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八月，明英宗与王振率军25万御驾亲征，却因不谙战事在土木堡被也先包围，最后全部覆灭，王振被杀，随行的文武高官50多人尽皆殉职，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虏，沦为阶下囚。消息传回京城，朝堂震惊。为了赎回英宗，孙太后和钱皇后装了整整八大车的金银珠宝，送给也先。也先把财宝全部收下，却拒绝释放英宗。他的胃口，岂是八车财宝能装得下的，他要的是大明的天下。他挥师南下，直指京师。

明英宗与王振率军25万御驾亲征

面对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大明朝廷人心惶惶。翰林院侍讲徐珵扬言星象有变，劝监国朱祁钰迁都南京。人们纷纷附和。在他们看来，迁都到了南方，还可安享富贵，又何必死战呢？就在朱祁钰犹豫不决时，一个人站出来厉声喝道：“胆敢提议迁都的人，应该立即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我们走了，大明的江山就完了！南宋的教训你们都忘了吗？”（“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怒斥南迁派

众人都把目光望向说话的人，那个两袖清风、铁骨铮铮的男人：于谦。

1398年，于谦出生在杭州钱塘县一个大户之家。自幼年起，于谦就有着非凡的气质。七岁那年，一个僧人见到他的样貌，惊呼道，此人未来必是救时宰相。这个故事虽然有传说的成分，但于谦确实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明代的教育对于思想的钳制很严重，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不过于谦就不拘泥于课本之中。学习之余，他常去读其他古人的作品。苏轼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苏轼在杭州可谓家喻户晓，他在任期间，为杭州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苏轼爱民如子、兼济天下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于谦。此外，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也是他崇拜的人物。他们救国救民的经历让年少的于谦热血沸腾，他读到兴头上，就提笔作诗，将对英雄的钦佩抒发纸上。在迂腐、死板的教学环境中，于谦通过这些课外的“浸染”，不但通兵法，懂谋略，还练就了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品格：正直、孤傲又坚定。20岁那年，血气方刚的他为了表明心迹，写下了那首传颂至今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人生之后的40年，都在践行着这短短的28个字。

于谦24岁考中了进士，不久后，他因出使湖广有功而被明宣宗朱瞻基和重臣杨士奇赏识，此后便被一直委以重任。于谦30岁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是下到地方抓纪律问题的。这个官虽只有7品，但却要管许多比自己大得多的官员，并不太好当。而于谦要去的江西，地头蛇十分猖獗，尤其是宁王朱权，仗着皇亲的身份，在江西大搞土地兼并，对农民商贩巧取豪夺。谁要是敢反抗，立刻就会被拖到王府里活活打死。当地官员，也大搞腐败，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以往的监察御史为了明哲保身，都不敢如实上报，就只粉饰太平，敷衍了事。

但于谦却不打算“装聋作哑”。“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歧在抚巡”。如果不把这些“豺狼”清除，他又有何颜立于世间呢？于谦将江西官场的种种乱象，一一具表向皇上反馈，丝毫“不留情面”。即便是权势熏天的宁王府，于谦也敢“得罪”。他将20多个犯法的宁王下属绳之以法，还树碑立威，以儆效尤。另一面，他又清理积案，平反冤狱，使数百名无辜百姓重获自由。他时常走访民间，发现官府施政不善之处，就立刻加以纠正。在于谦的整饬下，江西的官场风气有了极大的改善。

于谦在江西任满后，又到陕西担任监察御史，惩办了一批不法官员。于谦的工作让朱瞻基非常满意，在陕西任期结束后的1430年，朱瞻基将于谦由七品监察御史直接提拔到正三品兵部右侍郎，代天子巡抚河南、山西两地，成为两省实际的最高领导者。从一个县级官一跃成为掌握两省的大员，于谦的升迁之快放眼整个中国史都是罕见的。不过，更高的官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等待着于谦的，将会是更加繁重而又漫长的旅途。

朱瞻基让于谦当晋、豫两地的封疆大吏，不是为了让他去享清福的。就在同一年，大明多地出现天灾，饥荒随之而来，尤以晋、豫两省最严重。于谦的任务，是要安抚两地百姓，避免灾情激起民变。

于谦到任后，发觉情况比预想中要糟糕得多。河南在夏秋两季，黄河洪水泛滥，耕地被淹没，而山西刚好相反，在冬春时节雪灾、寒潮不断，粮食青黄不接。于谦不得不在夏秋季留在河南，而冬春又赶往山西，这就需要一年两度翻越两省交界的太行山。太行山道路崎岖，于谦只靠一匹瘦马在其间穿梭，一趟就是一个多月。路途上还常遭遇恶劣的天气。冬天去山西，要忍受“三晋冲寒到”的冷风刺骨，夏季回河南，又要顶住“中州冒暑回”的骄阳似火。这在常人看来实在难以承受，但于谦却毫不在意，每年往返，从不耽误。旅途是很苦，但比起两省百姓遭遇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谦的足迹踏遍了两省的各个角落，哪个县出现灾情了，他就会火速赶到，一面开仓赈灾，一面又向朝廷请求免去该地的赋税。于谦还创立了一套平粜制度，在丰年低价买入储存，在灾年再以同等低价卖给百姓，缓解饥荒。此外，他又设立了一套贷粮制度，规定每年三月初各县登记缺粮户数，发放救济粮，等到秋收时再还给官仓。如果民户无力偿还的，就由官府设法补足。针对流民问题，他责令各县不要驱逐他们，而是设法给予土地，让其安顿下来。一些无主的闲地被分配给了流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开仓赈灾

经过于谦的一番治理，晋、豫两省的民生大为改善。于谦在百姓中威望极高，人们都给他建生祠堂，奉若神明。据说，有一次于谦赶路遇到了强盗，但他们得知来人是于谦后，竟主动退走，给于谦让路。人们早就把于谦看成了大救星。

可他们不会想到的是，不久后，他们也成了于谦的救命恩人。

就在于谦奔走于晋豫大地时，京城发生了大的变化。朱瞻基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由于朱祁镇偏信太监王振，使得王振的势力急剧膨胀。早期，还有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等一众老臣抗衡，但随着三杨的相继隐退，朝廷几乎变成了王振一人的舞台。王振擅政弄权、贪得无厌，地方官员来京述职，都必须备厚礼巴结他，才可能得到升迁的机会。

朱祁镇偏信太监王振

然而，于谦就不买他的账。尽管已经当了十多年官，见识过了官场百态，但于谦却始终没有学会“圆滑”和“谄媚”。当有人劝他要送一些土特产给王振时，于谦举起双袖，付之一笑道：“吾惟有清风而已。”于谦的孤傲惹恼了王振，文武百官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独独于谦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如何能受得了？王振怀恨在心，准备陷害于谦。1441年，于谦回京时请求皇上能把自己调回京城，方便他侍奉年迈的父母。他举荐了能够接替他管理晋豫的人才。在以孝治天下的明朝，这种请求无可厚非，但王振就以此为由，诬陷于谦是因久久未能升迁心怀不满，就擅自举荐他人，违背了人臣之礼，将他下了大狱，要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