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字时代的叙事、文化与素养

本文的访谈从亨利·詹金斯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数字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谈起。在具体的分析中，詹金斯从不同数字媒介的基本技术属性出发，探析叙事元素和能量在不同平台之间流通，并被不同平台分解和重组的过程。

常江：为什么您要去研究“讲故事”这个具体的议题？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亨利·詹金斯：讲故事的实践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故事对那些生产和消费它的人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讲故事赋予了我们对于作为一个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意义。我们想听优秀的叙述者讲故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技能创造出独特的体验。我们也想在一个更加社会化的环境中，将这些故事变成帮助我们与别人进行社会交流的资源。即使有些故事讲得不好，我们也会容忍，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总之，我们应该从文化和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理解讲故事这件事。

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新空间，使用作者和读者不太熟悉的工具时，我们往往更依赖于遵循我们熟悉的、有可预测的规则的故事。正因如此，那些最先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成功传播的内容，往往是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的内容（叙事）。我们不应该惊讶于将新技术应用于莎士比亚作品或圣经文本传播的种种实践。内容和平台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新的内容反而有助于塑造公众对平台价值的看法。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产品在利用媒介的功能方面越具创新性，它在内容层面就越要保守，以帮助公众顺畅地实现这种转变。我们研究叙事，研究讲故事行为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里。

常江：您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数字叙事。能谈一谈数字叙事和其他类型的叙事有什么不同吗？

亨利·詹金斯：不同之处其实就体现在它是“数字的”。不过，严肃地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数字”这个词可能会把我们限制在某种特定的叙事和娱乐体验上，这些体验与电脑的功能密切相关。有整整一代研究者在诠释我称之为思辨美学的东西—试图确定数字媒介的特殊性，然后用它来预测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讲故事方式。但是，“数字”现在可以包含广泛而不同的叙事实践，既包括那些通过非数字平台建立起来的东西，也包括那些“生来就是数字的东西”。数字叙事可以包括通过数字工具生成的故事、涉及各种形式的网络参与或交互的故事、通过数字平台发布的故事，以及通过数字平台消费的故事。数字叙事可以包括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电影或音频，也可以涵盖除了通过联网计算机外其他媒介都无法呈现的叙事。

我的假设是，今天我们产生的每一种声音、图像和故事都将通过所有可用的媒体平台传播，因为公众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使用媒体，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合法非法，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获得自己想要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就算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叙事还没有完全发生，但这个词的文化内涵将会比它的实用意义更重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三种数字叙事的模式。第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多媒体（multimedia）叙事。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中集合了一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会同时利用文本、视频、音频、交互式媒体或静态图像来产生某种集成体验。第二种是我所说的跨媒体（transmedia）叙事。在这里，讲故事的人使用数字平台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传播渠道传播故事，这样每一种媒体都为故事世界的整体体验增添了一些重要的元素，而读者则必须积极地追踪和重组这些分散的内容以获得完整的体验和意义。第三种则是交叉媒体（crossmedia）叙事。有些故事本来是为某种特定形式的媒体制作的，但人们可以从数字平台上访问或下载。

当我们超越了多媒体、跨媒体和交叉媒体之间的界限，我们还可以为数字叙事总结出一些跟娱乐体验相关的特性。首先，我们可以将交互性作为数字叙事一种预设的属性加以讨论，比如在数字游戏的设计中。其次，我们可以将“参与”看作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选择，鼓励参与者做出积极的创造性决定，使他们对发布或传播的内容拥有某种个人或集体所有权。总之，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上面提及的这些类别（多媒体、跨媒体、交叉媒体）在过去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争取数字时代更大的参与性而斗争，这场斗争也将变得越来越紧迫。

常江：在理解数字叙事和参与式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使用数字技术的普通个体应该有什么新的认识？

亨利·詹金斯：就个体而言，必须要意识到在过去20年来，可被用于传播的内容的容量规模已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学会利用这种“共同容量”来指导集体行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找到了更加鲜明的自我主张。这样的大规模信息容量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或许也带来了我们暂时不能完全理解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当我们对于自己的“受众”做出错误的预判或假定时，风险就必然会产生。新媒体环境尚存多重漏洞，导致媒体内容在预留安全空间之后，难免陷入更加激烈的斗争。以上这些观点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那就是：在追求和维持一种参与性更强的文化的同时，必须培养数字媒体用户的批判性媒介素养和技能。

