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应樑自幼生活在被少数民族包围的汉人社会中，自然对少数民族文化颇有理解，因而在大学虽选择了历史学专业，从事民族史领域的研究，但正史、民族史中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和介绍不能令他信服。他认为他所处的经验世界与书本世界不相契合：

“从书上所得的西南民族知识，可以说是益多涉猎而益搅不清楚，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

所以他才在上述所引用的话语中表示，他不敢以书本中的“夷族”作为自己追求的研究对象， 这样的一种学术困惑促使江应樑开始思考跨学科方法的问题。为突破他在方法上所遇到的这些问题，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在中国人类学界极富影响力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继续深造，从此与人类学结下终生的缘分。在江应樑的眼里：

“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著名教授的倡导经营，有着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中寻取的新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歧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小圈子里。这个决定，想不到也决定了我这十余年来——也许是终生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山大学是西方人类学传入最早和发展较好的高校之一，素有西南边地研究的传统，即使在战火纷飞情势危急的年月，中山大学对西南边地的研究也从未间断。早在1927年，中山大学就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为巩固垂危的边地，开化西南，复兴中华民族， 1932年专门成立“西南研究会”，是时大师云集，学术观点争鸣不断。其学术研究奠基人杨成志先生更是别具一格，长期致力于推动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人类学民族学思想在中山大学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和融通，所以从一开始中山大学人类学就非常注重国内外人类学基本理论与田野调查的学科训练，主张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跨学科之间的紧密合作，强调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解释中国材料。 显然，江应樑选择中山大学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大有这样的西南研究的历史传统和跨学科合作的浓烈氛围。

江应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组学习期间，就跟随杨成志先生为民族国家建设之需要，展开密集而又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广东、海南、广西、云南等省份，涉及到瑶族、黎族、夷族、傣族（摆夷）、汉族、纳西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从当时他的田野经历和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江应樑在中山大学的多学科方法训练，尤其是田野调查方法训练是非常到位的，所以杨成志才将他看成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1938年，江应樑凭借《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文通过答辩，并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 1939年 3月到 1940年 8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徵江（今澄江，作者注），在这里，杨成志、江应樑等诸位先生又展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研工作。 1940年 8月，中山大学又迁回广东东昌县坪石镇，而江应樑受杨成志嘱托，继续留在云南开展边地研究和参与当时教育部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教授工作。 1947年江应樑返回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 1948年 10月，受云南大学所请，聘为社会学系教授，后来院系调整，转入历史系成为中国民族史教授，从此留在了云南大学工作直至去世。

三、江应樑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内容及学术实践

（一）从西南社会到“西南学”说起

江应樑一生的学术思考植根于西南社会，他认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民族之数量，恐及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之地域，则散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诸省，此诸省固皆国家边防重镇，物产富饶之区，以如是广大之主要之区域，散居如是众多之未开化民族，对国家关系之重要，不言可喻。”

“中国是一个民族调查对象的宝库，尤其是西南边省各地，其境内拥有若干原始的半原始的古代民族的残遗，在这种残遗里，可以给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科学上伟大的发现，是以西南民族四字，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科学名词，而对西南民族的调查与研究，也差不多成为了一种新的专门学问”。

然而，在江应樑看来，当时国人对西南的认识和研究存在很大局限：

“十年前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朋辈，大家都苦于没有机会深入边区去实际工作，由于抗战使大家迁到西南诸省，遂了好多有志者的实地研究心愿，于是这一边疆的学术宝藏，十年内被发掘了不少，只可惜除了部分的写作散碎见于各种刊物报纸上外，有系统的学术性著作。迄今出版者不过一二册。”

为激励更多有志之士到西南社会展开研究，扩大西南研究的影响力和创造力，以服务于西南边地开发。江应樑在其好友岑家梧先生的鼓励下，借鉴陈序经、杨成志关于西南边地研究的一些经验，依凭自身的学识和实践经验撰写了《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一文，并在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编的《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十二和第十三期连载，后又发表于 1949年 1月 15日的《社会学报》第 2卷。在该文中他强调：

“‘西南学’不仅只‘西南边疆’，而是整个西南区域内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今后凡研究西南诸省区域内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专门学问，凡属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实在可以给他一个专门名词，称之为‘西南学’”。

从《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十二期、十三期和《社会学报》再版情况来看，说明该篇文章在当时的学界确实引起了不小轰动。“西南学”概念的提出是江应樑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就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作了一次新的概括和提炼。[9]这一概念蕴含着江应樑跨学科方法实践的重要主张和研究立场，即西南民族研究仅凭一个学科之力、一家之言、一派所承，是远远不够的，必借助于各个学科之方法才能达到对西南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但令人遗憾的是，“西南学”这一学术主张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阐发。

