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民国是个闪耀的年代。

醇美的香槟，贵妇怀里的波斯猫，黑胶唱机里的阵阵周璇的歌声，绅士们穿着笔挺的西服举着酒杯谈笑风生，将军们蹬着蹭亮的军靴品着咖啡指点江山，名媛们身着华美的旗袍聚在一旁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

其实，公正的评价，民国只是一个时代罢了！

和现在一样，它有都会城市的灯红酒绿，也有穷乡僻壤的贼匪刁民；它有举世瞩目的荣誉成就，也有弃城卖国的腐败悲哀；它有金玉，也有败絮......

民国，就是民国而已。

只是，人们总是对过往比较怀念罢了。

那么，民国的咖啡文化是如何？为什么会有“咖香十里，不如吃你”如此赤裸裸的公众言论？且让我们来看看。

虽说咖啡自1884年传入我国台湾，1892年开始在云南种植，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民国那会喝的咖啡，基本不是中国自己种的，大部分都是从隔壁“老日家”进口，还有一些是从美国、德国，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国家进口的。 ↑ 民国咖啡广告（C.P.C 即“上海牌”前身）

早年咖啡的译名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磕肥”的音译，见于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出版的《造洋饭书》。

该书是为来华的外国人吃西餐和培训中国炊事员、厨师而编写的，其中讲授了制作、烧煮咖啡的方法：

“猛火烘磕肥，勤铲动，勿令其焦黑。烘好，乘热加奶油一点，装于有盖之瓶内盖好，要用时，现轧。”

↑ 民国咖啡广告

外国人带来了咖啡树、咖啡豆，也带来了咖啡馆。

1905年一法国人在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蒙自开办了“滇越铁路酒吧间”，吸引了到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光顾，极为热闹。

这实际上就是一家咖啡馆与小酒馆的混合产物，也是欧洲咖啡馆的主流模式。

↑ 专为外国人服务的陪酒女郎

上海早期的咖啡馆也都由外国人经营，是特别为19世纪中期那些刚离开货船，满怀乡愁的水手而设的。

顺理成章的，咖啡馆的第一批常客，就成了专门做水手生意的妓女。

↑ 专为外国人服务的陪酒女郎

喝咖啡只是少部分人的消费，是一种特权的象征，一种身份的认同。

最早时，咖啡在租界兴起，不少尝试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尚先锋”（上海人称“老克勒”）也去尝鲜，一喝往往叫苦不迭，大呼“苦得像中药一样”“没想到像咳嗽药水一样难喝”。

↑ 民国咖啡方糖(克宁)

随着西餐普及，附属于餐馆的咖啡也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吃完西餐，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在那个时候是一件非常“洋盘”的事情。

在西餐厅消费的，除了洋人，大多是荷包里有些钱的常客，很多还会说一两句英文和法文。

↑ 大中华咖啡馆广告

其后，经营性的咖啡馆也在各大城市普遍出现，并在20世纪20-40年代成为文化潮流。

据清末民初之人徐珂叙述：“饮咖啡：欧美有咖啡店，略似我国之茶馆。天津上海亦有之，华人所仿设者也。兼售糖果以佐饮。”

入口处铺设着地毯，留声机播放着流行的西方音乐，桌上摆放着从外国进口的花瓶和烟灰缸——当时的咖啡馆，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展览馆。

↑ 上海静安咖啡馆广告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民国时的上海文人会用略带自恋和夸张的口气说，咖啡馆的乐趣，首先第一就在于，“咖啡本身的刺激不亚于鸦片和酒”。

实际上，更多的喝咖啡的人其实并不热衷咖啡豆的产地、咖啡味道的纯正与否，也从来不会以为凭舌头就可以尝出咖啡豆在哪一处阳光照晒下形成的细微区别。

↑ 德胜咖啡行（上海咖啡鼻祖张宝存创立的C.P.C牌）工人们在加工咖啡

男人们选择咖啡馆，除了聚会联谊，还有一个不大上台面的原因——和女招待谈谈阳春白雪、调调情。

“你若是坐在咖啡馆里，定可遇着那十七八岁的处女，在红灯绿酒之下，细细的对你追述她已往的Romance……”（张若谷《现代艺术的都会性》），这倒是和现在喜欢日式女仆咖啡屋的宅男趣向惊人的一致。

