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沙漠中的婀娜多姿

“沙漠中的婀娜多姿，那就是我。”常沙娜微笑着和我们说起她名字的寓意，此时，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她的白发和身边硕大的朱红色花朵上，她似乎跨越70多年的时光回到敦煌，当年的照片上，她身穿哈萨克族彩裙，笑靥如花，宛如一位小公主。

这个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的女孩，名字的原意是塞纳河，12岁起和父亲常书鸿一起守护敦煌，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和大漠黄沙结缘，她的名字从此有了新的意义。

“我们都是敦煌人啊！”她一直记着父亲说的这句话，她辉煌而坎坷的“设计人生”中留下了关于敦煌的深深印记，敦煌是她一生挚爱，也练就了她的“童子功”。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中国大饭店……一批不同年代、带有敦煌元素的国家形象和城市地标性建筑装饰，成为首都北京独特的风景线。

一切回到70多年前初到千佛洞的那一晚，常沙娜靠在沙发上追忆往事，语调平静缓慢，所有的苦乐与悲欢都已风轻云淡。

1.永远忘不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眼神

常沙娜说，她永远忘不了1943年11月那个傍晚，她和妈妈、年幼的弟弟抵达莫高窟，“欢迎晚餐”是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人面前一碗水煮切面。常沙娜问爸爸有菜吗，常书鸿回答说，这里比较穷，没有菜。

常沙娜在自传中写道：“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眼神，当时我心里酸酸的……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此时的常书鸿已经立志研究敦煌艺术，守护敦煌瑰宝。当时敦煌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有人把这里的生活称为“无期徒刑”，常书鸿丝毫无惧。

一家人原本在法国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常书鸿在美术界崭露头角，身边是一群艺术家朋友，大家经常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为什么他毅然决定冒着硝烟战火举家回国，长途跋涉来到漫天黄沙的敦煌呢？

“他在巴黎旧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我爸爸就很奇怪，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数典忘祖，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大西北，他就决定去敦煌。”1935年，常书鸿和敦煌的一次偶然相遇，敦煌莫高窟就这样走进他的生命，也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我父亲是杭州人，他说他是‘杭铁头’，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到。”1943年，常书鸿带着他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见到魂牵梦绕的壁画、彩塑无人保护，心痛中，常书鸿决定安家敦煌。

常沙娜和父亲一起留在敦煌，从此，莫高窟九层楼的钟声伴随了常沙娜的少女时代。在平静的讲述中，常沙娜多次用了“快乐”这个词，而没有一次提到“苦”。“没有什么吃的，大人吃啥我就吃啥，慢慢也习惯了。后来种了菜种了树，而且养了好多羊，所以我一直没有觉得受什么苦。”

实际上，当时敦煌环境的艰苦超乎想象，常沙娜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吃醋：“当地的水碱性大得很，喝水的玻璃杯上满是白印，凝固的都是水中的碱。”即使是这样的水也很宝贵，“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常沙娜的妈妈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最终决定不告而别，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妈妈走后，父女俩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14岁的常沙娜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辍学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2.在洞窟走进走出，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战乱流离，环境艰苦，家庭变故……年幼的常沙娜早早就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为何能一直保持乐观和坚强？答案还是在敦煌。

常沙娜回忆她第一次走进千佛洞，“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从此，跟在大人后面登上“蜈蚣梯”临摹莫高窟壁画成了她最快乐的时光。“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我看见谁上洞就跟着，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大家都说我这个小孩画得也很不错，听到夸奖，我就画得更来劲了。”

此前，一些画家曾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是用图钉把纸按在壁画上拓稿，在墙上钻出小孔不可避免会损害壁画，常书鸿为了保护壁画，要求研究所人员一律采取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爸爸有空就来指导我，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还要抓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很大，但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提高了造型能力，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常沙娜还回忆起，在敦煌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磨颜料，这是大家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因为最初临摹用的颜料要从重庆等大城市买，非常困难，“爸爸他们做试验，利用当地的红泥做红颜料，黄泥做黄颜料，就发动大家动手研磨泥巴。傍晚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院里、屋里人们各拿一个粗碗，一边聊天一边研磨颜料，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都很愉快”。敦煌的晚上没有娱乐活动，大家清闲下来做什么？“爸爸就组织画速写，挂两盏煤油灯，请当地的老乡做模特儿，大家围在那里画，气氛非常好。”

常沙娜回忆，爸爸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然后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晚上跟着大家画速写。“爸爸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都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他给我介绍历史，让我系统地了解敦煌各时代画风的特色。”

常沙娜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沉浸其中，常沙娜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她常常还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多年后，当她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

3.要用敦煌壁画里的鸽子，不要用毕加索的鸽子

常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中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1950年11月常沙娜从美国返回祖国在轮船上留影，这个19岁风华正茂的女孩经历过敦煌艺术的洗礼，又接受了西方的系统教育，此刻她正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很快将遇到改变她一生事业命运的人——林徽因。

两年前，在加拿大籍犹太裔女士叶丽华的资助下，常沙娜离开敦煌，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深造，她学习素描、透视、色彩、绘画、设计、人体解剖、美术史……接受了西方系统的艺术和文化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常沙娜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选择中断学业，在打工攒够路费后毅然回国。

1951年，在故宫的午门城楼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中，常沙娜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来到刚组建不久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正是这次相遇，使常沙娜从绘画转向敦煌图案设计、工艺美术教育专业。

“那时候，林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只能躺在床上，然而她的头脑非常好，思想极其活跃，思维异常敏捷，想法如泉涌不断。只是她身体太差了，没有力气动手做。那两年，我每天都去看望她，坐在她身边聆听她的想法。”在常沙娜的印象中，林徽因经常是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梁先生就过来劝她休息一下。

