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说:“没有最终的成功, 也没有致命的失败, 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就像康德所说的, 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 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穆勒告诉我们，越是能够体现人的尊严的快乐就是越高级的快乐。 人的本性喜好拉帮结派, 甚至不惜“互拉仇恨”, 其中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恋。 当生命中缺乏一个终极的敬仰对象, 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置于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 形成无法抑制的自恋。 爱“人类”, 却不爱具体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人类是抽象的, 并无具体的对象, 无须投入真心, 收放自如, 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 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 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 可爱之人, 人皆爱之, 这种爱不过是自恋的一种表现形式。你欣赏他人的可爱之处, 你不过是把对自己的爱投放在他人的身上。然而, 只有当你在不可爱之人中看到值得爱的地方, 你才能慢慢地走出自恋。 我始终铭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名言: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 把人类带入了人间地狱。 唯有真理的光照, 才能学会谦卑, 走出自我的偏狭, 从而自由而不放纵, 独立而不狂狷, 尽责而不懈怠。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我们很容易对他人的动机作出恶意的评价, 严于律他、宽于律己是人之本性。批评他人可以让我们轻易地掩盖自己的道德丑陋, 从容地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 每当想对他人的动机作出恶意的评价, 我们要先有一个代入——去想一想在类似的情况下, 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否会比他人更高尚。 岳飞的冤屈告诉我们, 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 如培根所言, 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 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 历史已经, 而且还将继续告诫我们, 国家权力绝不是完美无瑕的, 刑法也不应成为统治者任意操控的工具。刑法要追求公平和正义, 而不能唯权力马首是瞻。法律是对世俗社会的诫命, 它要约束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切权力。在这个意义上, 不是法律匍匐于权力之下, 而是权力在法律之下俯首称臣。 正是基于刑法的双重使命, 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既要惩罚犯罪, 又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力。 哈佛大学教授德肖维茨说: “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 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 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诚然, 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 当人的心为仇恨所奴役, 他的肉体也必然被外在的强权所奴役。 我们求学问道,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就是为了走出我们基于地域、血统、国族所形成的偏见。 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说: “不被限制的权力倾向于腐化那些拥有它之人的灵魂。” 阿克顿勋爵的至理名言: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 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历史似乎给我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接受教训。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告诉我们: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 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 纵使宇宙毁灭了他, 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 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 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思想,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马克思曾不无激情地指出: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 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我是一个幽默的人, 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 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 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 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 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 就是官方的色彩! 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 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 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 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密尔在其大作《论自由》中, 曾激动地指出: “作为一个思想家, 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知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的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 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 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中, 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无行为, 无犯罪, 这是惩罚的底线。 晏子: 刑杀不辜, 谓之贼, 国之大忌。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再提醒人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 并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悖论, 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 民主将会被其自身所摧毁。但是, 托氏很高兴地发现, 在美国, 对抗这种问题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人的规则意识与保守精神。 唐朝魏征说的:“憎者唯见其恶, 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 所宜详慎。” 西谚有云: “地狱之路搭建了人类构建天堂的砖瓦, 永远不要期待在世俗社会出现绝对的正义。” 爱因斯坦说: “终将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是我们内心的邪恶力量。” 加尔文说,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 法治的根本前提就是对人类内心这种幽暗势力的预设。拥有的权力越大, 破坏的能力越强, 因此权力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历史学家布鲁斯·雪莱告诉我们: “时间是一种细察和检验人类成就的方式, 人们设计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多少世纪以来, 人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秩序是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秩序。他们为之奋战, 因为他们深信这个世俗的特定组织一旦崩溃, 他们的今生和来世的生命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时间之河, 漂满了社会和政治的废弃物: 城邦帝国、专制统治和君主……最初看似非常有价值的制度最终坍塌为废墟, 因为时间自身使瑕疵显现……归根结底, 因为在时间过程中, 正是人类的本性将美善的事物转为弊端,所以正是人类本性中的瑕疵受到了审判。” 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说: “纵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动者却袖手旁观, 知情者却无动于衷, 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 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人类三种事情无法避免, 一是苦难, 二是死亡, 三是邪恶。 霍金警告人类, 人性本身的邪恶会借助人工智能毁灭人类。他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我们自身的弱点, 即贪婪和愚蠢。 “启蒙运动, 是人类从自己加给自己的监护状态下解放出来。监护状态, 就是没有他人的引导, 人就没有能力应用他的理智——要敢于认识! 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 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 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虚荣, 无疑是我最爱的罪。” 苏格拉底所说的“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开启智慧的大门”。 中国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但这些问题出在哪儿呢? 有的人说在制度, 有的人说在国民性, 但很少有人说: 在我! 墓碑上, 刻着这样的话: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 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 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我将目光缩短了些, 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以后, 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 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 这也不可能。 当我现在躺在床上, 行将就木时, 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 然后作为一个榜样, 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而, 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要想改变世界, 你必须从改变你自己开始。要想撬起世界, 你必须把支点选在自己的心灵上。 我邀请大家,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从改变自己开始, 改变这个社会。 马丁路德金：我们必须接受失望, 因为失望是有限的, 但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希望, 因为希望是无限的。 法治永远的命题是对权力的高度警惕, 而法家的本质则是对权力的极端崇拜。法家好重刑, 严刑峻法, 残酷寡恩, 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法律”只是权力的工具, 权力永远在“法律”之上。但法治却拒绝一蹴而就的高歌猛进, 它本着对权力深深地不信任, 认为一切权力都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为了公义宁可牺牲效率。 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诫人们: “我们唯一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这种难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毫无道理的恐惧,麻痹人的意志, 使人们不去进行必要的努力, 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阿西西的方济各告诉我们: 不要活在所有的事情都能事先安排好的幻觉里。最重要的事常常在没有令人焦虑的计划中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