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发展

唐正东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摘要：准确地抓住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尤其是在社会矛盾维度上所具有的不断发展性和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基本特征，使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不是简单地借鉴苏联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观点，而是完整和全面地把包含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概括和总结了出来，并成功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所拥有的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底，使他能够更加坚定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结合”的解读视域还使毛泽东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之理论机制的认识。

关键词：两个结合；矛盾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把包含在西洛可夫、米丁等苏联哲学家所阐述的具体认识论观点[1]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完整准确地概括和总结出来，并与抗日战争这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自己所熟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能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等矛盾的不平衡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等问题上做出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他不是为了单纯地把握关于矛盾的认识论原理而去撰写《矛盾论》的，而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分析1937年中国社会的矛盾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找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而去分析矛盾问题的。这就势必使毛泽东在分析矛盾问题的重点时不会像西洛可夫等人那样侧重于关注矛盾的质的特殊性，而是把解读重点放在对具体矛盾的发展变化的研究上。他也不是在毫无中华传统文化储备的情况下对西洛可夫等人观点的简单接受，而是在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福祸辩证法、相反相成等辩证思想的基础上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就势必使毛泽东不可能简单地接受只谈主要矛盾之决定作用而不重视非主要矛盾之相关作用的观点，而会把阐释的重点放在对矛盾力量之不平衡性及发展变化性的研究上。对这两个理论质点的理解和把握，能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学理机制及创新路径的认识。

[1] 这些观点体现在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中。

一、“第一个结合”与《矛盾论》的理论创新

什么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在毛泽东看来，矛盾的不断发展性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时要特别加以关注的。就矛盾的不断发展性而言，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语境，毛泽东从关注这一问题的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矛盾的发展变化性。譬如，早在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就已经熟练地从发展变化的维度来谈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在革命的高潮何时到来、红军的前途等问题上滋生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明确地指出，那些只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观察其实质的人，是无法真正解读中国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的问题的。只有从矛盾的视角入手，从矛盾的不断发展性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地回答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1]他还沿着这一线索深入剖析与解读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中国的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与外货商人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2]

到了1937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用这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和审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他明确地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两种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变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来。“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3]对主要矛盾之发展变化性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毛泽东能够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问题上得出正确观点的重要前提。毛泽东的这种解读矛盾问题的独特思路，也被运用到了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不断变化性的分析之中。他指出，尽管在抗日战争的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因而在中日矛盾中日本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这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中国军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进行全民族抗战，那就一定会使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变，并最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4]。

就矛盾的不平衡性而言，毛泽东在1937年5月3日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日矛盾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政治比重，原来占据主要矛盾地位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除日本之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就消失了，它们只不过是在当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5]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矛盾的不平衡性。它首先是对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各要素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变的强调，其次是对非主要矛盾及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只可能在矛盾关系中的比重发生转变的强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与其他各种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是把自己归并到他们的力量之中。 

正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具有上述两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当毛泽东在批注和借鉴西洛可夫、米丁等人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时，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加以照搬，而必然会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矛盾的角度，来推进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西洛可夫等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想要强调当时社会的矛盾具有质的特殊性，它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而且也与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矛盾不同。因此，他们在阐述社会矛盾的基本特性时，侧重于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弱化了对矛盾普遍性的重视。而毛泽东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语境中，想要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的确具有新的内容，即已经转变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来，但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矛盾，而是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发展到当下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因此，他在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的同时，一定会同时也强调矛盾普遍性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层含义即每个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上都有矛盾）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矛盾的特殊性才不至于成为孤立的特殊性。 