“有一次林先生说，沙娜，北京有个很有特色的手工艺景泰蓝，你看怎么把敦煌的图案设计给用上？”当时传承了几百年的景泰蓝工艺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绝境，为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了一个景泰蓝挽救小组，常沙娜和钱美华等几个女孩子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景泰蓝曾经是皇家独享的工艺品，只在故宫中才能见到，林徽因对常沙娜说，宫廷景泰蓝并不能代表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新中国的景泰蓝设计不但可以用上敦煌图案，还要结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将陈设品转化为日用品。一句话点醒了常沙娜，“我马上就很开心地去做，做了台灯、盘子这些生活用品。”

1952年，在新中国承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林徽因带领学生们设计制作的景泰蓝台灯、烟具等成为赠送贵宾的礼品，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扬，郭沫若称“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和平”，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还特别设计了一款和平鸽丝巾。“林先生对我说，一定要用敦煌壁画里的鸽子，不要用毕加索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气，马上就设计出来了。”常沙娜最终设计完成的这款真丝头巾用的是隋代敦煌藻井的图案，中心是一圈雪白的鸽子，典雅华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这些礼物给了各国代表一个惊喜，常沙娜还记得当时苏联芭蕾舞艺术家乌兰诺娃赞美的话：“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常沙娜回忆起在林徽因身边度过的两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竟没有意识到每天听到的富有哲理的精辟见解多么宝贵，没有做过笔记，而那正是她短暂人生迸发出的最后光华。”正是跟随林徽因搞工艺美术设计的这段经历决定了常沙娜一生的道路，成为她全身心投入工艺美术设计和教育事业的前奏。“我是从二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常沙娜说。

常沙娜1947年临摹《燃灯菩萨》，常书鸿题字。

4.大会堂宴会厅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她热泪盈眶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灯，经过60多年的岁月依旧华光四射，美丽如新，它的设计者正是常沙娜，然而，她最初的设计方案却并不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呢？

1958年，新中国建设第一批“十大建筑”，常沙娜工作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组织学院几十名师生进入十大建筑的工地参加实际设计，常沙娜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设计组。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负责，受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我在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常沙娜在花的装饰性上下了不少功夫，然而却没有做任何功能性的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先生看到以后对她说：“沙娜，这样只设计花瓣不行，你得把通风口和照明灯组合在里面，仅中心的照明灯还不够，还要把外圈的那些小花和照明灯组合在一起，在外圈也得设通风口。”

常沙娜接受了张镈的建议，立刻修改了设计方案，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外圈的灯口连接不上，张镈又启发她能不能把这些圆点连起来。“听他一点拨，我马上开窍了，把外圈的小花也设计了成串的小圆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张镈看了也禁不住夸奖：“你把整体装饰效果和功能需求完美地统一起来啦！”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照明设计

常沙娜最终的设计方案把唐代的花饰图案与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以及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里，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需的使用功能，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获得了一致好评。“张镈工程师在设计过程中的教导非常重要，使我受益终生。”

经过建筑设计人员的日夜奋战，人民大会堂耗时10个月完工，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1959年国庆节前夕，能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常沙娜也受邀参加，那天的情景让她终生难忘。

“突然，宴会厅所有的灯全亮了，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地亮相在众人面前，瞬间的震惊过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爆发！以这样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我看到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此情此景，铸成历史和记忆，在我心中永远定格。”

除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常沙娜还设计了大会堂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图案、台阶上的花岗岩浮雕和须弥座图案，同时设计了民族文化宫大门的金属装饰，用卷草纹配上向日葵，以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团结”和“进步”的字样。

如今，60多年过去了，长安街边的这些建筑留下了时光的印记，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回望当年的设计，这些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大气的中国元素，尽显泱泱大国风范，设计者的匠心为人们留下了永恒的经典！

5.要向古人学习，要有内心的感受，要用手去画

1983年，自认为“最不像院长”的常沙娜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一干就是15年，为新中国培养出几代艺术设计人才，她说自己“事无巨细、婆婆妈妈，也得罪了不少人”。

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同时，常沙娜并没有放弃设计，1997年1月，常沙娜在深圳写生的时候，见到一种她以前不认识的花，花开满树，艳丽非凡，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常沙娜非常喜欢花，她的艺术灵感源于敦煌，也源于大自然。她立刻拿起画笔写生，描绘出这种不知名的花朵最美丽的形态，后来，她才知道，这种花就是香港的市花紫荆花。

常沙娜的写生画稿成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的创意，现在，这朵盛开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广场的、有敦煌风格的紫荆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标志与纪念物，也是海内外游客来港大多会前往的“打卡地”。常沙娜说：“作为设计师我很自豪。”

她说起这件事是为了提醒一些做设计的年轻人，“如今有些设计作品用电脑拼一拼就完了，这不行，要向古人学习，要有一种内心的感受，要用手去画，这是一个思考和创作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

说起在那些坎坷岁月中遭受的苦难，常沙娜一笔带过，她始终乐观坚强，在自传《黄沙与蓝天》的结尾，她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法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这句谚语陪伴她度过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喜悦哀伤。

常沙娜一生爱花画花，采访中她还特意把一盆红色的大花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她说不知道花的名字，家人怕她养护不当，花下压了张小纸条提醒：“我不喜欢喝水，给我多晒太阳。”看着美丽的花，她笑得像一个少女。

她今年92岁了，但是白发和皱纹没能改变她的美，由内而外展现的美好气质，经过岁月的沉淀反而愈发沉静馥郁。她的美来自绽放千年的敦煌之光，来自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来自艰苦磨难中的乐观豁达。

有收集四叶“幸运草”习惯的她经常会有收获。“我确实是幸运的，在快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等着我。”