在民国历史上，长沙咖啡馆利用漂亮女招待引发的商战风云，甚至引起全国娱乐性小报的兴趣，话题不断。 严怪愚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曾直接评价：“许多人（去咖啡店），不一定喝咖啡，而是吃女侍者”。

↑ 1936年《长沙市指南》远东咖啡店广告

最出名的长沙女招待，要数大名鼎鼎的主演过《夜半歌声》的电影明星胡萍。在进入电影界前，她就是远东咖啡店（长沙第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

1936年长沙报章记载，“当时一般纨绔子弟，趋之若鹜，有仅食一二角，而竟给小费至数元以上，盖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作用存焉”。

胡萍之后，长沙咖啡馆的商业竞争发展到选举“咖啡皇后”。远东的唐云、吴慎宜、张利真都曾参加过，唐云更是首选荣登宝座。

田汉在《沫若在长沙》一文中（1938年）谈及远东咖啡店：“那儿的女招待们似乎都有些自负，仿佛每一位的将来，都有成为电影明星的希望。” ↑ 民国“作家明星”胡萍

远东之后，长沙开办了最时尚的咖啡馆——南门口的青春宴饮社。

去那里的男人们同样首先不是点咖啡，而是先点那里著名的女招待叶红，看她拿着口琴，吹一曲《桃花江》。也有人点名要女招待银真，听她唱一折《苏三起解》。

↑ 长沙青春宴饮社

民国时期，因为有咖啡馆这个公共空间，文化热潮才得以萌发。

众多文学作品都或以咖啡馆为舞台展开，或真实地在咖啡馆中被孕育，咖啡馆甚至成为了文坛八卦的“案发现场”。

1928年8月6日《申报》甚至出现了新专栏“咖啡座”，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可说是“自由谈”的前身。

↑ 民国时期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咖啡馆

咖啡馆欢迎女性出现，虽然两性的等级制度还是相当僵化的。

去咖啡馆的女性，要么是一些阔太太阔小姐，整天吃喝不愁，寻思找点洋气的事情提升提升气质；要么是风靡一时的交际花，毕竟品咖啡也是时代要求的一项工作技能。

↑ 民国咖啡馆里的阔太太们

此外，普通的文艺女青年也会光顾咖啡馆。她们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所以去咖啡馆体验，是她们创作出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的一个方式。

作家马国亮的《咖啡》一文中，就记录了一件令他颇感意外的事，他在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两位女人谈话：

“她们谈的是文艺，国民党，政治，什么都谈，她们说完了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汪精卫、蒋介石”。 ↑ 民国咖啡馆里的文艺女青年

这种“咖啡文化”鲁迅是看不惯的，他曾公开发文表露自己非常不屑于咖啡馆所抱持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批评归批评，没多久鲁迅还是成为了离他当时的上海住所很近的咖啡馆——公啡咖啡馆——的常客及活字招牌。

↑ 公啡咖啡馆

即便如此，鲁迅本人仍然是不喝咖啡的！去公啡的时候，通常都自备中国茶，并常常说：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而鲁迅之所以会去咖啡馆，既是为交际和聚会，或许也是他对那些喝咖啡的同伴勉为其难的支持。公啡也总被视为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

1934年，萧军、萧红夫妇就是带着自己的小说手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和鲁迅在公啡里聊天长谈，碰撞思想的。 ↑ 多伦路48号前鲁迅与他的学生交谈的雕像

咖香十里，不如“吃”你！

历史上咖啡馆总是充满了娼妓和情色

民国时代亦不例外

直到今天喝咖啡仍是性欲的延伸

是男女捅破窗户纸的关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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