（二）立场与主张：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

民国时期，学界对西南的认知是：西南边疆民族情势复杂，交通不便，各个“部族”割据山头，独霸一方；各“部族”间，甚至同一“部族”内部常兵刃相见；“先进文化”与“原始文化”并存，文化极为多元，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但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外来学者难以进入，对其的了解也是浅尝辄止，而历史文献中对其的介绍也是谬误丛丛，江应樑说道：

“国人对西南民族既一贯的有着一个错误的歧视心理，而历代史学家对苗蛮民族的记载，亦不免全出于主观的偏见，以轻薄的、鄙视的、视同禽兽的态度来记载西南民族。此种谬误的主观记载，怎能据以研究西南民族之实相。”

故此，江应樑认为只有展开扎实的实地调查才能拨开这云雾缭绕裹挟着的西南世界，廓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谬误，于是田野调查就成为江应樑一生用于深入西南社会展开研究的主要方法。李景汉先生曾看完江应樑《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一文，这样评价他：

江应樑是中山大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学者中继杨成志之后，又一个下定决心，抱定牺牲的精神，最后赴凉山这一神秘的区域去探险的学者。在抗战之前，“深入民间”进行“实际社会调查”等口号已引起国人的注意，所开展的研究却多只限于沿海省份，而空前严重的国难使许多人来到内地和边疆，于是“开发边地”、“考察边疆社会”的呼声又成为时髦的口号了，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学者只是说得多，做得少，“多问雷声，少见下雨”。对于像江教授这样深入不毛之地，埋头苦干的人，在今日实在不多，像他这样有丰富实地考察经验的人，尤其不可多得。

从梳理江应樑实地调查时间、涉及到的民族、调查报告和西南边地开发方案数量来看，李景汉先生对江应樑的评价是中肯的。正因为实地调查在江应樑的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所以他对田野调查的认识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民族调查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学问，综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诸种学科混合运用而成的。而民族调查的贡献，也不是单纯的而是对以上诸种科学都可以发生功果的。因此，民族调查在今日已普遍地位中外学者所重视。”

江应樑将田野调查看成是诸多学科融合产生的结果，表明在他的学术思想中，田野调查是超越学科界限，又是其跨学科思想生产和融合的实践场域，它是整个人文社科所共有的一种思想和实践方法，因而它回答的问题应该是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来的问题，而非某一个学科局部的问题。应该说这样一种认识是江应樑对跨学科方法实践的一次重要总结。

然而，于江应樑来说，田野调查固然重要，但历史文献在本质上有着田野调查不可替代的优点：

“本人乃认为向西南民族集团中作实际之调查，实为研究本题之唯一方法。但也并非全不要书本上之记载，大概关于民族历史的演变部分，便不得不以历代史书的记载作主要的资料，而以倾向各民族间访问所得者作副要史料。”

历史史料和民间访谈资料于江应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佐证材料。对此，他在史料收集这一块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凡他所翻阅涉及到西南民族史料的，都随手将其资料勾画出来，做成提要，并将所摘录资料编辑为《二十四史中有关云南史料提要》一文。足以可见他对历史文献的重视。他的第一个女弟子方慧教授这样回忆她的这位老师：

“我的老师江先生非常注重文献的收集和分析，我当时的研究江先生就给我列了100本史料文献学的书、西南民族研究的100本历史文献，我当时做了几千张卡片，有微小的错误他就能够指出。”

由此可见，江应樑不仅重视民族学田野调查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而且也非常重视历史文献、民间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

（三）格局与视野：比较与区域方法

江应樑将有记录而无比较的研究看作是民族志，而将有比较有记录的视为民族学。比较方法蕴含着区域研究的视野，以及对人类普遍规律和共通性的认识论主张，亦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的价值立场。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区域视野一直贯穿于江应樑一生的学术历程。这样一种跨学科方法实践使得江应樑较少从单一的孤立的问题和事实从事学术研究。

从他的学术论著来看，江应樑的比较方法主要表现为历史文献文本、口述历史与现实“文本”之比较、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前后比较，在这一点上，他的傣族史研究最能说明他这一研究方法，又如在他《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一文中所呈现的重要内容就可窥见一斑：

“云南西部住居民族，尤其汉民族以外之夷蛮为考察之主要对象，因不待言，惟民族志考察，亦含了有下列诸方面。从横的方面言，所考察者为：1.种族及族系间的关系；2.与当地汉民族之关系；在纵的方面，所考察者为：1.夷民族与汉民族同化之史的观察；2.汉民族移植史考。”