常江：您曾将这种“批判性媒介素养”称为“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能具体说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素养吗？

亨利·詹金斯：我出身于媒介和文化研究传统，见证了人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媒介环境的理解过程。我一直认为，在媒介研究、文化研究和教育学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有价值的交叉领域，因为媒介、文化和教育的彼此渗透和彼此影响，正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一直以来，我都与麦克阿瑟基金会保持着合作，关注当代青年消费媒体的程度和方法，进而提出公共机构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信息过载，在这种情况下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我们解析过载信息、选择关注点、审视运营环境，并获取、挖掘用于准确理解信息的相关数据。要看到，这种新的素养要求与传统的“深度阅读”很不相同。有时独自坐在树林里看书是一个合适的做法，有时准确深入地解析推特上的细碎信息显得更加重要。数字技术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在两种需求之间转换自如，并且明白该用什么模式来完成眼前的任务。简而言之，所谓的数字素养就是指如何适当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与不同类型的信息相匹配。

常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理解媒介融合？

亨利·詹金斯：坦率地说，如今我不再经常使用“媒介融合”这个词了，不是因为这个词不能准确描述媒体运作的现实，而是因为，在很多方面，主流媒介研究已经接受了我所提出的“融合文化”概念，并更新了我们的观点。我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就是想把学术性的媒介研究从单一媒体平台的角度，上升到考量不同媒体平台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层面。比如，关于数字叙事的观点就认为，内容拥有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得以生产、传递和消费的多种方式，并最终达成一个总体性的累积效果。

在理解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的过程中，我对于融合文化的阐释得到了印证。我们发现，在政治议题上，人们倾向于关注新兴的平台，如推特、Facebook、YouTube等，仿佛是技术本身决定了活跃分子对于这些平台进行部署和使用的方式。我们不断谈论推特革命或标签活动，但事实上，我自己目前的研究发现政治活动家其实正在使用一切媒体追求他们所认可社会正义，他们的政治理念的传播是在一个巨大而松散的融合网络中完成的，推特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当然是很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网络中，每个人都在用能够使用特定的技能和特定的媒体生产和传递信息，而人们对于整个运动或者理念的理解，是来自全网络的累积效应。比如，各种“占领运动”的核心观点，就是以惊人的范围和速度在社交网络、不同的传播渠道、不同的平台上完成传播的，但人们却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一场“推特运动”。当我们通过这么多不同的渠道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这些信息时，力量就来了。这就是“数字世代”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他们在一种参与性更强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直接参与媒体制作和传播过程，他们已经掌握了用融合文化的力量去追求政治变革和社会公正，而不仅仅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常江：您提到以“占领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线上运动。然而，我们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看到了这种高参与度的现象运动在创造了您所说的“集体智慧”的同时，也难免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现象，甚至导致福柯所说的“真理暴政”的出现。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亨利·詹金斯：是，也不是。我所理解的集体智慧，是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或道德温度和技术维度。根据皮埃尔·拉维（Pierre Levy）的观点，网络化通讯使新形式消息的产生和传播成为可能，这将会成为制衡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的力量之源。他将这一愿景描述为一个可实现的乌托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之努力，但它未必是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他着重强调“协商”是我们相互了解、制定准则、突破传统界限和既定机制、交流知识与能力的主要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我们所传递的信息负责，各种想法都会接受预先商定好的架构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到，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平台通过既定的规范来解决争端，而不会中断群组中正在进行的共享项目。诚然，过于乐观的地方在于，我们都认为只要人们不断参与共享信息、不断拓展自己创造知识的能力，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就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展。但是，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这种原本再自然不过的机制始终饱受侵害。我们看到政治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较量，社会信任崩塌，怀疑主义引发犬儒主义，宗族主义卷土重来。

因此，现在我们不得不将《星球大战》电影所引发的狂热舆论当作战场，目睹极端右翼份子不断蛊惑“愤青”去攻击与他们不同的人和价值，亲历俄罗斯黑客和各种自动程序加深群体间的分歧，痛心于有色人种女演员被网络上的乌合之众肆意辱骂，惋惜被侵害过的女性借助数字媒介的发声被日趋边缘化……我曾设想通过低风险的途径（如大众的文化技能）去介入对高风险话题的讨论（如政治领域、宗教领域或者教育领域），但眼下的局面显然加重了不确定性，比如美国国内目前的党派纷争和文化分裂。所以，我要说的是，拉维的“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值得期盼，也许能够达成，但现实也表明，它比我们15年前所设想的要更加难以实现。

