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黄豁

　　美国现代新闻之父普利策曾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老师引用的这句话使我定格了心目中优秀记者的形象——手持望远镜，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毕业进入新华社云南分社后，老记者常常教诲：“除写通稿外，年轻人要多琢磨给《瞭望》写稿，才能成为有思想的记者！”

　　于是，每期《瞭望》我都认真研读，觉得真是刊如其名，有高度、有深度、有锐度，既有学术的思想性与前瞻性，又有新闻的敏锐性与现实性，纵论天下大势，直击前沿话题，如同一名“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我想为《瞭望》写稿却总觉无从下手，要么是觉得题材不够“格”，要么是觉得问题不够“深”。直到工作三年后的2000年，对云南省情及新闻采写有了一定积累，我才试着向《瞭望》投出了第一篇调查性报道《救救滇池》。

　　滇池，是云南昆明的母亲湖。“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清代文人孙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中，开篇就展示了滇池震撼人心的壮丽景色。但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五百里滇池”已缩小到300平方公里，而且污染严重，水质低于劣Ⅴ类，成为我国需要重点治理的“三大湖泊”之首。尤其让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国家投入40多亿元治理滇池污染，但收效甚微，如泥牛入海。在那个时候，投40亿元治理一个湖泊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当时我国投资最大的湖泊环境治理工程。

　　“投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见效果？滇池污染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当时很多昆明市民乃至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困惑，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我和同事陈明昆都是刚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决定啃一啃这个大题目。我们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走访相关部门、环保专家及农村，乘船进入滇池采取水样，沿着滇池周边的县与乡镇采访调研，实地环滇池走了一圈，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各种垃圾、污水、农药化肥的最终归宿都是滇池，人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又无可奈何。

　　稿件传到《瞭望》编辑部后，很快我就接到了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刘敬怀的电话，他觉得稿件选题不错，对我们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年轻人鼓励有加，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稿件刊发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云南省引起了震动。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有关部门根据文章反映的问题“逐条研究解决措施”，进一步加大滇池治污的力度，云南省政府专门召开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会议，并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第一次召开专题系统研究高原湖泊治理问题的会议。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采写的稿件还是比较稚嫩，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指导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响力，才推动了滇池乃至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进程。作为记者，我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新闻报道带来的影响力和成就感，第一次给《瞭望》写稿就拿了个好稿，由此信心大增，逐渐成了《瞭望》的“铁杆”。一有好选题、有好线索，首先想到与编辑部沟通，编辑部有想法，也直接指挥我们。

　　此后，《瞭望》成为我业务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不论是破格晋升职称，还是后来获评“新华社十佳记者”，每当自己总结业务成绩时，拿得出手的公开代表作几乎都是《瞭望》的稿件。或者说，在我23年的从业生涯中，最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冲击力的文章都出自《瞭望》，不少还是编辑部“逼”出来、“救”出来的。

　　进入21世纪初期后，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关键发展阶段，随着改革由“普遍受益期”过渡为“利益调整期”，群体利益冲突渐成为“社会常态”，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

　　21世纪头十年间，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基层党委政府处置失当，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那短短几年间，我亲历了多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回访调研了全国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包括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四川“广安事件”、湖北“黄石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事件。同时，还多次被总社抽调参加有关社会转型、社会矛盾的全国调研，从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社会阶层分析，到公权与私权博弈趋势特点，公共知识分子和民间“意见领袖”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发展规律和演进研究，触碰的都是当时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作为一个记者，我有幸站到了时代的前沿，有机会瞭望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瞭望》恰好成了推动我调查研究，“倒逼”我深入思考、钻研社会问题的最佳平台。那段时间，《瞭望》副总编辑汤华与我们几个关注社会问题的分社记者密切联系，及时了解我们在采访一线发现的新情况、新趋势，有时电话一打就一两个小时，交流思想，互相启发，碰撞出不少火花，“逼”出了很多好选题。从“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体制性迟钝的风险”到“消解阶层固化隐忧”“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等等，都引发了强烈反响乃至社会学界的关注。连续几年，《瞭望》都让我和另外几名分社记者以对谈的方式，对来年的社会走势及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虽然是一家之言，但都是来自一线的观察与思考，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瞭望》编辑部有“胆”有“识”，敢于触碰敏感话题，又能把握时度效，充分体现了挺立船头“瞭望者”的胆识与眼界。

　　2008年，有感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情况通报中给群众正常诉求乱扣帽子，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动辄指斥“群众不明真相”，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我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好好批评一下地方干部这种脱离时代的“阶级斗争”思维和“倒打一耙”的话语霸权。带着几分激愤的情绪，我在办公室一挥而就四千多字的评论《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写完觉得酣畅淋漓，犹如出了一口恶气。

　　第二天静下来再看一遍稿子，觉得火力很猛，正中要害，自己十分满意，但唯行文过于尖锐犀利，嬉笑怒骂，恐难有编辑部敢刊发。思来想去，我发给了《瞭望》副总编辑汤华，想着汤总素来爱好稿如命，“艺高人胆大”，或有刊发的可能。很快，时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给我来电话，开口就调侃说：“老弟，谁把你气成这样啊？文章好是好，但是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你的愤怒了，就差直接骂娘了，这样发肯定不行啊。”

　　他和汤总反复商量后，认为稿件有锐度，但需要去除掉一些偏激的情绪，“你就不管了，我和汤总来改改试试，说不定还能救。”听了他的意见，我心里七上八下，自己又看了几遍稿件，觉得修改起来很难，“救”回来的希望渺茫。

　　大约一周之后，忽然有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你最近这篇文章真是写得痛快啊，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直接戳到了很多官员痛处。”我才知道，最新一期《瞭望》已将这篇《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刊登出来了，并迅速成为网络热文。全国有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不少媒体还就这篇评论继续追加评论，对群体性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说法进行批驳，形成了一波小高潮。

　　不仅如此，海外媒体也大量转载。BBC转载了这篇评论，并评论说：“本周，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周刊记者黄豁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地方官员对抗议、罢工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的习惯性描述，并呼吁进行改革以纠正处理此类事件时广泛存在的‘失职’行为。”

　　我认真阅读稿件后发现，《瞭望》编辑部的汤华等才是这篇稿件的“幕后英雄”。他们对稿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既保留了原稿的思想锐度和语言风格，又去除了原稿情绪化的东西，显得理性客观，又锋芒毕露，体现了编辑过人的功底。可以说，他们不仅“救”回了稿子，还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使其被评为当年的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单独一人署名的新华社“社级好稿”。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很多传统报刊难以为继，视频化、娱乐化、简单化的新闻以及自媒体更受用户欢迎，抱着手机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快餐式的“浅阅读”。而有思想、有深度的硬新闻却明显“供给不足”，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呈几何级增长，甚至有信息“过载”的趋势，但洞穿迷雾、直击核心、让读者豁然开朗的报道却少之又少。所以，越是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越需要挺立船头的“瞭望者”。

　　我相信，四十不惑的《瞭望》能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