在这样的视野下，他写出了《云南西部边疆汉人与山头民族》一文。在该文中，江应樑就西部边疆的汉人之性质、职业之状况、汉人与山头民族之关系作了概述性的描述和解释。由此比较延展而来的是他对区域关系比较的重视，他将西南的研究不但放入中国华北、华南及西北展开比较，而且也置入整个东南亚的关系体系中展开讨论，如“西南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其背后就是将西南作为一种区域方法而提出来的，它蕴含着江应樑先生如何看西南、怎么研究西南的方法论主张。他认为西南是多种文化交织并融、层次又极为分明的西南社会：

广东代表的由中国本位形态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区域；以四川为代表的保有秦汉以来中国农村典型的社会形态；以滇、黔、川、康、藏等西南边疆地带为代表的原始多种型社会。

江应樑“西南学”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赋予四川在西南社会中以独特的位置和意义 。这一点是他与陈序经、杨成志两位先生对西南认识的差异所在。正是这一差异赋予了江应樑“西南学”这一概念以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一，他的“西南学”概念对西南社会的认知包含着多层次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世界，这与陈序经等所认识的西南社会是“先进”与“原始”二元结构构成的西南不同，它更富张力和体系性。其二，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西南的研究就不是单一的个体性族群研究，而必定是关系体的比较与区域研究，而关系体比较研究必然采取跨学科方法实践。 因此，他才从中国整体性立场看西南的开发和研究，以及基于西南研究经验将“田野调查”看成是诸多学科融合产生的功果。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最终选择傣族史作为他一生要完成的事业的重要原因。

（四）兴趣与旨趣：影像记录与博物馆学方法的运用

影像记录和博物馆学方法也在江应樑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他深刻地感受到，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了解和研究，文字书写与影像展示有着不同的文化感官和真相。用不同方法和不同的角度展示一个民族，才能全方位呈现该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在学术上方便作变迁研究，在实际中有利益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少数民族文化丰富性的展现。

在1948年写成的《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一文中，江应樑特别强调：

“要大量搜罗的民族地区民俗品，以供陈列研究，并尽量采用摄影工具，将各夷民间生活实况、风俗信仰、生活工具、工艺制作品、特殊事物，并古迹、史迹均分别拍摄照片，使其生活实相得明确之表露。”

在《这一次展览》一文中，江应樑又言：

“国人对西南边民一向以野蛮视之，都以为边地里无文化可言，然而事实上，请看我们展出的物品中。他们的工艺，他们的制作，其精妙有时是为汉人所不及的。”

在这样的方法论主张下，江应樑无论置身于何地，随身都携带摄影机，随时随地的拍摄，并及时的整理和分析。据江应樑的儿子江晓林介绍，他父亲的个人收藏就有500多张。江晓林为继承和发扬父亲的学术思想，由他撰文并补图，出版了他父亲江应樑拍摄的照片图集，书名为《诸族图说：滇西土司区》；德宏州政府为表达江应樑先生对傣族文化所做的贡献，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名字就命名为“江应樑傣族博物馆”，可以说，这是对他学术研究和跨学科方法实践最好的诠释和体现。此外，他所征集到的民族文物和拍摄的照片，还在广州和香港等地区公开展出，受到各界一致的好评，为外界重新认识西南打开另一扇窗口。

从今天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建设发展来看，江应樑博物馆学与影像记录方法的运用为今天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归途与意义：学术与政治相统一

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抱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学人共有的品质和历史使命，江应樑亦是如此。江应樑一生都没有留过洋，这是那个时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人，但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西南民族研究当中，也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这一成就应该是与他将西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关系、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切身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他认为，他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之目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开化西南，服务于中华民族之复兴，所以他治学的思想就是经世致用。

在他报考中山大学所撰写的《西南民族研究计划》一文，就开宗明义的写道：

“今日言救中国者，莫不谓根本决策在复兴中国民族，但欲求民族之复兴，首须彻底了解民族中各个体之现实状况，进而谋解除各个体间的隔膜，使统一于一个目标，使可与言复兴之道。西南民族其数不算少，与国人之隔膜却最深，国人对其生活实相之了解亦及模糊，故对西南民族作实际之研究，实即复兴中华民族之初步切要工作。”

在《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一文中，江应樑就指陈：

“云南民族考察计划，一方面在求得学术上之实证，一方面即可作国家开化边民的资考。”

在《边政研究工作在云南》一文中，江应樑认为：

“云南边疆之不谋开发，对于抗战建国影响极大，而过去边疆之未被开发，边民之被歧视，实由政治设置欠周，因呈准于民政厅内设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罗致专门人才，设计计划。”

为了确实推进这项工作，他曾建议把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移到边区去，他这样说道：

“我们大家都抱着一个实际去做的野心，在时机成熟时，准备把委员会移殖到边区，实际去执行一个方案，把理论与实际配合起来，把研究与实行相辅相成并行，或者有所成绩贡献给社会。”