常江：您提出的“积极受众”和“参与式文化”等理论，对当下的媒介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针对网络信息的审查制度目前仍然是任何形式的新文化的重要塑造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实现对于您所推崇的“参与式文化”的理论化？

亨利·詹金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而我现在可能无法给出一个清晰而充分的回答。尽管近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也在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之后，与那些国家的学者一同交流和测试我提出的观点。但我几乎只在美国的环境下工作过。我通常希望人们在假定我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以他们自身的阅历和经验来检测我的主张。但人们似乎总是能够找到证据说明，即使在高压的环境下，仍然存在着积极、主动的受众创造实践。

这些“受众”有与他人联系的渴望，期待能够在不那么政治化的领域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能够以批判性的姿态与外部世界相连。在我的经验来看，压迫性越强的社会里，人们就越倾向于信赖流行文化，如音乐、戏剧、迷因（meme）等等，而非制度。有人认为这样的相互作用能够使人们建立信任、获得技能，但只有在大环境允许时才能调动起来，成为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这种与流行文化的有限联系—尤其是来源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流行文化—也会促使人们打破源于本土文化的正统观念，转移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空间，从而实现自我赋权，比如你对中国本土女性意识的研究。所以，我认为参与式文化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但是在正式提出如何在高压环境下建构参与式文化的完备理论之前，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阅读和研究。

常江：您关于媒介融合是“文化进程”而非“技术终点”的理念对我影响颇深。但是这个观点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文化决定论”的意思？技术在您的媒介理论体系内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亨利·詹金斯：我们处在一个透过压倒性视角看待事物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无论被理解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始于技术决定论。谷歌是不是让我们变得愚蠢了呢？推特是不是在分离我们？脸书革命可以改变世界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充斥着我们的思考和讨论，制约着我们的判断。所以说，哪怕单纯是为了追求一种平衡，在技术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二者之中，我也更倾向于选择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为我们提供了考虑这些争论的动力。对于我来说，不是技术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利用技术做了什么。诚然，技术自身的属性塑造了人们使用技术的难易程度；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人们在受到技术的限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自己的行为。但我还是要指出，“优先权”这个东西在文化中的普遍存在，体现了文化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落脚于人民如何从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那一项；而没有被选中的那些方案，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技术力量的支持，都注定会失败。社会的发展，就取决于公众将哪些东西看作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常江：在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哪些学者对你产生了影响？

亨利·詹金斯：在进入爱荷华大学读研究常江：您将自己称作“学者粉”（aca-fan），并且在过去二十年里让这个词变得大众化。在您的影响下，我也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忠实的成人卡通（adult animation）迷，然而，我发现有的时候协调这两个身份并不容易。比如，我通常只会对自己作为粉丝感兴趣的文化形式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又很难时刻保持清醒，更不要说客观了。您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亨利·詹金斯：我要先设定一个假设，那就是人类是有能力跳脱出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客观的思考与创作的。流行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会在情感上引起我们的共鸣，进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活跃元素。既然我们不希望文学学者们写他们所厌恶的书，那么我们又何必对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感到愧疚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关系结构，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结构的存在。这种对研究者的主观性的包容，贯穿了文化研究历史的始终，也体现了女权主义、酷儿理论以及批判种族研究所带来的有益影响。“学者粉”的身份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关于文化的某种非黑即白、爱恨分明的二元对立的态度。相反，作为一名粉丝，我和我所关注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不稳定的痴迷与懊恼的混合体。这种复杂的感觉，正是让我们成为粉丝的最初动因。很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研究评论界缘何憎恨一部作品，要比研究大众为什么喜欢一部作品更有价值，这其实体现了“反粉丝”和“粉丝”两种研究立场的差异。也就是说，并不是做出了反对、轻视粉丝的姿态，你就做到了客观公正。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不该停留在最浅层的表达层面，而应与文本展开深入的对话，从而在更加宏观的文化语境下去理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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