同样，西洛可夫、米丁等人想要强调当时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苏联社会的基本特性，这种特性是与由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社会特性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在理解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关系时，侧重于强调前者的决定作用而对后者的反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转化与发展问题不感兴趣。这使他们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时难免会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而毛泽东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语境中，想要强调的是中日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确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日本因素作为中日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确也决定了此时这一矛盾的基本特性。日本帝国主义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而此时的中国尚未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在当时（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的中日矛盾中，我们还处在比较困难的地位，“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6]因此，毛泽东在理解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时，虽然也强调前者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十分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性，他关注的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前者对事物性质的决定作用，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维度上的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矛盾的不断发展性及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就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而言，西洛可夫、米丁等人站在苏联当时的实践语境中，想要证明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有可能解决苏联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谈到这一主要矛盾时，西洛可夫指出：“过渡的制度之全部发展中的其他一切矛盾，就受以上的主要矛盾所规定；但是，由于现今苏联的工业化、基于全境集体农场化而对富农阶级的清算、以及国营农场建设的成长，这个主要矛盾正在被解决之中。他们暴露了过渡的经济之主要矛盾，证明了苏联具有站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内部之力去解决这个矛盾的完全可能性。”[7]他指出了苏联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解决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完全可能性，但没有清晰地说明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存在着属于它本身的社会矛盾。这就使西洛可夫等人在谈到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观点时，总给人以一种言不到位的感觉。他们尽管承认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但在理解这种绝对性时往往无法上升到矛盾的本质特征的层面，相反，只是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譬如，他们在理解法国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时，把刚开始时两个阶级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说成了同一性，把后来两个阶级的利益出现了对立说成了斗争的绝对性。[8]他们实际上没有看到这两个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即使在革命刚开始的阶段也是存在着斗争的绝对性的，只不过当时这种绝对的斗争性还没有导致双方的直接对抗罢了。矛盾的同一性也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而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对现实社会中的矛盾的两个特性尤其是第二个特性即矛盾斗争性之绝对性的理解上的相对模糊，影响到了西洛可夫等人在理解矛盾的上述两个特性时的理论深度。

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而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语境中，准确地把握住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毛泽东清晰地看到了国共两党作为矛盾的双方，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体条件下，具有相互依存等矛盾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并非无原则的利益一致性，而是始终具有斗争性的矛盾双方在特定条件下所具有的同一性，甚至这种同一性本身也是需要通过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来获得的。在1937年5月3日所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在谈到目前阶段的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9]由于始终站在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解读视域中，毛泽东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解显然比西洛可夫等苏联学者要深刻得多，“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以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性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10]。

[1][2][3][4][5][6][9][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101-102、252-253、279、254、325、255、333页。

[7][8]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9年，第202、216页。

二、“第二个结合”对《矛盾论》理论创新的推进作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能把被包含在西洛可夫、米丁等人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准确梳理和概括，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还得益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也就是说，这是跟他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分不开的。毛泽东自年轻时代起就一直非常喜欢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这对于他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仅就《矛盾论》而言，这种帮助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准确把握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促进作用。在《矛盾论》的第三节谈到要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孙子·谋攻》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和《资治通鉴》（卷192）中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2]的观点。试想，如果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部分内容很熟悉，他怎么可能把这些观点信手拈来地加以运用呢？而从对“彼”“己”之辩证关系加以准确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切入对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的理解，那就自然不会停留在仅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后者在矛盾力量不平衡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层面上了。当西洛可夫等人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仅强调主要矛盾对事物性质及非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时，他们的方法论背景中一定没有类似于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而当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底的毛泽东在借鉴和批注西洛可夫等人的上述著作时，展现出了非常清晰的既借鉴又超越的态度。他在解读矛盾的特殊性时所关注的，不是某种既定的、静态的矛盾的特殊性，而是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这就使他必然会既关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关注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因为正是这些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才导致了事物本身的不断发展。

其次，对于准确地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有促进作用。毛泽东在为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而作的对西洛可夫、米丁等人著作的批注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语或观点。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的观点时，毛泽东在所引文字的旁边加了这么一段批注：“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3]这段话中的良药苦口那一段，来自《史记·留侯世家》。“佳人却可倾国”这一句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福祸辩证法的那一句来自《老子》第五十八章。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矛盾论》第五节“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谈到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时，毛泽东引用了《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反相成”的观点[4]。当毛泽东站在这种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借鉴和吸收被西洛可夫、米丁等人的相关论述所包裹住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时，他不仅准确地发现了西洛可夫等人观点中有价值的部分，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创新性的发展。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8页

熟知福祸辩证法的毛泽东不可能满足于西洛可夫等人的那种从对立双方的相互渗透的维度来理解矛盾同一性的观点。他深入了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层面来全面地解读矛盾同一性的深刻内涵。西洛可夫等人尽管也谈到了矛盾的一方面向另一方面的转变，但他们事实上只是从相互渗透的层面来理解这种转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章第六节是谈论矛盾的同一性的，但这一节的标题却是“对立的互相渗透”[5]。在论证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时，他们所举的例子也只是来说明相互渗透而不是互相转化的，“矛盾的一方面以他一方面为前提，向他一方面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变动并制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发展；但是，后者又在其本身上变动并制约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资本家的工场之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总体；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同时，又表现为生产力的总体（劳动力、生产手段）”。[6]此处显然完全没有谈到相互转化的问题。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此问题的阐述则要深刻和准确得多。“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7]