在《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一文中，他说：

“从边官的作为上，取得了边民的信仰，然后以政治为推动力，配合着经济的开发与教育文化的倡导，使西南边疆从‘不毛’之区变为膏腴锦绣，使新安边民；为着边疆国防的安全和国家民族的进步，我们热烈地盼望政府对西南边疆有一个妥善的政策。”

民国时期，江应樑当过普洱道车里县的县长，1943 年秋出任云南省边政设计委员会主任，积极参与云南省政府制定开发少数民族各种方案。如“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沿边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这些开发方案至今对中国西南扶贫开发事业依然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说，他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政策相结合的实践为民族学人类学怎样处理学术与政治之关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四、江应樑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学科建设实践

20世纪 8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恢复与重建时期，云南大学作为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人类学民族学重建工作迅速提上日程。江应樑作为当时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等学科代表人物，主导了筹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的重建工作，并任所长。

江应樑一上任，便对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发展的前景作了新的构想和规划。首先，他将人类学民族史发展置于云南大学文科发展的全局中进行规划，他着重提出，云南大学文科发展的重点在于民族学民族史。按照他的构想，将民族史与民族学相结合建构完善的学科体系既是云南大学文科体系建设发展的出发点，也是云南大学文科群立于不败之地的落脚点，他说：

“两年前我曾倡议民族史和民族学结合起来，近来各地学者已经普遍地认为民族史和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结合，是一条宽广的学术道路，我校是有这样的条件的。”

为推动民族学与民族史相结合的学科建设，他在《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结合》一文中，专门就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之理由、必要性等进行详尽地论述。在他看来：

在早期，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与民族史的关系不大。但后来，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了，除了研究人类种属及其演变外，还要研究由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社会及文化。要研究人类并人们在各个阶段创造出来的文化，那么就涉及到历史的范畴，这样民族史就与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一致了，错综复杂，很难划分其边界。

其次，试图平衡云南大学民族学与民族史之间隐藏的“权力关系”。据悉，在江应樑试图将民族学与民族史融成一团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利于学科之间的合作，这一问题在他致函云南大学校长赵季的一封信中所反映了出来：

“文科重点放在历史系的民族史，是正确的。但要注意不要把力量分散了，不要多鼓励各人组成队伍，造成各据山头之势，要千方百计的把不能合作因素消灭掉，扭成一股绳，才可以发挥出力量。我相信这样伟大的党不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江应樑为解决这一问题确实费了一些力气，并意识到如果不消除两个学科内部的这种隔膜，云南大学的民族学是不能发挥所长的。为此，他向云大校长致函了这封信。

在实际的教学与科研层面，他努力调整和平衡两个学科课程体系的分配比例。比如针对当时云学民族史课程较多，而人类学方面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人才队伍薄弱等问题，他有意鼓励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年轻教师参与到教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中来，并激励他们依凭自身的学识和兴趣多开一些跨学科课程。在他积极的推动下，西南边疆研究所开设了多门有关历史地理、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课，平衡了民族史、民族学等课程量不相协调的境况。何耀华先生回忆说：

“ 江先生是第一个中国民族史博士导师，后是尤中先生。在他任边疆所主任时，就极力推动人类学与民族史的结合研究，他对西南的研究是民族和历史的研究而不是民族历史研究。”

最后，主张云南大学文科训练的基本方法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江应樑意识到，要打破民族学与民族史之间的学科壁垒，势必将民族学田野调查作为整个云南大学文科建设的核心项目加以推进。他认为：

“我校文科要办出特色，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是把民族调查作为西边所培养人才的重点工作。我建议学校要有一笔专用经费，每年有计划派人出去调查，并经常地有计划地搜集民俗品及文献资料，以备将来成立民族博物馆之用。将来有条件时，在少数民族地区选一两个点建立工作站，经常轮流驻站上作深入调查，这样可能有所发现。二是成立民族品陈列室（或民族博物馆）。三是建立民族图书室，完备的搜集各民族文献资料（汉文集少数民族文字）。”

江应樑将民族学田野调查作为文科训练的基本方法在他任职期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从今天云南大学学科建设发展的方向来看，江应樑跨学科的学科建设无疑为今天云南大学民族学的良好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充分体现了他跨学科思想的前瞻性。

今年是江应樑先生诞辰110周年，撰写此文以缅怀江先生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在今天中国人文社科发展和走向世界面临巨大挑战与机遇之情势下，依靠一个学科、一种方法和单一思维去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已显得捉襟见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寻求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合作，整合不同学科的资源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够服务于社会，发展自身的最终落脚点。在新时代，人类学民族学如何运用跨学科方法，加强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学术智慧是我们肩负的学术使命。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引用请参阅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