无力赏景，倒不如顺应这等自然荣衰，“收拾余香还畀昊”，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苏轼在黄州时喜爱吟咏海棠花，在另外一首《海棠》中更是写尽花与人的孤独，即：“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柔媚春风下，海棠花明艳夺目，簇拥热闹；到了夜晚，短暂的月光不久便转过回廊，照不到海棠花了，只得于孤独中无尽的等待；“只恐”写出了诗人不堪孤独的煎熬而生出的担忧、惊怯。“故烧高烛照红妆”诗人不忍海棠独自黯淡，欲与花彼此为伴，于是点亮烛光驱除长夜的黑暗。夜已深，人与花皆不寐，对于诗人来说，也暗含处地僻远，不遇君王之恩的寂寥处境。

（二）“自爱铿然曳杖声”——人生得失之理

苏轼在“失”中领悟人生之“得”，在“得”中淡化人生之“失”。“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失去了前程，失去了朋友，甚至是自由。一切像梦一般的消失，让他猝不及防。痛定思痛后，他渐渐领悟人生之“得”。这种“得”便是跳脱出他以往眼力可达的范围，对人生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也淡化人生之“失”苏轼在黄州闭门深居，人生境遇的变化，使其深陷思想困境之中，急于冲破这种思想桎梏，希求从佛学里获取人生解脱之道。

于是诗人大量研习佛教经书与禅宗典籍，用诗歌化的方式抒发其所得，佛禅中的故事、义理、语汇等等都被其信手拈来，化入诗中，形成苏轼黄州诗歌创作“诗理”的一方面。

结语：

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歌映射着诗人探索宇宙人生的历程。在炼狱般的痛苦煎熬中，诗人调试内心，转变人生目标，放下进取心、仕宦心，漫无目的，随遇去来。在诗歌创作中淡化“有为而作”的宗旨，信笔所言，抒写生活，皆真情流露。诗人流连于黄州山水景致，于自然中“体道”，本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信念，说着“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可以说苏轼在黄州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价值反省、构建的人格境界，超越了传统政治人格，趋向艺术化、审美化的境界，即“无忧亦无惧”的心灵境界，因而黄州时期便是诗人用广阔的哲学视野观照人生的起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