最后，对于准确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与均衡论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促进作用。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均衡论”一节时，毛泽东引用了《吕氏春秋·尽数》中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论语·颜渊》中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等观点[8]。试想，深受这些观点影响的毛泽东在强调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即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当然不可能会因此而走向均衡论即忽略前者之决定作用的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在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的视域中来阐释反对均衡论的观点的，而西洛可夫等人虽然也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均衡论的观点，但他们只是在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视域中来解读这一问题的。这就使得西洛可夫等人的反均衡论观点与其对矛盾论的阐释之间发生了脱节。毛泽东在批注西洛可夫等人的著作中谈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时，的确首先谈到了外部矛盾通过内部矛盾起作用。但他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理论层面上，而是进一步谈到了内部矛盾本身也会发生变化。“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和红军，但必须苏区和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9]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并没有专题论述反均衡论的内容，而是把这些内容融进了其第四节“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之中。

[1][2][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3、313、333、329页。

[3][8][9] 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8、107-108、107-108页。

[5][6]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9年，第205、205页。

三、《矛盾论》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理论创新？

行文至此，必须谈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文本之中。但毛泽东在1937年7—8月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之前并没有读过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认识是从对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的阅读和批注中获得的，这可以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文本中找到证据。既然如此，当我们在思考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的创新性发展时，我们的参照对象到底应该是毛泽东当时尚未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还是毛泽东当时认真阅读和批注过的西洛可夫、米丁等人著作中所阐释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观点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其原因有二：（1）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岂不成了两种认识论观点之间的外在比较了？这很难凸显毛泽东在“两论”中所阐发的认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逻辑环节。（2）关于后者观点的主要质疑是西洛可夫、米丁等人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凭什么可以当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待。如果我们的解读对象是毛泽东在“两论”中的认识论观点是如何对西洛可夫等人所概括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这会不会降低毛泽东的认识论观点在理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问题其实大可不必忧虑。当我们说解读毛泽东在“两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发展要以他当时读过的西洛可夫、米丁等人的哲学教科书为参照对象时，并没有说这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准确表述或完美表达。从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它们的突破与创新来看，它们事实上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完美表达，而只是反映了处于当时特定实践语境中的苏联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的特定理解而已。既然如此，那是否意味着这两本哲学教科书没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表现形式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没有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或教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阐释都是包含在对杜林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阐释之中的。因此，即使是直接阅读他们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著作，也有一个从他们对特定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梳理和概括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环节。其中有概括得好的，也有概括和总结得不好的，这跟我们从当下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来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加以概括的方法论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跟当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概括和总结这些文本中的认识论观点，那就能概括得好，否则就会概括得不好。

当毛泽东在面对他当时所能获得的上述两本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教科书时，他在意的其实不是这两部哲学教科书所呈现出的具体观点和结论，譬如，他显然不满意西洛可夫等人过于强调矛盾特殊性而忽略矛盾普遍性之理论重要性的观点。他真正在意的是西洛可夫、米丁等人在阐述其具体结论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这两本哲学教科书中，这些基本原理有些是被阐释清晰的，而有些则未被阐释清楚，或者说，被阐释得还不够全面和准确，譬如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是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阅读和批注这两部哲学教科书，那他就很可能无法对包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加以准确概括和理解。而事实不是如此，毛泽东恰恰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出发来阅读和批注西洛可夫等人的哲学著作的。这就是他能够完整准确地从这些哲学著作中概括和梳理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原因。因此，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内容及意义，才使包含在上述两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内涵得以全面和深刻地凸显出来，同时也使它实现了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深化与发展。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这一过程也是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层面的过程。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早在1953年4月的《〈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一文中就已经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矛盾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它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1]。

1937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领域只能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他没有也不曾想对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观点进行简单的复述和引用，他感兴趣的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包含在这些哲学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完整准确地梳理和总结出来。他做到了。因此，当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时，我们要注意：毛泽东不是在把已有的、现成的、已经被完整全面地概括和阐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切实地从“相结合”的角度入手，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完整全面地概括出包含在这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具体认识论观点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之中。国内学界有的学者也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实践论》《矛盾论》作为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尤其重要的是，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使中国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自身、发展自身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外在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2]正因为如此，以当时毛泽东所阅读和批注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为参照对象，来审视和解读他在《矛盾论》中所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推进研究此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路径。

[1] 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汪信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

[2] 杨信礼：《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